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瑶，王志红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孟子“仁治”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启示

葛瑶，王志红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孟子的“仁治”之道，涵盖了道德观、法治观、文化教育观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早期儒家的上层建筑体系。对中国儒家治国的思想追根溯源，并对其道德预设、内在理路和治国理念进行深度分析与思考，在目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下，探求孟子“仁治”思想对当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与意义。

孟子；仁治；价值

“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孟子的“仁治”思想是其治国理念的核心，其中的道德观、法治观、文化教育观等价值理念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传承和借鉴意义。

一、孟子“仁治”之道的道德预设

（一）“性善”为其道德前提

孟子的基本主张是人性本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1］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种德行为性善的基础，如果在此基础上做得更好便为圣人。人若不善，而非其性恶，是此四德没有扩而充之的缘故。国家最高统治者“仁治”的实施基础是有“不忍人之心”，因此，“性善”乃孟子“仁治”之道的道德前提。

（二）“善己、善人”为其道德目标

“性善”是通过“内圣”和“外王”两层道德境界实现的。首先，在“内圣”上，孟子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圣者君子，达到这一境界须先“善己”。依据孟子的性本善理论，君子该拥有的善心是天生具备的，那么君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本来就存在的美德更好地存之于心，以德为乐。

通过善己而“内圣”，还要做到“外王”。孟子在与宋勾践的对话中以古人为例，提出君子一旦得志，应该将自己优秀的道德标准“兼善天下”。在孟子的一整套道德机制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君子“不得志”。在这种境遇中，孟子也给出了应对措施，即“独善其身”。他认为任何困难和挫折对于君子来说，并不是磨灭其道德和意志，而是对其身心的一种升华，对于其“外王”的效能起着增益作用。

（三）“天下有道”亦其最高道德信仰

在孟子看来，群体、社会乃至国家的道德运行的逻辑是从个体开始的，通过“内圣”和“外王”的一系列过程使人人皆为君子，进而将全社会的“善”发扬光大。

在此基础上，孟子建构了一个“仁治”的最高道德信仰，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天下有道”，可以说“仁治”的最高理想就是达到“天下有道”。他呼吁人们“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1］这一信仰在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

二、孟子“仁治”之道的内在理路

众所周知，孟子“仁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本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之于人”，尊崇人伦五常，善待黎民百姓，重情重理重法。因此，孟子“仁治”是从善衍生至个人、社会和国家各个层面。

（一）“民为贵”的核心理念

爱民，关心和同情广大人民群众，是“民为贵”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孟子“仁治”以民为本的思想核心。首先，阐释国家的主体，即“政为民”。孟子认为人民构成国家的主体，统治阶级所有的政策应该考虑到人民，人定则国安。孟子认为国家主体为民而不是君，从而找到了施政的切入点。当然，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孟子所述的“民”，不免包括当时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其次，在此基础上界定“何为君”，即君主执政的合法性。在孟子看来施暴政的夏桀和商纣的君主之位名存实亡，而真正的君主非尧舜禹、周文王莫属。

（二）“家国一体”的治理逻辑

孟子极力推崇由五伦关系构架出的一整套国家治理结构体系，这种家国一体制的基本原理是从血缘关系出发，“将家的原理扩展为国的法则，国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2］70。它遵循的是“个人-国家-天下”的治理逻辑。前文所述的无论是性善论或者是民本思想，无一不是通过这种治理逻辑在社会政治法律经济道德伦理结构中展开的。

第一，由家及国。国是由一个一个的家作为最基本也是最牢固的社会单元而构成，善与非善、仁与不仁通过这种层次逻辑进行传递，其中若出现问题，都是由其内部的某一个层次积累而来。第二，天下国家。孟子把自身视为根本，把道德准则推行至“家”、“国”、“天下”。并且，孟子还认为，若使国家稳定，德行昌盛，必然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是故，孟子所谓的“民为本”也实为“家为本”。

（三）“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内在运行机制

中国在西周维新中确立了宗法制，其核心是将家族血缘关系上升至国家政治的高度，以此为自然基础和自然原理建立一套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2］71孟子则是以前人的制度为基础，提出“人之有道”。孟子重视血缘所连带出的家乃至国的作用，对人、家和国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运行机制，用理、情与法使之相辅相成。

首先，对家用情。孟子认为亲情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优先权，法与情产生冲突，则应优先选择情，这在孟子与桃应的论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次，对人讲理。孟子主张将良能、良知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情感和理性皆能达到合理的状态。最后，对国用法。孟子的法治是以德治为前提。建立在血缘与宗法制基础上的孟子“仁治”反对法家的极端的法治主义，反对恶法，针对法家的“连坐”，孟子提出“罪人不孥”。孟子从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德治为大，统治者制定法律的前提应是感化人民的善心，因此，“在‘家国一体，由家及国’背景下的内在的社会控制体系与文化运行机制是情、理、法三位一体”。［2］97

三、孟子“仁治”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启示

民为贵，是孟子“仁治”的核心理念。孟子将以民为贵的思想贯彻至其治国理论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其特有的“仁治”模式。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理念，与孟子的以民为贵的思想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孟子“仁治”思想与和谐社会理论虽然产生在不同的时代，两者的理想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仁治”思想在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理念及途径等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经世济民之道与和谐社会的民生建设

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主张。首先，要在经济方面保证民生。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是“制民之产”，即顺应天时，发展生产。有土地，有桑树，有牲畜，并且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生产，民众就能“养生丧死而无憾”。当民生问题得以解决，国家政权才能稳定。孟子清楚地认识到先义后利，只有在经济上解决了百姓的温饱之后，才可以言政。［3］其次，在刑罚上，孟子是一分为二的。凡是发动不义战争的人，是不能宽容放纵的。但是对于民众，要注重以德服人。如果君主采取的政策得当，人民就会和睦共处，社会也不会动荡不安。因此，君主不仁，等到百姓犯罪再处罚他们，这是陷百姓于不义。所以，对于民众，孟子主张要运用道德的力量感化百姓。再次，在政治生活中，孟子要求“尊贤使能”，从民众中见贤而用，人贤而国昌。

社会和谐，最基本最关键是民生，民生是立国之本，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将民生置于根本，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立足基本国情重视民生建设。孟子稳政权先安民生的思想亦是如此。其次，“尊贤使能”体现的公平正义，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要求，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均实现机会、过程、结果、分配公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从严治党等，都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这些都映射出孟子的以民为本的主张。

在当前，我们必须把民本思想升华为民主，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将我们的政府打造成为服务型政府，让人民主动参与，同时增强群众的公民意识。孟子的“仁治”思想以“以民为本”为核心，与我党的宗旨是相符合的，即为人民服务。作为孟子治世思想的核心部分，“仁治”思想在汉代以后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治世思想，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产生了“汉唐盛世”的伟大文明，从而体现了孟子“仁治”思想的深远影响。我们应联系当下社会的发展，对孟子的“仁治”思想进行研究分析，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和谐社会建设。

（二）“以德治国，以善养人”的治国理政之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

孟子提出治理国家要“以善养人”，即以德治国。对于统治者来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要求君主要“居仁由义”。统治者有“良知”，人民才会和谐安定，天下太平。孟子提出，如果国君虐其民，那么国君就不再是国君，百姓诛杀暴君，这并不是弑君，而是伐无道。正如桀、纣由于施暴政而丧失了民心，军队倒戈，终究致使国家灭亡。

“仁治”强调的是仁，而仁又是一种美德，把仁从伦理道德的领域扩展至治国理政领域，即为德治。在今天，建设和谐的社会，我们党和政府同样坚持以德治国，借鉴孟子的“仁治”思想，同时，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体现孟子以德治国的思想的同时，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国情，形成了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下的治国理念，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抓，共同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明伦重教，上善若水”的文化德育之行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

孟子特别注重教化的作用，重视教育的内化和外化的作用。他倡导要广设庠序学校，教育百姓，开启民智。第一，明伦。百姓明白人伦，才会了解社会存在的伦理道德思想。孟子所提及的“人伦”，皆为封建社会设定的伦理纲常，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第二，正道。孟子认为教育的作用首先就是宣扬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即儒家的“仁义礼智”。第三，施教方式。孟子认为教育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仁者自教，其二是圣人施教，或者是通过正统的学校教育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施教的过程中，外在的教育方法也同样重要，孟子曰“教亦多术也”，教育的方法并不是为了去教育某一个人，而是为了把教育的方式方法运用到一类人上。同时，“孟母三迁”也说明教育环境的重要作用，孟子强调教育环境对于教化效果的好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文化和道德是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因此，特别注重教育对社会的作用，促进人道德乃至综合素质的提升。孟子注重教化和德育的作用，对人自身的道德要求更为关注，在当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体现为文化育人、道德育人的作用，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个体之间以及与环境协调发展，达到和谐的状态。

“天下有道”是孟子“仁治”的最高道德信仰，这种信仰是出自于他对“性本善”理论的高度自信，激励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对建立儒家“大同世界”的追求。在国内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今天，建立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主流价值观具有稳定民心的战略作用。要使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不断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思想理念，丰富、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人民在思想上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孟子的“仁治”理念虽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其理论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某些观点在我们看来也已是不合时宜，但是，不论历史和社会如何发展下去，华夏血液中流淌的儒家文化对于我们现代治国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在西方，学者们对于现代治国理政发展的研究，不是否定和抛弃根源，而是回溯古希腊古罗马，从源头上找回文化之根。而我们虽然有过对于儒家文化的妄自菲薄，但是我们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却一直从孟子开始被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毋庸置疑，加强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强国”，将我国优秀的“仁治”理论传统与现代治国理政思路合理结合，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正能量的存在。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458.

［2］樊浩.文化与安生立命［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70-97.

［3］蓝法典.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J］.孔子研究，2016（2）：72-73.

D616；B222.5

A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社会秩序的三大价值体系及其主导整合机制研究”（16BZX007）

葛瑶（1990-），女，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王志红（1956-），女，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