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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究

2017-03-22陈德钦

关键词:三明苏区革命

陈德钦

(三明学院 思政部, 福建 三明 365004)



福建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究

陈德钦

(三明学院 思政部, 福建 三明 365004)

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内涵深厚,形式多样,是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三明苏区红色文化与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可以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质载体,提供生动素材,提供理想实践教学范式。

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福建省三明是重点革命老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先后在三明苏区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争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明苏区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创造了光荣的革命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视察时强调:“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的珍贵价值,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一、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

(一) 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内涵

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福建省三明市所辖的宁化、清流、明溪、建宁、泰宁、沙县、将乐等12个苏区县所建立的以建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中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一种特有的区域文化。

(二)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

三明苏区红色文化作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非常难得珍贵的文化资源。它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场所、革命文献、革命文物等为实体的红色物质文化;以革命理论、革命方针、政策和革命路线为内容的红色制度文化;以革命传统、革命精神、革命作风为核心的红色精神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精神文化是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的内核,是我们要传承的内容实质;红色物质文化是红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物质承载体,是珍贵的实体存在。三者共同构成了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的有机整体。

1.三明苏区红色物质文化

较为典型的有:(1)革命遗址。宁化县红军医院旧址、宁化长征集结出发地、宁化北山革命纪念园、泰宁县红军街、建宁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前委、总政治部旧址、沙县的兴国寺、清流县林畲“诒燕第”毛泽东旧居、罗炳辉旧居、朱德旧居、清流县里田乡田坪村红3纵队宿营地(关圣庙)、东方军收复嵩口坪战斗遗址、明溪(归化)玉虚洞红军战地医院、梅列红19师强渡沙溪河战斗遗址、中共归化县东南(区委)办事处暨岩前乡苏维埃政府(支部)旧址、三元区红军西际物资采购站旧址;明溪县红军战地医院遗址等。(2)革命纪念场所。宁化革命纪念馆、建宁革命纪念馆、宁化革命烈士纪念碑、清流凤翔山革命烈士陵园、大田革命历史纪念馆、大田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彭德怀元帅旧居暨桃源乡苏维埃政府旧址展馆、三明市人民英雄纪念碑、永安小陶镇吴地村的岩连宁永边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和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纪念馆、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园、建宁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旧址暨周恩来旧居、建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司令部旧址暨毛泽东、朱德旧居、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陈列馆暨大型群雕“红军颂”、清流红军工农夜校旧址等。(3)革命文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借贷暂行条例》和《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是中国林业史上第一份关于植树运动、保护生态、发展林业的重要文献。这2份革命文献是在三明清流的长校镇被发现;毛泽东在三明清流林畲创作构思了著名词篇《如梦令·元旦》,所描绘的壮美场景正是当时三明原中央苏区如火如荼革命斗争的真实写照;1931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最后的具有决定性一战的胜利——建宁大捷,连续作战,横扫700余里,五战五捷。在建宁,毛泽东为此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词章等。(4)革命文物。红军长征四个出发地之一的宁化县,在革命纪念馆里珍藏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国家一级文物,还有《旧式武器使用法》课本、《士兵识字课本》、《赤卫队(少先队)誓词》、《婚姻条约》、“扩红”捷报、乡政府通知书、红军战士家信、军烈属优待证、互济会会员证、梭标长矛、土枪土炮、号角大刀、手榴弹、布草鞋、扁担、红旗、口令袋、区苏维埃政府标志、苏维埃印章和印盒等;清流博物馆现存有汀东清流四堡区下谢乡革命委员会会旗、地方红色政权组织印鉴、少共清流县委组织部介绍信和长校乡苏少先队乡队部通知书、闽西清流四堡区下谢村(今长校镇下谢村)贫农团分配土地榜等。这些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场所、革命文献和革命文物历经沧桑,跨越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三明苏区人民轰轰烈烈而又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画卷,使我们的精神受到震撼,灵魂得以洗礼。

2.三明苏区红色制度文化

三明苏区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党创建了特色鲜明的红色制度文化,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1)从经济层面看,自1930年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从上杭古田出发,进入三明,建立闽西北根据地后,三明各苏区县的广大军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开展土地革命,合理分配土地,并在此基础上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第一位。与此同时,三明苏区还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商业贸易,促进商品流通;建立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体系,发行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发展国民经济,实行精简的财政支出,反对铺张浪费等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为根据地的建设及扩大、反围剿的胜利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11(2)从政治层面看,三明苏区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党早期的执政尝试提供了实验基地,为党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党我军杰出人物亲身践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理论提供了重要舞台,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3)从文化层面看,在三明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一是重视文化教育。苏维埃政府设立文化建设委员会,在苏区各地创办了各类文化教育设施和阵地,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红军大学、识字班、夜校、业余补习学校、俱乐部、列宁小学等等,给苏区人民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参与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的舞台。二是重视文艺创作和文化宣传。如,苏区建宁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传奇作品、红军歌谣和革命标语。在民间,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有《百口莲塘吐清香》、《毛泽东:劳动所得理当照收》、《周恩来夜访贫农》等;而《毛委员来了咱穷人翻了身》、《剪掉髻子当红军》、《送郎当红军》等红军歌谣不胜枚举。这些文艺作品,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苏区建宁的革命活动和社会风貌,而且处处闪烁着朴素而深邃的真理之光。[2]55

3.三明苏区红色精神文化

三明苏区红色精神文化最主要体现在:(1)信念坚定。三明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相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有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2)勇于牺牲。三明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三明参加红军的有30000多人,游击队员14400多人,赤卫队员13600多人。遭敌杀害7300多人,上英名录的烈士就有4700多人。其中,以三明苏区宁化县为例,从1929年到1934年,宁化县先后有13777人参加红军。当时宁化全县的总户数约3.6万户,总人口约13万人,男性约为6.65万人,平均不到3户就有1户是军属,10个人中就有1人当红军,男性中有1/5的人当红军,青壮年中不到2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宁化籍红军战士达到6600多人,绝大多数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而有名可查列入共和国《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的有3305名,其中师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5人、营级干部74人。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每前进20里,就有3名宁化籍红军战士倒下。红军到达陕北后,幸存的宁化籍红军仅58人。新中国成立后,健在的宁化籍老红军仅为28人,其中,张新华、张雍耿、孔俊彪3人为开国少将。(3)无私奉献。三明苏区在战争年代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被毁灭村庄295个,土地荒芜52062亩。在中央红军长征前最为艰难的岁月,宁化这个小县,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为中央政府和红军突击筹集了15万元纸币、10万大洋、1万多双布鞋、草鞋、14万担军粮、1000多套军衣,还出动1370个支前民工和500多人的运粮队、担架队。为了实现党中央的决策和红军的战略目标,宁化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时,战士们都感激地说:“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凝聚着苏区人民的深情厚意。”(4)艰苦奋斗。三明苏区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苏区军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尤其是1931年以前和1934年,根据地内严重缺粮。苏区人民以红薯、青菜充饥,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布匹匮缺,衣着紧张,寒冬腊月,很多人身穿单衣。没有盐吃,只好发动群众收集老墙土、地脚泥,弄到锅头里熬硝盐,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长时间吃不到肉食品,菜碗里看不到油花,更是常有之事。艰苦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倒苏区军民。

二、三明苏区红色文化与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的必要性

(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提出要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去抓紧抓实。清代金兰生的《格言联璧》说:“读经传则根底厚,看史鉴则议论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重要因素,常常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井冈山、长征、延安、西柏坡等红色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提高了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提升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赢得了人民的巨大支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明苏区红色文化仍然是我国人民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高校思想政治课是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的主阵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宣传、弘扬和传承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发掘和利用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对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新时期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

通过调研得知,三明地方高校有三所,在校生近三万人。目前在校大学生都是“90后”,他们大多生活在物质条件较为优越的年代,应该说,多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展示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些大学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精神困境。主要体现在:第一,理想信念淡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冲击,使一些大学生重个人理想,轻社会理想,不同程度上出现政治信仰迷茫,怀疑、排斥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实现高不可攀。第二,缺乏吃苦精神。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物质资源相对丰富,家庭生活条件相对优越,难免使有些大学生养成了生活上铺张浪费、贪图享受,缺乏吃苦受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部分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到农村、基层单位、西部地区就业或创业,甘愿当“啃老族”或“寄生虫”。第三,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在新的历史阶段,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西方各种思潮鱼贯而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少数大学生价值取向发生错位,追求个人本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藐视他人生命和尊严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日益淡薄。这些问题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拷问着人们的道德良知,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损害正常社会秩序。鉴于此,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三明苏区红色文化融入到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化解一些大学生存在的精神困境。

三、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壮丽篇章和丰功伟绩,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展现了革命先辈的高尚品德,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源。对大学生的精神塑造、理想信念的重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地方高校要自觉担负起苏区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的重责,充分挖掘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在价值。

(一)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质载体

作为教育人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才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任务的完成,内容的实施,方法的运用,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互动等,都离不开一定形式的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传递阶级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且能够被教育者用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促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借此进行双边互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3]9目前, 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各种文化之间、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发生碰撞和冲突,深刻冲击影响着大学生的文化心理和价值选择;国内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期,社会环境和人们身份也都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新的任务。这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承载力强、覆盖面广、便于操作的载体来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要求。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正是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能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质载体。原因有二:其一,有便利的实践操作性。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形式多样,分布广泛,在三明的12个苏区县都有红色文化存在,而三明地方三所高校所在地距离红色文化遗址都不远,要带大学生实地考察体验,接受红色文化教育,了解革命先辈们的典型事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容易设计和操作。其二,有良好的示范教育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思想转化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强制方法。正确思想的形成或错误思想的克服都需在积极正确思想行为的引导下,通过大学生自身的思想矛盾运动,进行正反思想的比较鉴别,才能引出正确和信服的结论。以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场所、革命文献、革命文物等为实体的红色物质文化是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物质载体,它的形成过程就是示范教育的过程。红色物质文化形成过程是革命精神的践行过程,也就是把革命精神转变成可观可触可感的物质结果过程,这个过程帮助我们把抽象的理论教育具体化,便于大学生接受、理解,使得抽象的理论说教更富有感染力和可接受性。譬如,老师带领大学生参观苏区革命战争遗址,就能够使他们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似乎看到在那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苏区军民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场景。它给人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通过这种示范教育,能使大学生感悟那段烽火连天斗争岁月的艰辛和今天幸福生活的不易,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自觉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真诚地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和熏陶。

(二)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生动素材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蕴涵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4]134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科学选择和利用对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尤为重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逻辑结构较为严密、理论性强,但也存在两个不足:第一,内容出现简单重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许多内容都是对初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简单重复,缺乏吸引力,使学生味同嚼蜡,索然无味,再加上大学里有些老师往往采取照本宣科,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不尽如人意。第二,内容针对性较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国家统编,内容和形式都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的,难以突出地方特色,有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未能从学生思想实际、社会发展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在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方面还很不够,不利于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信服和认同。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提高。大学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点大致包括:在目标取向上,以社会目标为重点内容;在内容取向上,以价值体系为重点内容;价值体系的重点是爱国主义教育;核心内容是培养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理想信念。[5]88-89为了提高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增强针对性,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消解在内容方面存在的两个问题;另一方面要抓准大学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点。因此,地方高校要充分发挥独特的地域优势把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活生生的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教材。因为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意识形态产物,它清晰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三明苏区军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尽苦难、辉煌迭出的不朽历程,红色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它洋溢着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蕴涵着中国人民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体现着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百折不挠等崇高品质,不仅凝聚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并且已经积淀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可见,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内容信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任务高度契合。三明苏区红色文化中的革命遗迹、革命事件、革命先烈的故事形象、生动、感人,容易贴近和吸引大学生,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信服和消化,从而避免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空洞说教,充分发挥了三明苏区红色文化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三)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改革提供范式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在课堂中进行,大都采用独白教学范式。其主要类型有知识灌输型;行政命令型;接受主体中心型;无视生活世界与生活意义型等。思想政治教育独白的教学范式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堵塞了师生平等对话、教学真正相长的通道,以致师生关系异化与扭曲,破坏了师生间的真诚交往,平等对话逐渐被悬置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边缘。其二不是使人成“人”,而是让人成“才”,不是使人在“生活世界”中与生机盎然的精神相遇,而是让人在“思想世界”中与枯燥的概念、灰色的理论相会。[6]46-47在这种教学范式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单向的理论灌输和说教,老师讲,学生听,使学生活在“思想世界”里,老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思想上、心理上的沟通交流,学生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极为不利。因此,我们要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独白教学范式进行纠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教育环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中,教育主体起着主导作用,教育客体具有主动作用,教育介体具有纽带作用,教育环体起着条件(环境)作用。[7]26-27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结合,形成了各种结构范式。如等级结构范式、主体中心范式、多元主体范式、客体中心范式和双向互动范式等。其中,双向互动范式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基础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主张主客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能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主导作用和教育客体的主动作用,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利用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开展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符合双向互动范式的要求,是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改革的理想范式。因为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时承担着教育介体和教育环体的角色与功能。作为教育介体,“三明苏区红色文化”承载和传递着种类丰富、形态各异、形式多样的光荣的革命传统、优良的民族品质及先进的革命精神,使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保持着一种平等真诚的良性互动,使学生从“思想世界”回到“生活世界”中,而作为教育环体,“三明苏区红色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个生动而现实的多类型的教育环境,能使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达到一种理想的教学效果。

[1]钟卫华,钟香梅.1931-1934年三明境域苏区的经济建设[J].三明学院学报,2013,(1):11.

[2]张萍娥.以苏区文化造就文化苏区[J].福建党史月刊,2011,(14):55.

[3]陈万柏.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M].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9.

[4]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4.

[5]陈洁,高国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0):88-89.

[6]胡军良.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换[J].教育评论,2007,(4):46-47.

[7]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27.

编辑:黄航

Soviet Area Red Culture Explore Some Values in Lo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ake Sanming Soviet Area Red Culture as an Example

CHEN Deqin

(Sanming college ideological instruction department ,Sanming Fujian 365004,China)

There are profound re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various forms in Sanming Soviet Area,which are rar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piritual wealth of lo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between Soviet Area red culture and lo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requirement to make steady headway of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construction,which is an objective need for the lo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new period. The value of Sanming Soviet Area red culture and lo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what it can provide,such as providing quality support,providing vivid material, offering a practical teaching paradigm.

Sanming Soviet Area Red cultur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1.001

2016-04-30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常规重点课题“三明苏区红色文化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研究”(FJJKCGZ15-040)

陈德钦(1962-),男,福建尤溪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

G412

A

1672-0539(2017)01-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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