彭玉泰

太阳依旧东升西落，月亮仍然用柔光包裹着大地，可那老房子却好久好久没有灯光透出，它没有改变的外形照旧地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又到了除夕，我携家带口地回来，在那漆黑的夜晚，灯光从老房子中透出，过往的行人不停地把目光送给它，似乎把那老房子当作了坐标。没错，它的确是游子心灵深处的坐标。

尽管交通再发达，不论你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回到老房子那段羊肠小道依然是步行。

我的奶奶是一个从未见过汽车的老人，是一个啃着洋芋活到九十七岁的老人，是一个到死都裹着小脚的女人。她虽然没有出过远门，但儿孙却漂洋过海留学他乡。儿孙们每次回家，她都坐在老房子的门内，她背靠着一扇门，手中提着棍子不停地驱赶着来讨食吃的鸡仔，口中不停地唠叨着：“今天你来找吃的，等我孙孙回来我就要吃你了。”

从早到晚，她就像把门将军一样死死地守着那间老房子的门，除了儿孙外连鸡狗都不能进入，就连那只最知人性的狗也只能睡在门外。

奶奶也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她四十岁丧夫，一人带着八个孩子在这间老房子中硬拼著过日子。到了分家的时候，再好的房子她都不去住，死活都要住着这间老房子。从此，这间老房子依旧是一个温暖的家外，门内一直坐着一位慈祥的老人，她用余温温暖着这间房子，用慈祥吸引着渐远渐近的儿孙。儿孙们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奶奶，把世界各地的糖果、饼干带给她，她会边寒暄边品尝糖果，边吃饼干边伸手摸摸你的手背，告诉你胖了还是瘦了。她没读过书，更没有练习过记忆技巧，但一族 40来号人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

春节一过，儿孙们一个一个地来向她告别，来一个她要哭一场，大人和小孩都在哭泣中分手，当她哭得泣不成声的时候，谁也劝不了她，一个个擦着眼泪走出了老房子奔向远方。此时送儿孙的任务就落到那只狗的身上，它自小就叫老黑，老黑送人的方法是默默地跟着你走，一般都要送出一两公里路，然后坐在高处目视着你的离去。老黑送走儿孙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奶奶面前“报到”，奶奶温和地问：“老黑，他们走了吗？你送他们到哪点？”

此时的老黑总是把头伸进门内，让奶奶摸摸脑袋，然后又乖乖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睡着，时不时地抬眼看看奶奶，当老房子剩下的只是老黑和奶奶时，山村就平静得只听得到风声。

随着时光的流转，奶奶和老黑都存封在时光的记忆中，那间老房子还矗立着，儿孙们回到那儿总要去看看奶奶靠过的那扇门。

仍然在老房子中，父亲的四个孙辈出世了，只要其中一个哭，其余三个都哭，没有谁出声，四个都乖。当他们长到会走路的时候，客厅中央的八仙桌就成了他们的乐园。特别是吃饭的时间一到，四个小孩手抓筷子围绕八仙桌转动，并不停地敲打着桌边的所有物体，发出不同的声音。此时的父亲面带微笑看着孙辈的一举一动，盯着儿女们的行为，时不时发出责备的声音提醒儿女们不要大意。四个小精灵的行动非常统一，只要谁朝爷爷走去，其余三人都朝爷爷走去，谁爬上爷爷的大腿，其余的都要坐在爷爷的大腿上，经常是一只大腿上坐着两个人，谁伸手揪胡子，顿时胡子上就有四双小手。此时此景，你是否觉得爷爷是孙辈的玩具，不，这是一种传承。

父亲没有固定的座位，但眼神始终离不开那张八仙桌。当八仙桌上铺满书本，四个孙辈一人一方各自书写着作业的时候，父亲突然想到孩子长大了，八仙桌不够他们坐了，于是，他亲手为四个孩子改造了书桌，一人一张地分配给他们，但孩子们不习惯，仍然围着那张八仙桌完成他们的小学学业。在孩子们远离家乡上初中的年代，八仙桌仍然是他们星期六的课桌。记不清是什么时候，那张八仙桌落满了灰尘，父亲自己坐着一方，其余三方都空着。为了方便，他干脆把固定电话搬在八仙桌的中央，只要坐在老房子中，大部分的眼神始终离不开八仙桌上的那部电话。特别是周末，只能用短暂的时间上厕所，其余时间都守着八仙桌。因为他怕漏了国外长途和任何一个孙孙的来电，要让他们个个星期都能听到老房子的声音。

又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父亲早早地移开了那张八仙桌上的电话，让周围那不同肤色人群同时开口讲话，共同举杯，同吃一锅饭，同过一个中国年。年复一年，除夕之后，父亲坐上了奶奶的位子，靠着奶奶靠着的那扇门，唯一不同的是一条个头不大的小狗始终睡在他的脚下，电话一响，它就发出汪汪的声音，提醒父亲那失聪的耳朵。

责任编辑 李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