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天威+孙薇

【摘 要】 2012年，广播电视学学科地位正式确立，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广播电视学研究仍旧存在学理性孱弱与议题重复两大问题，研究者心态浮躁、研究范式古板、研究视域局限等都制约着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立足于融合视野，按照先天自带学科、学科域和后天发育学科的三大维度，借鉴史论、理论、应用、决策、跨学科五分法，对广播电视学的知识体系进行重构，试图为广播电视学提供更新的理论视域。

【关 键 词】广播电视学；融合视野；学理重构

【作者单位】伊天威，南昌大学；孙薇，南昌大学。

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广播电视自诞生日起就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对于广播电视的研究亦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之所以关注，一方面，作为拥有庞大用户群体的广播电视，其对于记载历史、传承文化与文明的贡献巨大；另一方面，在科技创新融合的时代，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其与政治、经济、社会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2012年，广播电视学学科地位正式确立。如果说一门学科的成熟应以学科体系的形成为标志，那么对于尚处在动态发展中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门学科的体系构建是否合理，关系着该门学科的发展前景：一是因为学科体系构建中必定有该门学科的基础理论，而这也是人们掌握广播电视发展规律的利器；二是因为它有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从而为广播电视行业提供优秀人才。此外，对于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深层次研究，厘清广播电视学的发展脉络，有助于研究者把握该学科体系现存的问题和不足，从而帮助研究者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完善与补充。

一、广播电视学研究现状与不足

对任何一种研究来说，对其研究议题和研究视域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都是重要的。广播电视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 “游走”在不同的时代语境、话语形态之中，其“理论地图”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差异也显著。广播电视学的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自身独立性的确立，再到如今颇受关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究。

首先，是对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就是对广播电视学的概念、性质、功能、任务、意义等进行阐释。赵玉明先生在《谈谈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一文中指出：“就广播电视学来说，其应该包括广播电视宣传学、广播电视技术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和广播电视受众学等等。”[1]而阎玉则认为广播电视学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即广播电视学有广播电视节目学、广播电视受众学、广播电视传播工程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和广播电视史学等五大支撑学科[2]。欧阳宏生所著的《广播电视学导论》则立足于中国广播电视的特殊属性，探究了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与社会的关系等，意义重大。

其次，是关于广播电视的史论研究。广播电视学学科的发展，毋庸置疑与广播电视的实践紧密相关。因此，对广播电视发展历史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赵玉明先生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为线索，将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按照早期的广播事业（北洋政府时期）、抗战前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初期、“文革”时期以及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划分，对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细致的梳理，有着丰厚的史料价值[3]。随后，《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概要》《走进3.0时代——纵论中国广播电视业20年》等书的出版也使得当代广播电视史的研究百花齐放，其间，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史——《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简史》等。

再次，是關于广播电视具体实践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始终围绕着广播电视节目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具体涉及节目的制作、生产过程、传播过程以及应用方面的内容。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写作与评论、播音与主持、节目策划等内容均涵盖其中。

可以说，纵观整个广播电视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几大视域：广播电视的基础理论（广播电视的机制体制、性质功能任务等）以及其他诸如电视剧的研究、纪录片的研究、综艺节目的研究等。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广播电视研究的传统。但是，立足于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广播电视发展需求，结合现有的广播电视研究，仍有问题需要解决。

1.广播电视相对于报纸、杂志等媒介，它们有着自己的特性，因此，广播电视的研究不能将理论和实践完全区隔开，这两者之间应有重合的部分。

2.广播电视研究占比不均衡。在对现有的广播电视学的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后可以发现，对于广播的研究，无论是广播节目研究、广播产业研究、广播受众研究等，均在数量与选题上有着局限；而与之相对的，是电视领域研究的百花齐放；另外，从教学角度看，虽然不少高校均招收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生，但是在课程设置上，却少有关于广播的课程。

3.广播电视研究理论薄弱。虽然，广播电视的研究被许多学者认定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但不管怎样，既然作为一门学科，就不能丢失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因为基础理论是该门学科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奠基石，关系到学科理论的完整、独立与成熟。尤其是当今时代，各个领域都在推行“互联网+”业务，那么就学科发展而言，广播电视学如何进行加法，如何在现有的学术成果上进行理论创新，是如今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的关注重点。

二、广播电视学之学理重构

中国的广播诞生于1923年， 1958年电视出现，人们开始了认识广播电视的过程，而这也是一种知识系统形成、更新的过程。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广播电视的学科体系也逐渐形成。然而，发展到今天，在新媒体快速崛起，手机、APP不断受到人们的青睐，甚至“直播”让无数人变成“网红”的时候，广播电视学的固有研究范式暴露出了自身的盲区与问题：没有扎实的研究推进，繁荣背后是研究议题的同质化现象，以及研究范式的固化。例如分析电视剧总是从文本角度切入，看起来更像是观后感的写作……这些现象都制约着广播电视学的发展，而归根结底，是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需要更新，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那么，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到底该如何搭建？如果遵循传统的研究进路，自然是从核心概念出发，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事物多么纷繁复杂，首先也要在众多信息中提炼出能够反映本质的核心概念，随后以核心概念为中心“画圆”，逐层展开研究，从而形成一套相对具有逻辑性的理论体系[4]。

1.“两大领域、三大模块”学科体系的不足之处

关于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问题，赵玉明先生主持的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专门探讨了该问题。结项报告中清晰地表达了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应该具有理论研究与现象研究两大重要领域，以及基础理论、交叉学科、独特内容三大模块。详细框架图如下所示。

笔者认为，该图所表征的知识体系的不足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核心学科与跨学科域区分不明显。

笔者认为，赵玉明先生构建的学科体系中，看不出哪些是广播电视学的核心，哪些是由于跨学科而形成的研究视域，尤其现阶段，许多学者将跨学科与交叉学科混淆在一起。

那么，如何区分跨学科与交叉学科？他们有何共性与个性？简单地说，进行交叉的学科，多是被大众普遍承认的、具有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的学科，但由于这些学科无法支撑其解决实际的问题，因此需要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也就意味着新的学科的诞生。而跨学科则不同，跨学科仅仅是学科之间的借鉴与合作，只是完善了该学科，而并非产生新的学科。

显然，在融合时代，广播电视学也应显示交叉与跨学科并存的状态，例如广播电视新闻学就属于跨学科，而广告学等就是交叉学科。那么，一个学科的范式统计是如何计算的？是仅仅包含核心学科？还是包含了跨学科、交叉学科？一般而言，大多数情况下，核心学科与跨学科是在统计范围内的，而交叉学科则并不在其范围。

所以，在重构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之前，我们必须厘清两个重要概念——核心学科域与跨学科域。顾名思义，核心学科域是指本学科内部的中心研究区域，而跨学科域则是指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共荣部分，对于广播电视学的跨学科状况的结构是：

核心域：广播电视学的核心学科域；

跨学科域：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法学、广播电视符号学、广播电视美学等等；

因此，在“两大领域、三大模块”学科体系建构中，广播电视交叉学科研究是否准确？是交叉学科还是跨学科？且这其中，主体域是什么？跨学科域是什么？笔者认为，这都是在新时期融合创新研究时需要明晰的基础问题。

（2）广播电视史论与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可以画等号？

在“两大领域、三大模块”的学科体系中，将广播电视学划分为广播电视理论和广播电视活动两大领域，但是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却对应着广播电视史论。笔者认为，广播电视史论和广播电视的理论并非可以画等号，广播电视史论研究可以说是广播电视学研究的基石，但并非广播电视学理论本身。

2.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要素

那么，要想构建完整的广播电视学科的学科体系，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大维度，五个分支”的原则。

首先，“三大维度”也就是需要明确广播电视学哪些是“先天自带的学科”？哪些是“后天发育的学科”？哪些又是合作融合产生的学科域？

所谓“先天自带的学科”，其实就是学科自诞生起就有的特质，表征着该学科的本质，例如文学研究就一定离不开语言学一样，语言学就是文学研究先天自带的學科。

所谓“后天发育的学科”，则是学科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基础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学科，就广播电视而言，配音学就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影视作品创造而产生的，但它肯定不是广播电视先天自带的学科，因为配音并不是广播电视诞生之初就有的。

所谓“学科域”，其实就是构建该学科需要的知识的集合域，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学科域可以分为核心学科域和跨学科域。核心学科域体现学科内部重要的知识体系结构，而跨学科域则体现学科的跨界融合。“跨学科又可能进一步形成交叉学科，交叉学科一旦确立，将作为一个新的源学科存在，进而继续分流，形成新的学科结构。”[5]

其次是 “五个分支”，即史论、理论、应用、决策、跨学科的区别。具体为：史论——指广播电视发展历史的梳理；理论——指广播电视本质理论、内外部关系理论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涉及广播电视的实践创作，如采写编评播、节目策划等等；决策理论研究——关于广播电视的政策法规、管理制度等的研究；跨学科论——广播电视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广播电视节目营销、广播电视产业等）。其中，前四个是从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内部关系出发，而第五个是探究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外围，也就是外部机制。

至此，广播电视学的学理体系重构图如下：

这个广播电视学新的学理图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广播电视学进行了学科重建，既有史论研究，又结合了现有的新媒体研究；既从内部探究了广播电视的生产、传播，又从外围讨论了广播电视的发展；既有理论根基的抓取，又有跨学科等带来的跨界融合，从而进行着知识的互补。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包含着历史的梳理、共时的追踪。因此，与此前的学科体系相较而言，它的概念更准确，也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学理性与规范性。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初步设想和浅见，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望得到各方专家的批评指点。

参考文献

[1]赵玉明.谈谈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J].现代传播，2007（4）：104-108.

[2]阎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3]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4]张凤铸，肖庆.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J].现代传播，2006（6）.

[5]张正阳，郭晓.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新论[J].现代传播，2013（10）：13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