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龙, 任 蓓

(重庆工商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 400067)

武术社会化的模式研究

黄 龙1, 任 蓓2

(重庆工商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 400067)

武术的“博大精深”并不是一种虚幻的东方概述，在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特性之中，根据武术门派、自发性武术社团和学校武术的社会构成，对武术进行了逻辑分析；武术的社会化是一个具有文化认同机制、社会矛盾转化和现代传承渗透的社会格局形态，并且由于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对于武术社会化的解读，是通过武术特殊的文化体验模式进行交流与沟通的。

武术；文化认同；矛盾转化；现代传承

武术的社会特质不再是单纯的习武族群，武术门派、自发性武术社团和学校武术的社会成因构成了武术社会的生成经脉与发展途径。随着时代需求的不同，武术在功能上的转变，也发挥了自身社会形态的文化体验动力，于文化认同、矛盾转化和现代传承间形成了一种对话模式。进而不断完善武术自身的社会状态，并自我调节与当代社会形态的交融和理解。

1 武术社会模式的构成主体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不同的社会类型为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同的挑战。从古代的军事需要到现代的文化探索，对于武术的理解与解释，就像川剧中的变脸一般，附拥着大量面套等待下一刻的亮相。

1.1 武术门派起勾勒之笔

勾勒武术的社会轮廓，并不是简单地推理演绎，而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通过社会事实对武术门派的成因进行文化理论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制宗法社会，其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人们之间交往相对封闭保守的状态，致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受到严重阻碍，进一步导致武术传承出现“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陈家拳不外传”等潜在的约定俗成。同时，在政治经济相对平稳发达的隋唐时期，政府唯恐武术的广泛发展对其统治地位造成不利影响，隋文帝就下诏：“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1]首次提出禁武。

事物的发展基本是处在矛盾之中，隋唐朝在禁武的同时，同样也在大力开展着武举的进行。然而，民间武事的禁止和朝廷武举这一社会矛盾的存在，无不为武术的门派形成与发展提供营养和社会机遇。在权力的影响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民间武术交流遇到阻碍，缺少交流的武术只能在本土、甚至武者自家进行传习和评价，从而初步稳固各个习武群体间独特风格的派别生成。所以，武术并没有被一纸诏文在历史的长河中抹杀掉，武术的社会形态反而在宋代以一种门派的形式传承于世。

武术门派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更是不同地域文化的认同表现形式。门派内习练武术者受其所属门派的武术群体或族群文化的影响，对武术内涵的认识已上升到对自身价值的觉醒，并不断依靠习练武术达到完善自我的过程。武术拳种繁杂多样，接触到不同拳种的人们会有不同的感悟过程和探索途径。同时，依靠武术独特的身体技术形式，达到“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探索。在多样化信息交流的现代社会中，武术门派不再是保守的武术群体组织，由于相互需要，个体部分的鲜明个性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完善而越发牢固。从而，不同的武术文化解释权在拳种萌芽之时就奠定了武术门派表象下的社会构成。武术的社会网络格局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以武术门派或武术拳种的表象形式，超脱直接的经验所得，而勾勒出具有依赖感的模式。

1.2 自发性武术社团赶时代快车

杜尔干认为“社会是超越了个体的组合，拥有独特的性质而构成的一个实体”[2]。研究武术社会现象不能寄托于组合中的单独分子，而必须以武术集体的方式整体地看待社会构成。武术社会结构是一种由武术各要素组合而成的具有社会化性质的武术集合，社团作为武术社会模式里的基本服务单元，它的构成是由“机械组合”到“有机结合”的过程。

“机械组合”是一种“同质不整合”的社会组织结构，杜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首次将它提出，并认为机械组合的基础是“把个人同化为具有共同信仰和感情的整体”[2]。也就是说，社会组织的集合不是以个人的个性张扬为代价的，而是在这个集合里的个人有自发性的内部共同情感为寄托。那么，在武术社团的内部社会构成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只是在这个组织中出于机械性的考虑， 武术、习武成了社团组合的机械动机。

武术社团可以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分为校园武术社团、民间武术社团等，纵观其构成动机都是为了共同的期许——武术意识。然而，武术社团的机械化是社团成员自发性的习武动机，在取得团结的同时，社团成员的武术个性也会得到应有的牺牲，换句话说，就是武术社团目前还处在机械转型期，社会构成的有机成分不足，其包括社团机制、武术指导员的缺乏、甚至是部分成员想要习得的武术拳种或类型，在部分社团内部得不到解释和回馈。根据有关学者在对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山西省、四川省[3]、山东省[4]、兰州市[5]等地进行的统计调查结果分析，也充分反映出武术社团在武术社会结构机械化构成中出现的片面化问题。但是，武术社团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机械化组合现象也只是社团进行有机结合的必然现象。

武术社团是指“武术爱好者自愿组成,人财物独立发展,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武术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6]。武术社团是具有社会成分的团体组织，在当今信息大爆炸时代，社团内部人员的流动不仅是技术接触，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价值交流与武技补充。武术社团成员构成并非把武术作为他们的第一职业，而是存在有跨越社会各个行业、领域的人员，不排除因为特长爱好、结交纳友而把武术社团作为社会交流、排解困扰的生活平台。那么，在谈论武术的集体表象下，同样衍生出对于资源信息共享的这一社会意识。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离开社会也不再称之为人。当然，武术社团内部成员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其本身就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在武术社会构成里，人是连接武术技术与社会的思维桥梁，可以通过人的大脑思维活动，把社会因素与武术进行对话。那么，在武术社团成员构成上来看，整个社会构成是一个具有密集、快速、主观的交流网络，不同的人可以通过共同的武术观念进行不同的社会意识交流，以致在社会资源上产生共享的积极功能。

1.3 学校武术融现代传承

在现代信息化时代，从完整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生活，武术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主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武术的教育功能不可否认，在当今学校教育的视域下，学校武术的发展为武术的社会网络精细化提供了不同层面的参考标准。

学校武术属学校体育教育的一部分，是具有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教学项目，更是武术得到社会优化的保障途径。那么，在学校环境中开展武术教学，对于学校保障职能的权力机构来说，武术的融入无疑为学校教育增添文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和内容。然而，学校武术并不只是学校教育结构的机械构成，反观武术本身，学校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精密的社会结构，则为武术的主观矛盾提供了学术理论的可能与技术和谐的延伸。武术教学中“内容的竞技化与受众群体的大众化”[7]一直被主体所困扰，而“武术能否打”的问题则形成大众对于武术传统意义上技击本质的第一反应。

为适应社会需求，武术的演练特性逐渐代替技击覆盖于自身的解释。受学校武术的教学环境限制，为避免教学事故的发生，部分教学内容呈现为删繁就简后的武术套路竞技化教学。可是，看待武术的嬗变问题，不能拘泥于竞技与传统的时代分离。在教习竞技武术套路的同时，为使学生更加深入、快速了解武术套路，可加入传统武术的单势习练法进行辅助教学。虽然演练形式为竞技武术套路，但所表现出的武术意识与本体感受是通过传统武术的单势练习而获得的劲力表现和攻防思维逻辑。如“五步拳”中“弓步格挡冲拳”动作的教习时，结合形意拳“单把”练习，通过两个动作的相似处，去利用身体的主观感受体悟“弓步格挡冲拳”的转髋发力和防守反击的攻防使用技巧。从而，使武术的存在与传播得到形式与功用的实际思考。在教学层面来说，加深学生对于动作路线和发力特点的掌握；从学术层面而言，有机融合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统一理解，使同出一源的武术文化得到和谐的主观把握。

学校环境滋养着武术的传统理解，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养分，而武术特殊的文化表达方式，使学校教学通过体透的直接方式加强学生文化认同意识的有效培养。所以，考虑和看待学校武术的社会解说模式，为武术社会网络的深化整合开辟新的思考路径。

2 武术社会化的模式效应

2.1 文化认同加固武术社会结构

文化认同不只是简单地影响武术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自觉的、群体的文化价值欣赏，同在历史扬弃的过程中，也进行着创造的交流可能。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把握和理解，可以认为武术是一种人体的社会化过程，同时，它又是一种生命形态，而且在不同地域内由于文化和环境的差异性，有其内存的逻辑思维和自身独特的范畴。“南拳北腿”是早期对于南北文化差异而归纳的地域武术特征，在某些文化区域内，这种技术范式分别从被动到主动，渐进性地融入当地武术习练者的认同思维。如少林武术、峨眉武术、武当武术等拳种的出现，导致武术在文化认同的层面，直接影响武术社会组织在人们价值理解上的寄托。以致门派拳种繁杂多样成了武术文化的独立特征。

武术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意义的符号标识，其达到认同的“指标因子不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征，而是基于其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8]。由于武术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主要是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同时，因武术实践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导致不同时期或地域的武术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认同层面亦存在差异性。

武术门派、自发性武术社团以及学校武术的社会状态所呈现的文化性，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武术的存在方式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致武术的认同机制也会随之而变。但是，有变化就影响着不同的武术群体间碰撞与交融。武术门派所具备的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性特征与自发性武术社团的时代构成机制，学校武术的权力保障，所构成的武术社会组织网络，是一个内在活性的组织结构。构成主体在网络内并不是固定自守的。通过动态的对话和碰撞而引发的文化累积与交融，使武术在社会发展的环境下，优化其结构网络，进而自觉地调整着武术文化的认同模式。

2.2 矛盾转化促进武术文化创新

矛盾的出现是推动社会事物前进的动力。而武术的多样化社会形式，不仅是文化技术的传承，更多的是文化积累下的创造与革新。武术历史渊源流长，对于武术现代的定义并不是单一的继承原始社会的搏杀特性。在文化的发展中，是由原始形态到当今独立人体文化的具体形态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说，武术的这种文化演变是在社会矛盾转化中得到创造与发展的。

历史是永恒的，社会是发展的。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优化，人们对武术的理解不自觉地融进了民族意识、情感意向等文化心理因素。那么，武术作为历史的积淀，是以实际人为的身体技术为蓝本，在被传承主体充实和定向的同时，又被创新和变迁。但是，武术并不是随原始时期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中国历史上朝代风云变幻，不同的朝代所构建的别样的社会类型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社会契机和可能。宋元时期的武术发展是一个特殊时期，由于战争状态的长期戒备，统治王朝出于军事战争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需要，再度兴起武举制度。可是，国家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重视选拔军事人才的同时，对民间习练武艺又有所禁止。基于此，单是“武举”和“禁武”这一政权统治矛盾的出现，为武术社会发展产生制度化、精细化积极影响的同时，局限了民间武艺的民间传承。

武术不只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出于大众生活中娱乐需要与生计需要的民间矛盾，“勾栏瓦舍”中武艺表演者为吸引更多的观众，按照一定动作组合的“套子”为开场[7]。正是“打套子”的出现，为现代武术套路的历史探源研究提供必要的社会期许和历史考验。所以，对立着的矛盾双方在得到有机转化的同时，武术为适应社会进步，产生了一种发展意义上的武术文化创新行为。

2.3 现代传承保障武术主体基础

“武术所蕴含的和谐观念，彰显的独特认识方式，以及体现的人类社会结构方式，对于解决人类的现代危机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8]。武术的主体是人，在武术、人与社会关系之间产生联系的时候，其中由于武术对于身体的文化理解方式而发生着教育、指导功能的存在。特别是学校武术的开展是以教育为主导的文化社会类型，从传播发展角度来看，武术不受性别、体质、时间、季节、场地、器材的限制，学校所提供的基础保障是武术教育功能提升现代传承的主导力量。然而，要阐释的并不是武术在现代传承上的文化变迁现象，而是通过武术主体反映现代传承在社会与人之间的模式对话关系。武术的传统继承与现代创新的相互结合，不仅促使学校武术的社会优势，而且武术对学校教育的丰富与促进，提供了传统认知上的文化体验。如武德礼仪、突破极限、超越身体的思想意识，在传统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实现现代价值的主观回顾。同时，利用传统文化的传统解构，增强武术主体的传统情感，从而影响文化认同的社会逻辑形成，以致武术社会的体验交流主体得到保障。

3 结 论

武术的社会模式是建立在对武术时空维度中社会意识的模式性认知。同时，武术的社会化是以人为主体构成的社会体验，不同的武术社会结构为武术的理解与解释提供着不同角度的思考。对于相同的武术构成元素，是一种独特技术的身体文化体验，是透过体悟达到升华与思考的文化积累与创新。武术门派与自发性武术社团是武术社会模式的基础构成，而学校武术的发展和关注，则是武术时代发展的社会必要。三者在产生社会关系的同时，促使文化认同、矛盾转化与现代传承为武术社会化的文化体验提供模式性的解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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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 静

Research on the Socialization Mode of Martial Arts

HUANG Long, REN Be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Martial arts, which ar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are not a visionary oriental overview but are social composition of spontaneous martial arts association and school martial arts according to denominations of martial arts in themselves social attribute and cultural feature, and are logically metaphysical analyzed. Martial arts socialization is a pattern with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social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inheritance penetration, as a result, because of organic connec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tial arts socialization is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via special culture experience mode of martial arts.

martial art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modern inheritance

10.16055/j.issn.1672-058X.2017.0000.021

2016-06-20；

2016-09-10．

黄龙(1989-)，男，河南许昌人，硕士，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G852

A

1672-058X(2017)01-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