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滨

大学生“边缘腐败”的表现、原因与对策探讨

蔡 滨

针对大学生的“边缘腐败”行为在高校的蔓延之势，从学业、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边缘腐败”的表现，从社会、学校、家长和大学生个人等方面探讨了出现“边缘腐败”的原因，从教育、立法、惩治和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治理大学生“边缘腐败”的对策。

大学生；“边缘腐败”；具体表现；治理对策

“边缘腐败”是一种游走于违法犯罪边缘，难以用现有法律法规予以惩治的行为。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发展，这种介于纪与法、情与理、公与私、是与非之间的所谓“不违反原则”和“打擦边球”的另类腐败表现形式已经出现在少数大学生身上，成为滋生校园腐败、制约高校发展和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病因。

一、大学生“边缘腐败”的基本表现

大学生的“边缘腐败”既有一般腐败的隐秘性、模糊性、衍生性、低成本性等共性，又有大学生个体成长过程中的特殊属性。下面从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进行考察。

（一）学业方面的“边缘腐败”表现

学习是大学生的本职。学业成绩一直以来都是高校衡量大学生专业素质的重要指标，也是大学生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高校对考场纪律的越来越重视和对舞弊行为处分的越来越明确，尤其是有关考试作弊入刑的法律法规出台后，考试作弊的成本明显提高，这对大学生考试舞弊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然而，考前和考后则成为了少数大学生“求高分”“求放过”的重要时间节点。个别大学生为了获得“理想”成绩找科任老师“划重点”“要提示”，甚至直接索求试卷信息，破坏考试公平。同时，在科研论文或调查报告的撰写上，个别大学生缺乏潜心钻研、求真务实的精神，或虚造数据，或直接抄袭，或寻找“枪手”，破坏学术规范，挑战学术权威。还有个别大学生为了评先评优，通过跑关系、走后门，在各级各类课题项目或论文发表上挂名，骗取考评加分。

（二）工作方面的“边缘腐败”表现

大学生工作一般可分为校内工作和校外工作。校内工作主要是指在学校、学院、班级、社团组织等的任职工作。校外工作主要是指大学生求职就业或在校外的兼职工作。从校内工作来看，许多高校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任职情况作为学生评先评优和发展入党的重要参考依据。于是，个别大学生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想方设法与推荐老师拉关系。更有甚者为了“上位”，与竞争者互相贬损，彼此拆台，拉拢“选民”，鼓动其他同学选边站队。从校外工作来看，个别大学生为了方便求职，编造个人简历，购买虚假职业资格证书；个别大学生为了争取老师推荐好工作，以尊师重教之名，行徇私投机之实。曾有报道以研究生求职为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毕业后要进入学术圈子，与某圈子领主的依附关系，都会在进入高校、立项、发表论文、评职称中发挥作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之一是进入高校，学生对学科带头人的权威选择屈从，这不是匪夷所思而是理性的。”［1］

（三）生活方面的“边缘腐败”表现

近年来，国家和有关教育部门不断加大了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扶持力度，通过采取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免学费等不同形式的资助措施，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由于资助审批的材料一般是乡、镇及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困难证明，少数平时生活铺张浪费、家庭经济情况尚可的大学生也通过各种手段炮制材料，混入其中，挤占资源。这一现象在部分高校评选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金额相对较高，且申请条件只“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所以不少高校几乎每年都有新增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现象，其中不乏是为了“名”和“利”的虚假困难大学生。除此之外，个别大学生因有事相求，与老师约来约去，在推杯换盏间寻求老师的“恩惠”，增进“人情往来”，此等现象大有蔓延之势。

二、大学生“边缘腐败”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其思想和行为有赖于大学生的自觉与自律，也有赖于社会、学校及家庭的教育影响。换言之，大学生的“边缘腐败”是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个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对“边缘腐败”的影响和宽容

从一定意义上说，“边缘腐败”是传统文化的糟粕和社会负面影响所造成的。一方面，人们从观念上憎恶“边缘腐败”，不乏猛烈抨击；另一方面，人们在事到临头时又常常触及“边缘腐败”，不乏温情脉脉。那些以情代法的人往往被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而那些秉公办事的人却被视为不讲情面、不通人性。正如某学者所言：“人们经常说，我们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性质的熟人社会。所谓熟人社会，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处事标准以各种各样关系编织的人情网为基础，法理逻辑在其中根本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2］另外，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也是导致“边缘腐败”的重要原因。人们习惯把是否当官以及官当多大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就和价值的主要标志，把读书当官作为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把“朝中有人好办事”奉为亘古不变的真理。正是这种人情大于王法和官本位的固有思维，为“边缘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进而辐射并影响了当代大学生思想的健康发展。

（二）学校对“边缘腐败”的忽视和失管

学校是大学生道德品质、情感、意志、性格、行为、习惯等养成的服务站和加油站。学校的教育、引导、规范、约束、激励功能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了广阔空间，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当前，高校部分大学生中出现的“边缘腐败”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和教育教学管理的失效。一些高校认为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忽视大学生的道德素养、价值取向和健康人格的培养。一些高校为了“保护教师”“保护学生”“保住面子”，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边缘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冷处理或不处理，导致小事变大、大事变难、难事变炸。还有一些高校对于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和法制教育不够重视或缺少办法，多注入式教学，少启发式、学导式和问题式教学，难以帮助大学生真正形成独立研判、明辨是非、懂法守法的能力。可以说，高校是一部立体、多元、真实的教材，良好的高校法治环境是大学生成长的有力保障。反之，则可能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停滞，甚至倒退。

（三）家长对“边缘腐败”的默认和助推

实践表明，家长的教养是对孩子行为最为直接和稳定的影响方式。从发生的时间看，开始最早、持续最长；从作用的空间看，范围最大、内容最广。毋庸置疑，当前个别大学生的“边缘腐败”行为与家长的自身行为或教育方式不无关系。有些大学生从小就对家长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腐败行为耳濡目染、司空见惯。如果跨越时间的阻隔，对不同时期的家庭教育进行比照，不难发现，当下一些家长不良的教育方式和行为示范对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行为方式和自我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以往家长与老师沟通希望“老师对孩子多批评”，而现在家长与老师联系则希望“老师对孩子多关照”，甚至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多的“特殊照顾”，不时“登门拜访”老师。有些大学生假期回乡，家长会叮嘱和教导孩子与领导和老师搞好关系，并准备了“特产”交孩子捎给领导和老师，诸如此类现象在新生入学初期尤为常见。无须讳言，不少家长正是大学生“边缘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推手。

（四）大学生对“边缘腐败”的无知和效仿

认知是人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一个人是否有正确、健康的认知方式，直接关系到他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3］。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是一段全新的生活经历和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过往的所见、所闻、所感可能在大学期间得以实践和认识。尤其是在大学生模拟能力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当下，任何事物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都有可能影响大学生心智的发展，甚至左右大学生的行为决策。有的大学生对“边缘腐败”现象缺乏正确认知，认为“边缘腐败”是“人之常情”，只要不触犯法律底线就是合法的。有的大学生虽然意识到“边缘腐败”的危害，但是认为大学是一个允许犯错的场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原谅的。还有的大学生受家庭环境、网络文化、同伴群体、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等因素的影响，片面认为“别人可以做的，我也能做到”“不能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盲目效仿“边缘腐败”行为，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消极负面情绪的蔓延。

三、治理大学生“边缘腐败”的对策

大学生作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大学生“边缘腐败”的危害性既是巨大的，更是深远的。对此，要深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快完善校园腐败的预防体系建设，切实增强大学生的拒腐防变意识，不断将法治精神内化为大学生的行动自觉和行为自律。

（一）加强道德教育，强化大学生守法意识

大学生的“边缘腐败”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问题。任何一种道德最终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最终能否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关键在于它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道德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信奉和遵行，归根到底取决于道德教育的成效如何［4］。要遏制大学生“边缘腐败”的蔓延，首先要通过强化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来重塑道德主体的价值观，促进大学生道德自律和伦理自觉的养成。因为道德的载体是个人，道德准则可以在不同个体间复制和传递，但道德准则要发挥作用，最终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自我约束，即要求行为主体要坚持合乎道德的价值标准。要主动抢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地，充分利用党课、团课、班会、第二课堂活动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等，采取说服、教育和感化等方式，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纪律作风教育、法制教育、诚信教育和养成教育。要转变法制教育的传统导向，变单纯的守法教育为公民意识的培养，通过对反面例子的深入剖析，帮助大学生认清 “边缘腐败”的危害性，使之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克服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思想上构筑起拒腐防变的牢固大堤，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自觉维护高校和大学生的良好形象。

（二）完善制度和法规，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

道德是自律，制度是他律。“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5］大学生的“边缘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制度缺失的具体表现。当前的法律条文或学校的规章多是义务性规则，规定大学生应为或勿为一定行为，对大学生“边缘腐败”行为的预防及处置鲜有提及。长此以往，极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侵损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因此，高校要从自身管理角度着手，扭转原则宽泛、措施脱节的局面。要加快制度研究，从法律角度规范大学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应该看到，当前大学生的“边缘腐败”行为多集中在评奖、评优、助困等方面，涉及大学生的切身利益，要注意对其内容、指标、程序、方法等在制度规范上予以进一步厘清，做到合法有序，避免走入偏门。要建立和完善大学生思想评估和监督制度，多角度、全方位地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应该广泛听取师生建议，在制度出台过程中组织部分师生代表进行旁听和评议，使制度的出台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师生的意志。特别是在应对大学生的维权事件中，要特别重视发挥大学生听证制度、参与化解纠纷制度、批评建议制度、教学教育纠错制度等的作用，充分尊重法律赋予大学生的权利和自由，使大学生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严防“边缘腐败”的侵蚀，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实现。

（三）加大惩戒力度，提高大学生腐败成本

惩戒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对于大学生的“边缘腐败”行为要坚持教育与惩戒并行的原则，经常性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使廉洁自律真正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要建立大学生廉洁自律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具体实践工作，加强调查研究，为大学生反腐工作提供组织保证。要创新大学生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坚持线上和线下互动，正面与反面结合，自律与他律统一，切实发挥高校的育人功能。要加大对大学生腐败行为的干预力度，完善大学生诚信档案建设，将大学生的守法、守规情况记录与大学生的评先、评优、入党，甚至毕业就业挂钩，提高大学生的腐败成本。要密切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对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问题进行聚类分析、证据截取、跟踪调查，确保问题的受理忠于事实和数据，及时将“边缘腐败”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家庭与学校的联系机制建设，引导和鼓励家长协同参与对大学生的反腐倡廉教育，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跟踪与反馈，避免高校反腐倡廉教育出现动力不足、监督迟滞等问题。

（四）完善监督机制，鼓励大学生协同反腐

在很长一个时期，高校在处理大学生“边缘腐败”问题时坚持的是一团和气、下不为例，既怕曝光，又怕揭丑，更怕起底破坏了学校形象。然而，在自媒体成就人人皆记者的今天，越是阻碍和限制公共监督发展的事物，越会加强社会公众、媒体与高校的博弈，降低社会公众和媒体对高校的信任度。因此，必须转变过去试图通过单一的体制内监督方式来遏制高校“边缘腐败”蔓延的思维，扭转过去通过强制性、支配性、包办性的监督惯性带来的“边缘腐败”在内部循环的局面。要拓宽监督渠道，延伸监督范围，发挥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的引领作用，通过开设书记信箱、校长早餐会、校园论坛等方式，吸引大学生协同参与监督。要成立学生自律监督委员会，强化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要培育一批懂法律、会管理、负责任的大学生意见领袖，引导他们积极监督、及时反馈、正确发声，既要捍卫正义，又要讲究方法。要树立优秀典型，宣传先进事迹，通过开展感动校园人物评选、普法竞答等活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从而有效遏制大学生的“边缘腐败”行为。

[1]新华网.厦大诱奸女生博导被指曾染指本科生成女生噩梦[EB/OL].[2017-09-10].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10/23/c_127133474.htm.

[2]徐光超.“边缘腐败”情理与法理悖反困境及解决路径[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3（4）.

[3]曾天德.大学生健康人格塑造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3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1.

[5]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C912.69

A

1673-1999（2017）12-0023-03

蔡滨（1982—），男，硕士，闽南师范大学学生处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2017-09-01

201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培育方法研究”（JAS151554）。

（编辑：文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