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头部被割直接扔进垃圾桶，场面血腥骇人心魄。也许是被吓到了，围观“武昌面馆砍人案”的看客，直到三天后都没有散。而不断翻新的“真相”，各种“跑偏”的分析，最终都败在“精神病”这一免死金牌下。

高度聚焦之下的权威通报，起初将此案定性为口角纷争而致的杀头血案。接着有红星新闻还原现场：胡某质问店主姚某，为什么一碗热干面标价是4元，而要收他5元。“吃不起莫吃，你给老子滚。”“姚某的这一句话激怒了胡某，导致他送命。”自媒体就此趁热打铁，炮制出一系列文章，教人能忍就忍。

热闹间，对胡某老家的调查，让各种条分缕析都失去了事实基础：原来这人是个精神病人。胡某残疾证复印件显示：2010年10月25日，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向胡某东颁发了残疾人证，其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二级”，其监护人正是父亲胡大平。

“他的病时好时坏，发作起来就没法管。”胡大平说，去年12月份，胡某还被家人送到了宣汉县的精神病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花了好几千块钱，家人感觉有所好转，就出来了。

什么社会戾气，底层焦虑，那些借评论发泄不满的人这回又统统猜错，面对精神病，认怂又有什么用？血案的核心是：胡某当时对情绪的自控已经丧失。如何保证精神疾病患者不会在公共场合发病、危害公共安全，才是这次案件血的教训。

重症精神病也应该有自由，有人权，但权利界限在哪里？这问题还真难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这值得肯定，可以防止被精神病，但对于间歇性精神病，既然不能限制人身自由，也就不能在未发作时限制外出打工。既然外出打工，就会脱离社会监控体系。

《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强制医疗，以及强制监视人严加看管，但那是在犯事之后。犯事之前，则全靠监护人。根据我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另外，中国共有注册精神医师1.9万人，等于每位医生对应842名患者，还不计算医疗机构大量集中在城市的情況。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即使是重症患者也没有条件得到足够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在农村。

没条件送医，很多患 者被关在家里。但众所周知，病患的监护人，往往因病致贫，真的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个责任。同时，很多精神病患者家属本身就是病人发病时的施暴和伤害对象。对于困难家庭而言，当他们发现无力保护自己、无力监管病人后，只能将病人推向社会，而社会如果再难以接纳精神病人，惨剧往往就发生了。

出事后，在民事赔偿上，精神病人监护家庭并不承担惩罚性赔偿，因此其赔偿金额往往并不与事实造成的危害相匹配。也就是说，法律现状对监护人的责任要求过低。

表面的、妥协的努力背后，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控依然“按下葫芦浮起瓢”。世界卫生组织推测，到2020年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1/4。有人断言，发疯伤人的高发期也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