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天建

[摘要]地缘是地理空间下人缘活动的客观存在，人缘是彰显地域能动性的最直接载体。人缘和地域的天然结合，致使地域无限性的人缘能动价值成为可能。人缘能动性价值的最终结构承载体是政权国家，政权国家间在地域性上的客观联动存在，产生了最基本的地缘互动单位，即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的运转与地缘联动效应的产生，人缘政治仍是最基本的参照系和考量因素。人缘政治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外缘屏障的安全与内部弊病的可控。纵观历史，辽夏和亲这一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区际下，地缘政治与人缘政治有机结合的典型代表。由此，本研究用历史地理学的解析视角，考察了辽夏和亲中的地缘安全因素。

[关键词]辽朝；西夏；和亲；地缘安全；考察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6-0070-08

在五代十国的战乱分统过程中，契丹族乘势崛起，雄踞当时的北中国。其后，赵宋王朝对东南部、南部和部分西南部，乃至部分西北部中国实现了局部统一。进而在当时的中华地域区际下，形成了两强对峙于燕云一线的地缘分布格局。至于西夏，其虽在未正式建国之前，已经在唐朝末年成为了一支藩镇西北的地方少数民族势力，并统筹着辽国西南下和北宋西北上的关键地带——河西走廊地区。然而，作为三强鼎立中实力最弱的一方，如何在三角张力的伸缩过程中保障自身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和利益最大化诉求，也成为了历代西夏统治者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中，辽夏间三次和亲建构起来的人缘政治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在主客观上产生的有利于西夏生存和安全保障的地缘效应，也进一步彰显了西夏统治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高超战略智慧。虽然，地理环境不是制约一个政权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缘政治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

对于辽夏和亲一事，在当下可查阅到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文献中，除了基本史料《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列传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下》《辽史·卷百十五·列传第四十五·二国外记·西夏》《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七十二·外国上·西夏》中对辽夏和亲这一历史事件有所提及和记载外，清人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西夏封贡》对辽夏和亲有记载，清人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卷四、卷十二、卷三十二等多处）一书对辽夏和亲之事着笔甚多。推及时人研究，舒焚的《辽史稿》中有所提及，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著的《西夏简史》有所提及。而对此历史事件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有崔明德教授《中国古代和亲史·第五编·隋唐至宋代的和亲》中的《辽国的和亲及影响》和《辽夏和亲及影响》、《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十五章·辽及西辽时期的和亲》中的《辽与西夏的和亲》，以及学术论文《辽朝和亲初探》，张国庆的论文《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李晓的论文《西夏的和亲政策》，蒋之敏的论文《西夏与辽和亲的原因及影响》等。不过，通读清人所撰著作和时人的研究后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中除了清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一书，对辽夏和亲中的地理因素作了较多的笔按分析外，其余的研究文献虽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地理因素，但均没有专门系统地从地理或地缘安全因素角度对辽夏和亲加以剖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辽夏和亲中确实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智慧因素。由此，本研究尝试从地缘安全因素的视角，解析辽夏和亲这一发生于中古时代的中国区际下的民族关系史事件。

一、辽朝与西夏的地缘特征

探视辽夏和亲中的地缘安全因素，地缘考察为本研究之主旨。辽夏和亲系辽朝和西夏间在地缘结构上延伸出来的人缘建构，所以需要探视清楚辽朝和西夏的地缘特征及其地缘互动关系。

（一）辽朝的地缘特征

据《辽史·卷三十七·志第七·地理志一》载，辽朝“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可见辽朝地域的广阔和内部结构的复杂。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历代州域形势八·宋下辽金元附》分析，至澶渊之盟宋辽定界后，“于是与宋以白沟河为界，西至金山（在陕西甘肃哈密卫北），迄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在漠北千余里，今名饮马河），东至海，绵延万里，建五京。”据舒焚《辽史稿》解析：南线，与宋交界；西南线，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与东胜之间，再向西北，过黄河，进入巴彦津尔盟境内，再向西，在河套以东折向西北，然后进入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大体上与中、蒙两国国界线平行，再向西，到我国今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界交界附近为一线。线东北是辽朝统治地区，线西南是西夏辖地。由此，舒先生认为：契丹族贵族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引人注目地存在于当时我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存在于当时的亚洲东部。另据谭其骧先生主编辽、北宋时期全图（3-4图）可见辽朝直接控制区全图似一条头朝东至海，尾摇摆偏北至额尔齐斯河，偏南接壤属区黑汗一线，脊部附驮属国辖戛斯、斡朗改，西南腹部被属国西州回鹘和西夏托起，南部在燕云地区与北宋相接的大鱼形。

基于辽朝基本的地域特征构成，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辽的疆域，无疑是极为广阔的。而随着自然条件与州、县的分布又导致了辽朝疆域不同方向的清晰程度不同。南面，通过与北宋的系列战争，通过军事占领和签定合约，转化为清晰的边界。事实上，游牧族政权和部落之间的界至，从来都是无法严格分划的，反而是辽、宋边界之精确，在古代世界是极为罕见的，这也反映了辽这个政权的极端多样性。

综上可见，辽朝的地缘结构呈现出地域范围的广阔性与疆域布局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在，辽朝不仅和南中国的强权北宋对峙，还需要应付着内部属国、属部间的统叛分合。对此，《辽史·卷三十六·志第六·属国军》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其中通读《宋史》相关部分和《辽史》相关部分后亦不难发现，在记载的辽属国或属部中，诸如吐谷浑、党项、阻卜、甘州回鹘、新罗、辖戛斯、吐蕃、北女真、河西党项、南京女真、沙州敦煌、曷苏馆、沙州回鹘、大蕃、高昌、高丽、西夏、女真等部属，各部之间发生冲突，乃至和辽之间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是时有记载的。其中，尤以辽和西夏，辽和高丽等部屬之间的战和关系表现突出。因此，辽朝在加强对各属国控制和抵御外缘安全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即，沙漠（府）控制沙漠之北，镇抚鞑靼、蒙骨、迪烈诸军；云中路控制西夏；燕山路备御南宋；中、上京路控制奚境；辽东路控扼高丽；长春路镇抚女真、室韦。而辽朝在地缘构造上的这种内部结构复杂，即部属众多而叛合不定，外部需要加以重兵防范北宋和西夏于燕云、南京、西津府和西京大同府一线的基本地缘态势构成，亦为其建构姻亲人缘关系之必然选择。

（二）西夏的地缘特征

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载，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此可谓西夏地缘建构之本始。《辽史·卷百十五·列传第四十五·二国外记·西夏》载：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远祖思恭，唐季受赐姓日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继迁始大，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缘境七镇，其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又，太平兴国七年，“夏州留后李继捧始以银、夏、绥、宥四州来献，其族弟继迁复走地斤泽以叛，数寇边。”进而使“宋初有绥、银、宁、夏、静、盐、宥、胜、会诸州，至道以后渐没于西夏”之宋夏地缘政治对峙格局。因此，吴广成认为，“夏州为边缘大镇，李氏世秉节旄，素自贵重。”可见西夏本部夏州等地对于李氏兴起之地缘重要性。在元吴建国前，西夏的疆域已“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南控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俨然成为与辽、宋鼎峙而立的国家”。而经过西夏几代人的经营和扩张，特别是至李元昊时代，通过系列征战后，“元吴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以贺兰山为固。”基本上奠定了后来西夏的地缘版图格局。

至此，西夏的地缘边防武备构成为：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灵州驻兵五万人、兴州与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而与之形成的宋夏地缘对峙情形是：然契丹未靖，夏蘖方张，东北常以关南、瀛洲、常山、棣州、雁门为重镇，西北以鄜延环慶原渭为重镇。即“庆历初以夏人为患，分陕西为四路：曰鄜延，治延州；日环庆，治庆州；曰泾原，治渭州；曰秦凤，治秦州。皆以重臣守之。八年，又分河北为四路，曰定州，曰高阳，曰大名，曰真定，以厚边防。”

对于宋夏地缘对峙特征，《辽史》有精辟概括：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吴、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而对于西夏的地缘环境，吴广成认为：若银、夏诸州，羌戎瘠壤，得其地不可耕，抚其众不可守，非若吴越、荆南近在肘腋，势所必争也。太祖有见于此，因其贡献，厚加赐赉，以服其心，而羁縻之。舒焚先生认为，“西夏不断发动对周边各族的攻掠，主要是对宋朝统治地区的攻掠；同时，不即不离地依违于辽、宋之间，接受两个朝廷的封号，而又利用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对此，有研究认为，西夏建立以前，元吴采用“联辽抗宋”策略，建国后，元吴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威，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便开始对宋朝边境大举进攻，并连连取胜。从而使得西夏在与宋、辽连续进行了几次大的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政治上也争得了与宋、辽平等的地位。从此以后，尽管西夏在形式上仍须向宋、辽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却完全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形成了宋、辽、夏鼎立的局势。

虽然西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通过战争与政治手段使其成为了宋、辽、夏三强鼎立的一强，但不容忽视的是，三强中西夏除了在地缘构造上有天险防御外，其整体实力是最弱的。因此，笔者依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全图（3-4图），将西夏的地缘特征概括为：西夏全图呈五边形散开，狭长的东北、北部长边与辽朝接壤，东部与东南部、南部短边与北宋交界，西南部长边与吐蕃诸部和黄头回纥接界，西部与西北部短边与西州回鹘毗邻。是一块被五方势力，特别是北宋和辽朝合围起来的困地。而正是这种地缘困地处境，致使西夏不得不在辽宋两强中实施“人缘政治”战略。可以说，辽夏和亲也是这种“人缘政治”战略选择的必然产物。

二、辽朝与西夏的地缘安全威胁因素

辽夏和亲，纵有多方因素所致，但就政权间的基本政治形态构成规则而言，安全与利益始终是彼此间考量之根本。安全虽是近现代突出重视的现代性语境思维，安危才是中古代政权国家之语境表示。但无论是中古还是近现代，有政权国家的交相互动与毗邻接壤，就必然会有摩擦冲突的产生。在辽、宋、夏等多方力量共存与对峙的中国中古时代的区际时空下，彼此间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集中表现在冲突与战争上。

（一）辽朝的地缘安全威胁

在分析辽朝的地缘特征时笔者提到，辽朝内部部属众多而叛合不定，外部需要以重兵布防于南线和西南线的北宋与西夏的地缘特征构成，注定了辽朝的地缘政治摆脱不了内外地缘安全的威胁。这种威胁首先表现在辽宋在燕云一线的长期征战与对峙。雍熙二年，“复遣曹彬等分道伐契丹，时辽主隆绪嗣位。进取涿州及寰、朔、云、应诸州，寻又败却。端拱初，契丹陷宋涿州，明年陷易州，先是曹彬等败还，二州尚为宋守。自是数犯河北州郡。景德初大军南寇，真宗御之于澶渊，议和而还。”至此，辽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方才有所缓解。其次，辽朝西南面方向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辽朝为了有效经营和控制这些地区，特别是“边区”，在西南面专门设置了西南面招讨使。而在西南面的诸多安全威胁中，尤以西夏和辽朝之间的战争与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初，契丹于云中路西南置两招讨、西京兵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以控制西夏，惮其强也。”而在契丹面临东西安全威胁时，西夏还不时骚扰辽朝边境地区，“契丹自西征败衄山，前后困敝殆甚。又女真、渤海所在扰乱。曩霄知其衰，常以兵掠其境。”除了西夏的威胁外，辽朝还分别在西南面同党项、吐谷浑、突厥、沙陀等部属均发生过冲突与战争。在辽东北面，辽朝强大时，女真和高丽等部一直处于蛰伏待发状态。但当辽朝末年衰落之时，灭亡辽朝的最大威胁仍是其东北面的女真和南面的北宋联军。对此，《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云：“女真在宋初屡贡名马，他日强大，修怨于辽，其索叛臣阿疎，责还所掠宋诏，犹知以通宋为重。”进而使得，“太祖阿骨打乃谋叛辽，西陷黄龙，南取辽阳，进陷临潢，取中京。又西得云中，遂入居庸，并幽、蓟。政和四年叛辽，宣和七年击擒辽主于应州新城东六十里，辽亡。”

而辽朝面临地缘安全威胁的多重性特点，也使得有辽一朝在处理与内部各属部及属国之间的关系时，格外谨慎和充满智慧，具体表现为刚柔并济之策。刚，体现为对叛乱加以征伐；柔，体现为加强同各属国与属部之间姻亲人缘关系的建构。辽夏和亲可以说，即是辽朝对西夏采取征伐与怀柔政策并举后的产物。对此，《辽史》有精辟论断：“高丽、西夏之事辽，虽尝请婚下嫁，乌足以得其固志哉？三韩接壤，反覆易之；凉州负远，纳叛侵疆，乘隙辄动；贡使方往，事寡随生。兴师问罪，屡烦亲征。取胜固多，败亦贻悔。昔吴赵咨对魏之言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岂其然乎！先王柔远，以德而不以力，尚矣。辽亡，求援二国，虽能出师，岂金敌哉。”

（二）西夏的地缘安全威胁

在宋、辽、夏三强鼎足中，西夏实力最弱。而西夏在地缘构造上天然形成的被五方势力，特别是北宋和辽朝合围起来的困地的地缘特征，使其在地缘安全威胁方面要远远大于宋与辽。其中，西夏既要背负着强大的辽朝的征伐与进攻压力，亦要同在综合实力上远远强于自身的北宋争夺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同北宋争抢西北地区所谓“羁縻”地带的势力范围。其中，尤以宋夏之间的争夺与对立构成了西夏最大的地缘安全威胁。

西夏与宋在地缘势力争夺上表现为：“党项吐蕃响厮罗董氈瞎征诸部，夏兵力之所必争者也，宋之德威亦暨其地，又间获其助焉。”据吴广成按语：“响氏有大功于宋，瞎征、拢拶辈为王厚所逼，举土出降，宋之负西蕃甚矣。溪赊罗撒乃响氏裔，多罗巴奉之袭据青唐，亦自复故地，非与中国争也。自童贯再复湟、鄯，种落摧残，乾顺以姻好之故，为之出攻宣威，非兴灭之义乎！”有学者分析为：“在西夏、响厮罗政权出现后，西北沿邊地区成为宋朝与西夏、响厮哕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同时也是各方争夺的地带。”另外，在宋夏争夺中，到了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西夏明显处于守势。而宋自绍圣中，“章粢戍平夏，拓寨五十余所，又经陶节夫日肆进筑，夏之削弱甚矣。”对于宋强夏弱的态势，有研究分析为：熙宁年间，北宋以古渭寨为据点，挺近河潢，一举收复熙、河、洮、岷、叠、宕诸州。哲、徽之世，继续向西北推进，建立了乐州、西宁州、廓州、积石军、振武军。在北面，则继续挤压西夏，由此建立了会州、西宁州、怀德军。因此，自李继捧献夏州等五地归宋，李继迁离走，欲联辽夺回李氏旧地后，“联辽抗宋”也成了数代西夏统治者的基本对外政策。难怪乎，清人吴广成也不得不感叹：“夏自元吴僭号，世世窥边……夫何欲建边功，潜施计诱使其君臣疑贰，复启兵端？谋国不臧，谁之咎欤？”

再之，西夏在地缘上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辽宋两大最基本威胁外，其与西北诸部间的冲突与战争也时有发生。李谅祚时期，契丹曾数约西蕃、响厮啰进攻西夏的凉州地区。另，绍圣四年二月，于阗国攻破西夏的瓜州、沙州和肃州三地。对于西夏面临的这种综合地缘安全威胁困境，吴广成总结为：“夏，小国也。东北邻塔坦，西南接邈川，已足牵制兵力。兹西有于阗扰其瓜、沙诸州，国之外患多矣，犹不知自保，频扰边陲，其不能得志也宜哉！”由此可见，西夏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困境，使其不得不和亲于周边各方势力，特别是在宋夏对峙严重的态势下，与辽建构姻亲人缘关系实为必然而必要之举。

三、辽夏地缘安全考量下的人缘互动与合作——和亲

通过对辽和西夏的地缘特征，以及其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进行综合分析后不难发现，无论是辽朝还是西夏，其地缘特征构成均承载着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其中，尤以西夏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较为突出。而反观双方面临的地缘安全因素，其彼此间互为威胁的地缘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系数。但在辽夏均同时面临着强大宋朝和其它地缘安全威胁的情形下，辽夏间基于地缘安全考量的人缘互动与合作关系——和亲，成为了一种化解辽夏之间互为威胁造成的冲突，以及辽夏合力共抗内外部地缘安全威胁，特别是共抗宋朝带来的地缘安全压力的有效方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和亲只是辽夏间缓和矛盾与共同对外的一种互取所需之策，其在面临着强大安全压力时，这种结盟就显得脆弱而不可靠了。

（一）西夏主动请婚于辽朝的地缘安全因素考量

西夏主动请婚于辽朝，可查阅次数者有六次，但最终实现和亲的次数共有三次。即《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下》载：“雍熙三年，辽以义成公主嫁继迁，册为夏国王。”“元吴，凡五取，一日大辽兴平公主。”崇宁四年，“辽以成安公主嫁乾顺”。《辽史·卷百十五·列传第四十五·二国外记·西夏》载：辽圣宗统和七年，“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辽兴宗即位，“以兴平公主下嫁李元吴，以元吴为驸马都尉。”重熙二十三年七月，“谅祚遣使求婚”，不果。天祚即位，乾统二年，复请尚公主。又以为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来求援。三年，复遣使请尚公主。十月，使复来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顺。

纵观西夏主动向辽进行的六次请婚行为，其间几乎每一次请婚的背后，均承载着西夏统治者对于地缘安全威胁的考量因素。这种考量，既有对宋夏战争与对峙后果的剖析与评估，也有辽夏战争后西夏主动修补双方关系的举动。

对于辽夏间的第一次和亲原因，虽不见于《宋史》《辽史》和《金史》等正史的详细记录，但据清人吴广成载：雍熙三年春二月，继迁初降于契丹。契丹西境直对夏州，党项东山诸部臣事者多。李继迁见诸部溃散，谋于众曰：“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其后，“继迁既受契丹官，兵势稍振，自以五百骑款契丹境，言：“愿婚大国，永作藩辅。”最终，契丹主“许以公主归之”。藉此，“继迁流离沙碛，虽臣事契丹，贡不成礼”的流落状态变为，“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继迁遣使如契丹谢，献良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甘石、井盐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自后，每岁八节贡献。”可见，此次和亲对于西夏的崛起之积极地缘作用。

相较于辽夏间的第一次和亲行为，即兴平公主下嫁李元吴一事之背景，其间仍有地缘安全因素使然。在李继迁和亲于辽朝后，辽夏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密。但至李德明领政时，采取了在辽宋之间走平衡关系的策略。对此，李德明双向受封于辽朝和宋朝的“大夏国王”称号。对于李德明与宋交好的行为，还引起了辽夏之间的战争，即“天禧四年，辽主亲将兵五十万，以狩为言，来攻凉甸，德明率众逆拒，败之。”对此结局，辽朝只能继续于天禧五年册封李德明为“尚书令、大夏国王”，及宋仁宗即位，亦加封李德明为“尚书令”。而西夏为了更好地巩固在辽宋间获得的政治利益，继续请婚于辽朝。而在李元吴请婚辽朝期间，宋夏之间仍在为争夺恒、环、庆以及灵州等地而不断發生战争冲突。

对于辽夏间的第三次和亲行为，特别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请婚举动，可以说都和西夏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有莫大关系。辽夏矛盾，在李德明领政时期已见端倪。至李元吴建国称帝，西夏羽翼进一步丰满后，辽夏间的嫌隙进一步拉大。表现如下：“辽夹山部落呆儿族八百户归元吴，兴宗责还，元吴不遣。”从而爆发了辽夏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其结果是，“韩王国自贺兰北与元吴接战，数胜之，辽兵至者日益，夏乃请和，退十里，韩国王不从。……夏乃迁延，以老其师，而辽之马亦病，因急攻之，复攻南壁，兴宗大败。入南枢王萧孝友砦，擒其鹘突姑驸马，兴宗从数骑走，元吴纵其去。”又，“李元吴与兴平公主不谐，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之。”进而“辽朝禁吐谷浑鬻马于夏，沿边筑障塞以防之”。“此契丹、西夏开隙之始。异日幽州之师集而不发，其以此夫。”接之，“元吴自彭阳败回，数遣人于吐谷浑、党项诸处市马。契丹主虑其势盛，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寨防遏之。”又，重熙十二年、十三年，“夏人侵党项，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让之”。“党项及西山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诏征诸道兵讨之。”

辽夏间此次嫌隙造成的结果是，“曩霄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以困中国，及刘六符求割关南地，中国遣知制诰富弼报之，两进誓书，复相和好。曩霄怨契丹背约，坐受所益岁币，于是有隙。及伐呆儿族，又忿契丹不分虏获，潜诱山南党项诸部及呆儿族八百户，尽叛契丹，阴附于己。”而辽夏间的这种嫌隙，亦导致了李元吴逝世后辽朝对西夏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讨伐，给西夏的地缘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重熙十七年到二十一年，辽夏战争期间，西夏屡败于辽军。夏国主李谅祚“遣使乞弛边备，遣爻括赍诏谕之。二十二年七月，谅祚进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赍诏抚谕。二十三年正月，贡方物。五月，乞进马、驼，诏岁贡之。七月，谅祚遣使求婚。十月，进誓表。”而西夏主动向辽进行的第三次请婚举动，即为这种战争后的产物。

至于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西夏向辽的请婚举动，则是宋夏之间的战争形势所迫。对此，《宋史》载：“崇宁三年，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国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针对此事，“夏乃点兵，延、渭、庆三路各数千骑出没，声言假兵于辽矣。”其结果是，“崇宁四年，诏西边能招至者，毋问首从，赏同斩级令，用京计也。陶节夫在延州，大加招诱，乾顺遣使巽请，皆拒之，又令杀其牧放者。夏人遂人镇戎，略数万口，执知鄯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潢州，自是兵连者三年。”另，《辽史》载：太康八年六月，夏为宋所侵，遣使乞援。寿隆三年六月，以宋人置壁垒于要地，遣使来告。四年六月，求援。而在西夏以“为宋所侵”，并数度求援，在辽道宗和天祚帝两朝间几近十年时间里，有记载三次请尚公主的举动，可谓和地缘安全考量有莫大关系。

（二）辽朝和亲于西夏的地缘安全因素考量

西夏主动请婚于辽朝，地缘安全考量因素占有很大分量。而辽朝和亲于西夏，也有基于地缘安全考量的因素使然。据《西夏书事》载，对于李继迁请婚于辽之事，“契丹主隆绪意未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言：“河西为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衡刘汉，致大兵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而“时契丹将耶律盼与宋战于泰州，不利。契丹主欲使继迁牵制宋兵，许以公主归之。”从而使得西夏成为“愿婚大国，永作藩辅”的西夏地缘安全屏障。另据《辽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西夏封贡》载：开泰二年秋七月，诏李德昭：“今西伐党项，尔当东击，毋失犄角之势。”八月壬戌，遣引进使李延弘赐德昭及义成公主车马。可见，和亲对于辽朝制约西夏之作用。

另外，对于辽夏第三次和亲的地缘安全因素考量。在辽夏间进行第三次和亲时，不仅仅是西夏在宋夏对峙争锋过程中处于劣势而为之；反观辽朝，在辽道宗末期以后，各种积弊已经把辽朝推向了没落的边缘。而此时，辽朝东北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女真完颜部顺势而起。在辽天祚帝和亲于西夏时，辽朝离灭亡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此时辽夏间的和亲举动，可以说是一次真正地患难与共。对此，《辽史》载：“保大二年，天祚播迁，乾顺帅兵来援，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因此，有论曰：“辽之于夏，世为婚姻，尝为之乞和请地求退兵，无足异者。于此而扶其衰，排其难，恤邻之谊，谁日不宜？况受林摅之侮，绝不与中国较，辽之此举，事出至公，故叠书予之。”

（三）辽夏和亲中人缘关系建构对双方地缘安全的影响

辽夏和亲建立起来的人缘关系，对辽夏双方的地缘安全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双向的，即积极关系的建构和各取所需的不信任关系的建构。对于辽夏和亲对双方产生的积极影响，《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七十二·外国上·西夏》载：“辽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贡不绝。”对此，请婚于辽的西夏国主李乾顺亦表明：“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寡。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而和亲对于西夏产生的积极作用，亦可从《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列传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下》中循迹。在宋夏战争期间，西夏曾向宋进表称：“朝廷于夏国，非不经营之，五路仅讨之策，诸边肆扰之谋，皆尝用之也。知侥幸之无成，故终于乐天事小之道。况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做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若乘间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

另，辽夏和亲产生的积极作用之于辽朝，有分析认为：“辽朝借着宋朝疲于西夏骚扰之困的时机，通过谈判，再次迫使宋朝增加了巨额的岁币。”而通过辽夏和亲时期，除了元吴及谅祚时期辽夏间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战争外，其余时段辽夏间的关系均是较为平稳的。这从《辽史》中对于辽夏和亲期间，西夏对辽朝的频繁人缘互动关系中便可以看出来。仅李继迁请婚期间，西夏對辽朝进行的“来贡”“来谢”和“来告”次数便有19次左右。而其中“来告”均是告诉和宋战争的胜利次数；在元吴和亲期间，“来贡”约2次。乾顺期间，“来贡”约2次，“来谢”约3次，“求援”约5次，“来告”约3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辽夏和亲也有双方在地缘安全考量上各取所需之不信任策略使然。对此，辽朝的目的是：时契丹败于徐河，大将耶律休哥创甚，国中夺气。遣使促继迁进兵，加以王封，令益困中国。张齐贤曰：“契丹与中国为难，虑继迁感中国之恩，断右臂之势，署王爵以縻之，遣戎使以镇之。王爵至，则刺史之命轻矣；戎使至，则动静皆伺之，向背之心异矣。夫夏国王之称，虚名也。而在契丹，命之于彼国无损，与中国为敌，其谋不甚深哉！再者，对于元吴时期辽夏间的结盟与战争冲突问题，有研究认为，联盟，不过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两国的最高统治者都有对外扩张的野心，只是由于宋朝的严重威胁，才不得不结成联盟共同抗宋。辽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远比夏国强大，特别是辽宋签定“澶渊之盟”之后，便开始把对外扩张的目标转向西夏。而纵观有辽一朝，其对西夏的地缘战略可以说无外乎此。

再观之西夏对于辽朝之深刻认识，曩霄临终遗言曰：“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可见，西夏对于辽朝也是时有备御之心的。其结果是：辽朝败倒于金国之际，李乾顺上誓表：“自今以后，凡岁贡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可见，辽夏和亲建构的人缘关系也需要务实于现实地缘政治变迁后的国家利益诉求。

四、结语

本研究在基本历史史料与前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地缘安全因素为核心考察主旨，以辽夏和亲这一历史事件为具体参照对象，考察了在中国中古时代的民族关系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辽、夏关系，间以考察了辽、宋、夏在地缘上的互动关系。试图通过对地域空间上天然联动性的考察，剖析出其中的人缘互动关系痕迹。人缘互动关系是地缘政治的动态形式，而辽夏和亲这一兼具地缘与人缘形态于一体的社会行为，其正是我们研究辽、宋、夏三足鼎立下的三角张力关系的一个具体切入口。基于此，考察辽夏和亲中的地缘安全因素，其实质也是对辽、宋、夏三角复杂关系的一种具体地缘纵向分析。而通过研究和对比后，笔者发现，地缘安全因素虽然不是促使辽夏和亲以及导向辽夏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但其在建构辽、宋、夏复杂地缘互动与人缘互动关系方面，无疑在潜移默化地起着重要作用，进而构成了辽夏互动关系中的必然考量因素。鉴于此，希望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能够助益于相关民族关系史的探讨与研究。本研究结论仅系一家之言，其不足与缺憾之处，希望能求教于方家。

收稿日期：2016-09-18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