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洪涛

一、明确中国方志学的源头是构建中国方志学史学科体系的起点

方志学界对中国地方志的源头有多种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弄清中国地方志的源头对构建中国方志学史学科是一个前提和起点，至关重要。中国地方志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其源头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和地方志在母胎中孕育过程中去追索，不能以地方志已经产生并成为独立学科为起点。最早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原始社会同步产生的神本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逐步转化为神人交感文化和人本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神人交感文化和人本文化呈现混合的总体形态。经过漫长的发展，在混合的总体形态中逐步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文化内容。一是着重探索人的自然生命和人对自然界的联系，后来发展为自然学科。这在古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表现得很明显。二是着重探索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本身（即不是人的自然生命，而是人的文化生命也即人的本质）及其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也即人的精神世界，后来发展演变为人文学科。这在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表现得很明显。三是着重探索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在整个社会中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也即人的各种社会实践行为内容，后来发展演变为社会学科，这在古代诸子百家学说中表现得很明显。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民族的、宗教的等等。以上三方面内容尚未在整个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分化成独立形态学科前，总是交织在一起成为混合总体。即使后来分别演变为独立学科后，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这三大领域也总是相互沟通，密切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内容逐步分化为古代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地理学、方志学等独立人文学科有一个复杂漫长的演变过程。古代各人文学科形成独立形态的时间有先有后，成熟程度有深有浅，规模影响有大有小，但从其构成要素、内容、载体、社会背景、社会需求来分析，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互联互通、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特点。尤其是古代历史、地理、方志这三门人文学科之间表现得更加明显。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互相渗透的姐妹学科。只要从以下五方面考察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首先，语言、文字和认知能力，即学习、记忆、人与人之间信息沟通和积累传承能力的产生是最早人类文化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距今7千年至5千年前夏朝时代出现了刻在石器、骨器、陶器上的早期文字。距今6000—5000年间，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后，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和贵族阶层的萌芽。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图像文字，到殷商时代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代表的考古发现表明汉字已演变为线段化、抽象化文字，从而进入成熟发展和大量应用时期。①殷杰，殷诚凯：《中国殷墟骨文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前言。这些都是古代历史、地理、方志人文学科得以产生的共同前提和基础。

其次，精细语言及成熟文字的广泛应用，生产的发展、剩余财富的产生及最早王国和统治阶级、贵族的形成（包括他们手下的管理阶层和文化精英），为原始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尚未分家的历史、地理、方志学科在混合性的人文学科中孕育和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

再次，最早的城邑建设、贵族墓葬和成文纪事及口头传说，既是古代文化存在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也是以后古代人文学科中孕育历史、地理、方志学科的基础性条件和内容要素。

还有，基本思维模式和最初历史观、价值观的形成，为古代人文学科分化出历史、地理、方志等独立学科创造了重要条件。原始社会的先民们最初的历史意识都与神和祖联系在一起。“神本位”观念占主流地位。经夏代、商代，直到春秋中期，逐步认识到“人”也在历史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人的行为对未来也可以有决定性意义，虽然这种决定性是神或君王的认同而实现的。这种神（王）人交感共创历史、共决未来的思想观念在周代初期得到充分发挥。可以说神人交感的基本思维模式和最初历史观、价值观的形成为历史、地理、方志从混合的古代人文学科中独立出来，进入雏形期创造了重要条件。

最后，西周后期，在奴隶社会大动荡前夕，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均已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大量分散的神话传说、甲骨卜辞、铭文被广泛引用和汇集整理成古代文献，成为各类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地理、方志开始平行独立发展的前奏和催生婆。

《诗经》是流传后世最重要的古代文献之一。在孔子编纂《诗经》以前，社会上早已流传多种以诗体形式整理的神话传说。总共约有3千余篇，孔子整理出“三百五篇”。上起商周，下至西周末年，延绵上千年。内容涉及社会上多个方面，实际上是把当时分散的口头传说条理化、系统化。从中可以看到不久后产生的历史、地理、方志著作的影子和内容。《尚书》是另一部整理口述传说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的重要文献。还有许多绘在墓葬、洞穴、铸鼎、祭器中的壁画、图绘、古地图，都是古代成文纪事前后长期形成的对历史、地理、地情最早的思想认识的物化重要载体。从中也可以看到不久后产生的历史、地理、方志著作的影子和内容。

从以上五方面历史情况的考察来看，历史、地理、方志这三门学科在古代人文学科尚处于漫长的混合状态的母体中共同孕育成长，有许多共同的社会背景、条件、内容、物质载体、精神载体成为以后分化为独立学科的要素，确实是同根同源的姐妹学科。即使她们先后分化成具有特殊形态和内涵的独立学科后，在许多方面仍互联互通。由此可见，深入探索和明确中国方志学的源头，理清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这三门姐妹学科相互间的关系，是构建方志史学科体系的起点和前提。

二、方志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是贯穿于中国方志学史中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两大基本内涵

任何人文学科从孕育、产生起，都有一个从雏形、发展和成长、成熟、定型、转型升级的过程。从总体上讲，整个发展过程不外两大基本内涵，一个是学科的实践活动及其客体（物质）成果，另一个是学科精神活动及其思想理论成果。中国地方志从孕育产生到分化为独立学科，离不开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和思想理论活动及其成果的互相促进和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在中国方志史最初出现的几部著作就已充分显示出来。

《礼记》中的“四方之志”是方志界公认为中国地方志最初著作。《周礼·地官》说：“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民之库，殽之二陵。”又《周礼·春官》说：“小吏掌国之志，尊世繋，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又“外吏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①《周礼·春官·宗伯·外史·小史》，岳麓书社2001年。注：“志，记也。”《礼记》并非一人一代所作，而是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众多文化精英对当代典章制度的记录与理论的总称，经过战国中后期到秦汉之际几代儒家学者的整理和撰写至汉代才正式形成为系统性关于“礼”的文献集。对《地官》《春官》这几段记述，学者虽有不同理解，但是以下两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方面，至迟至周代（也可能更早至夏、商）已有记述各种地情的带有后世方志属性的实践活动，并确实已经整理出古代最早的地方志“四方之志”。（古代方志已经失传，没有物证，但其确已存在方志界并无异议）。另一方面，经过几代人的大量实践已从理性上概括出“方志”“四方之志”“志，记也”这些方志学史中最初出现的学科概念、名称，并且从这几段话中也可以看出古代方志实践是体现一定性质、作用的活动。虽然概括得很简单粗糙，但已经显示出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

方志界公认的另一部地方志最初著作《山海经》②《大宛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三，《二十五史》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46页。，多数学者认为是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同时也是最早的地理书。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上海书店1989年10月，第287—288页。此书何人所作至今不明，但明显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整理、汇集而成的传世之作。多数认为始写于战国初期，至秦汉还有人补充整理。今本18篇分为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全书3.1万字左右。内容包括有自然方面的山、水800多座（条），矿物300多处，草木植物、动物185种；社会方面的邦国90多个及道里四至、宗教、民族、医药、巫术、风俗习惯；人物140多个；还有许多神怪传说。此书无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全国性地域志，又是全国性地理书。古代完成这样一部全方位内容的地方志，肯定由前代人、当代人对现实世界中的自然、社会现象和活动进行了详细记述、积累、充实补充和加工整理、编辑大量实践活动，才能成为一部具有地方志属性的志书。

方志界公识的再一部最早的地方志是《禹贡》。多数学者认为成书于战国（也有认为成书于“西周”“春秋”）。全文只有1193字。第一段为序言，概括介绍全文内容，类似后世方志中的总述、概述。第二段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按自然区划和假想的行政区划，分天下为九州。（虽然是假想的州制，但对后世实际设置国家行政区划起了很大的历史依据作用）。其内容首先讲州之四至、水利治理、土壤性质、赋税等级、土地等级、进贡物产、进贡路线等；其次讲开凿大山、疏通水道；再次讲引导九水；最后对上述三方面进行总结。第三段“五服制度”，讲贡物、徭役、兵役、文教、赋税和流动迁徒等。第四段总结大禹治水安邦的功绩。此书虽然文字不多，却包含了自然、社会、人文等全方位内容。后世多数学者认为是最早地方志之一，也有学者认为是地理书。实际上也可说是兼具地方志、地理书两种性质。此书作者不明，但与《山海经》一样，显然是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地情记述活动，然后经过文化精英加工、整理、汇编而成。

我们至今确实没有看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早地方志出现时的有关直接总结方志理论活动的片言只字，更没有看到直接总结的系统论述，但这不等于《山海经》《禹贡》的出现，是无意识、无目的行为。它同样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并体现一定性质、作用的活动。

首先，这两部最早方志著作的材料来源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既是以经过西周时期将大量分散的神话传说、甲骨卜辞、铭文经过史官、文人汇集整理成的古代文献作为历史材料的重要来源，更是以春秋战国时期当代实际情况经过搜集、记述、整理而成的现实材料作为著作的主要物质基础，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学科行为在古代已经存在。

其次，这两部最早方志著作记述内容是比较全面的。都是既记人文社会内容，也记自然现象。两者比较起来，人文社会内容占主要比例，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建筑、宗教、民生等。而自然现象包括天文、气象、自然灾害等占相当比例。当然从具体门类来比较，比后世编修的地方志的门类要少，但内容比较全面，属于从全方位着眼的基本特征已经显示出来了。

第三，从记述的地域空间讲，这两部著作比“四方之志”大大前进了一步，即既有纯地方性的地域，又扩大到全国性地域。就像后世称之为“总志”“通志”的方志著作。（古代失传的“四方之志”，其地域基本上限于各诸侯国，和当时史学著作诸侯国国别史“春秋”“乘”“梼杌”同属纯地方性特征。）

第四，在编纂体例上，这两部著作已显示出与其它人文学科有所区别的特有特征。尽管尚属初期，并不完整，但对后世出现的地方志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编纂体例上最重要特征是先横分事物再加以纵向叙述。《山海经》的结构“南山”“西山”“北山”“中山”“海外”“海内”“大荒”各经都以地域横分为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也先以“山”“水”“国”进行横分。第三层次才详述动植物、矿物、人物、事件和传说。《禹贡》也是先以地域横分九州为第一层次，然后再分述治水、平整土地、种植、物产和贡税等。这种“先横后纵”的体例一直为后世地方志所采用，是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第五，“史实”与“史论”的结合运用是历史书的重要特征。《春秋》《左传》等古代最早历史书确实在史实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评论史事。相比较而言，《山海经》《禹贡》运用论述体例很少，绝大部分为直接记述地情、史实和传说，但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在记述“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黄帝大战蚩尤”“嫦娥奔月”等神话传说中也表述了作者的观点倾向。古代志书大部分内容为直接记述地情、史实，但编者对地情、史实的评论并未绝对禁用。

第六，在“人”和“事”的关系处理上，最早的地方志和最早的历史书均交替使用“以人带事”和“以事带人”两种表达方式。但比较而言，在《山海经》《禹贡》中，“以事带人”（包括神话）的表述方式运用多一些。在“图”与“文”的关系处理上，《山海经》以文字为主，但有大量插图①《山海经全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第4页。。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胡文焕的《山海经图》有133幅图。这种“人事表达方式”和图文结合的方法对后世地方志、地理书都有重大影响。

第七，古代历史著作作者大都具有明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尤以孔子编纂的《春秋》为代表，其“惩恶而劝善”每每以周礼为准则，并提出“仁”的儒家首创的价值观。《山海经》《禹贡》中虽以直接记述地情、史实为主，但在记述神话传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神人交感”历史观的影子。可见，自古以来，纯客观记述没有作者思想观念的人文学科著作是不存在的。

人类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当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一定水平的思想认识后，反过来又引导和促进实践，如此反复循环，不断呈现螺旋形上升趋势。地方志的修志实践和思想理论活动同样如此。从以上七个方面对中国最早地方志著作《山海经》《禹贡》的分析看，两部著作作者的大量修志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为什么用这样的准则、体例、方法编写，而不用别的准则、体例、方法编写，都是有已形成的体现当时发展水平的理性思维、理念所支配的。即使这种理性思维、理念还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粗糙，不够完整，不够系统，体现规律性的理论含量不高，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古代修志的思想理论活动并未见到有文字记录，更没有专门的学术性总结材料而否认其存在。方志学专家林衍经在《方志学综论》中指出：“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序》里所说的‘书契五善’说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议论，常璩是最早阐发方志性质和作用的先哲。”对方志理论的系统论述确实出现相当晚，但从春秋战国到东晋的千余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方志理论活动和方志实践活动这两个车轮一直在向前运转是不可否认的。由此可见，修志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是贯穿于中国方志学史中的两大基本内涵。构建中国方志学史学科体系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完整地深入揭示中国地方志发展全过程中方志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如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从而使中国地方志怎样从古代人文学科中孕育分化出来演变成独立学科，并由雏形期进入成长成熟期、全盛期，以及方志学科本身如何从低到高、由简到繁，由慢速前进到加速前进，由量的积累到质的突变的发展规律的特点。

三、方志学史分学科在方志学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任务、特点和分期问题的的探讨

（一）关于方志学史分学科在方志学总体结构中的地位

近代、当代众多方志学家对方志学科体系已经有许多构想。有的专家加以汇总归纳为十种：“两分法体系；三分法体系；四分法体系；五分法体系；六分法体系；七分法体系；八分法体系；九分法体系、十分法体系；多层次体系。”①张安东：《方志学科体系建设之思考》，《2017年全国第七次方志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87页。各种设想都有一定依据和一定的合理性，但至今尚未获得比较一致的共识，也没有出现能被方志界普遍接受公认为权威的学科体系。这说明尚有深入研讨进一步探索的广阔余地。笔者为了说明方志学史分学科在方志学中的地位，学习和吸收了上述十种体系的优点部分，结合自身的研究，从方志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两个维度的结合着眼，简要提出方志学学科总体结构如下。

地方志的全部实践活动是有层次的，通过不同层次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形成相应的分学科。

第一层次，“方志社会需求学”。地方志是如何适应社会需求而产生、发展的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笔者并未看到方志界曾经提出过设置“方志社会需求学”的设想。借鉴经济学学科中有一门“市场学”，专门研究工、农、商业服务业如何适应和推动市场需求的学问，觉得方志学总体系中设立“方志社会需求学”分学科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层次，地方志是如何营造产生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自身独立形态物质载体或物质成果（也可称为“客体”或“存在形式”）的全部方志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是构建方志学的核心学科。包括：方志资料学（或称“方志地情学”）、方志编纂学（下分“方志编纂综论”和“各类方志编纂分论）、方志目录和提要学、方志评论学、方志比较研究学、方志整理学。

第三层次，地方志学科自身独立形态物质载体或物质成果这一客体产生后，接着进行的方志实践活动就是如何回应社会需求，服务和促进社会发展。在整个地方志的发展过程中，营造、产生方志客体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前提，但并不是最终目的。地方志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回应社会需求，服务和促进社会发展，离开这个最终目的，地方志就失去存在的社会价值。因此，对地方志如何回应社会需求，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进行理论总结，研究其规律是方志学学科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方志开发利用学、方志事业建设学。

第四层次，地方志所有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都必须由与方志有关的各类人员来实施，他们是一切方志活动的主体。方志一切活动的质量高低和能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归根结蒂决定于人的因素。因此，对与方志活动有关人员的研究在方志总学科中具有重要地位。包括：方志人才学、历代名志作家传记。

第五层次，“方志管理学”。地方志所有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从来不是自发产生的，从来都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规范、有要求的自上而下的行为，而且以“官方”为主。虽然方志发展史上也有民间自发修志和自下而上的活动，这不但只是少数，比例不大，而且也是受官方影响而为。因此有必要在方志学总体系中设“方志管理学”。这门分学科着重研究历朝历代对编修方志的领导管理活动，包括政府领导重视程度、发布的诏书法令、决定、条例和各项制度、规范措施、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来源和如何运行的体制、机制，并从理论上总结其发展规律。

以上列举方志实践活动的五个层次，虽然都以实践为主，但在实践过程中都贯穿了思想认识活动和理论思维，经过大量的、长时间的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经过总结提炼上升到规律性认识而形成分学科理论。这五个层次并无直接隶属关系，但却是有内在联系并有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在全部方志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逐步形成方志学体系中各分学科的同时，经过专门学者名家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积累，逐步形成更高层次带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基础方志理论。这一层次的理论成果，形成两个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分学科。方志学史分学科是其中之一。

1.“方志学概论”（即方志学基础理论体系）。主要研究阐明方志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指导思想，地方志的性质、属性、功能、作用、特征、研究方法，方志学的学科体系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学科“概念”体系的界定及在各学科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门基础性学科对方志学其它分学科起指导作用，但并不是先有方志基础理论，然后再产生方志其它实践性为主的各分学科，而是相互吸取养料，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过程。

2.“方志学史”（即地方志发展史和方志理论发展史）。主要研究地方志从孕育产生及以后各发展阶段的背景、过程、内容、特点及适应社会需求和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情况。同时研究方志理论在方志各发展阶段如何形成、发展、提高的过程和内容、特点及对方志实践的促进。是按历史发展程序作全方位、整体性、系统性的纵向叙述，并总结其发展规律。

方志学基础理论体系和方志学史这两门方志学基础性学科，虽然对其他各分学科起指导作用，但并无隶属关系，也不是先有方志学基础理论和方志学史，然后再产生其他以实践主的应用性方志学分学科。它们都从理论上总结出方志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律，并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完善提高的作用。从方志学科整个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看，恰恰是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方志学史研究，大大滞后于各应用性方志学分学科，而各应用性方志学分学科又大大滞后两千多年来全面广阔的方志实践活动。这是值得深入反思的重要问题。

方志学学科体系总体结构图

（二）关于方志学史分学科的任务、特点问题

方志学史分学科的任务和总特点是对地方志孕育产生及成为独立学科后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按历史发展的程序，依次分期纵向研究发展过程并总结其规律。它在方志学总体结构中处于基础性方志理论地位，因为它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

首先，方志学史分学科的研究内容对地方志的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是全覆盖、全方位的。包括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对地方志的需求和产生、发展地方志的各种社会条件。研究地方志客体成果（物质载体）地方志著作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主要要素，特别是方志的指导思想、资料来源、体例、篇目结构和内容、表现形式、编纂方法、方志种类的演变及对方志成果的规模、分布、整理和社会的评论反应等。研究地方志客体成果产生后，如何回应和服务于社会，如何开发和利用。研究实施方志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地方志的作者，特别是主编、总纂（主修），及与方志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历史观、价值观对方志作者的影响。研究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统治者如何领导、管理方志活动，包括法令、条例、制度、机构、经费及其运行体制、机制等。

其次，方志学史分学科在研究上述各领域方志实践活动时，同时研究其理论活动，特别是各领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新思想、新观念如何促使方志创新、变革的过程。研究方志各领域如何经过长期的积累、总结而上升到系统性理论体系，从而形成各门方志学分学科。

第三，方志学史分学科在研究方志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各领域实践活动、理论活动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每一历史阶段在整个方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阶段性特点、阶段性的进展成果和经验教训，并总结其发展规律。

第四，方志学史分学科是方志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方志学概论”分学科的研究同样属于最高层次的总体性、全局性研究。不过特点不同，前者按历史发展程序作阶段性的纵向研究。后者是按地方志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担当的任务职能、指导思想、性质、属性、功能、作用、特征及重要学科概念体系等总体性根本问题作分项目的横向研究。地方志的任务、职能、指导思想、性质、属性、功能、作用、特征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各范畴一旦形成必有一个很长的稳定期，但也并非永远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形式也会不断变化，这在地方志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价值观和指导思想的变化表现得很明显。因此这二门方志学的基础性理论分学科实际上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

（三）关于方志学史分学科的历史分期问题

方志学界对地方志整个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问题由于分期的标准和着眼点不同，有多种见解、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其理由和依据，但也有不少争论，特别在起源问题上很不统一。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已有所论述。笔者学习了各家说法中的优点部分，结合自身的研究，提出以下方志历史分期原则和具体分期设想：地方志和地方志学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其历史分期不能以国家政权和朝代更迭作为划分标准，而必须以下述三方面作为依据：一是本学科特有的基础性构成要素的形成和变革。如学科自身物质成果（载体）的指导思想、历史价值观、全局性法令法规；特有的体例结构和表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二是本学科物质成果（载体）在历史发展中的成熟程度和转型升级因而产生巨大变化。三是本学科在整个社会中的发展规模、地位、作用和社会影响有巨大变化。地方志学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是以上三方面结合作用而联合形成，或者因为其中一个方面或二个方面产生巨大变化而形成。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的综合分析，提出以下中国地方志历史分期的具体设想：

（一）古代

1.地方志起源和孕育期（人类原始社会起至西周末期）

地方志源头起于原始社会，它存在极为漫长的孕育期。随着人类语言、文字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城邑市场、宗教墓葬设施建设兴起，国家和统治阶级形成，剩余财富产生，从而出现口头传说、成文纪事和文献集成。这些由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形成的原始传统文化中，包含有以混合形成出现的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多种人文学科原始内容，其中也有大量以后成为地方志的最初原始内容。尽管在古代传统的混合性的人文学科内容中并没有出现“地方志”名称、概念，但却肯定已经出现后世分化演变为地方志的原始内容要素、原始的思想观念要素及含有地方志原始属性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如果没有这个漫长的在母体中的孕育期，西周末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四方之志”“山海经”“禹贡”等最初地方志著作就不可能产生。不设“地方志起源和孕育期”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地方志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2.地方志雏形期和发育成长期（西周末期、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周已失传的“四方之志”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全国性区域志兼地理书《山海经》《禹贡》是地方志从古代人文学科母体中最初分化成独立学科后进入雏形期的代表性著作。秦统一中国后，舆图地志之作，续有纂缉。两汉时期，郡国地志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征录之书。班固完成的《汉书·地理志》是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①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黄山书社1988年10月，第394页。各类区域性史地著述也大量涌现，其形式有的记人为主，有的记地为主也有兼言史地。其中，东汉《越绝书》《吴越春秋》和东晋《华阳国志》为不少方志专家推颂为方志之祖。②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黄山书社1988年10月，第106页。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地方志的雏形期和发育成长期。这段时期虽有大量初级简单的方志理论活动，但尚未发现文字记载。仅东晋常璩最早对方志的性质、作用有所论述。

3.地方志壮年发展期（隋唐和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大一统局面形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方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地方志进入壮年升级发展期。中央集权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制度，为接下来的方志体例的进一步完善和续修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图经、图志已升级成为主流。汉晋时盛行的地记、杂史已退后为次。这时期的图经内容更加丰富，已摆脱了附于地图之后的地位。中央政府制定了周详的呈送图经的有关规定，并定期汇编成图经总集和图志。图经地位的升级和图志体例形成的融汇，为接下来的以文字为主、绘图为辅的方志体例定型和方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③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38页。这段历史时期中，在普遍修志基础上，对方志的意义、作用和编纂方法已有进一步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隋代裴矩和唐代颜师古、李吉甫等在志书序言中以及刘知己在《史通》中已有比较系统的修志理论观点。

4.地方志成熟期和方志体例大体定型期（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地方志在种类上、数量上都有重要发展。不仅府州县有志书，某些重要城镇也有志书，城市志书也增多，反映了宋代都市风貌。特别在志书的内容上，记载的范围和事项加多，体例上日趋于完善。宋以前的方志常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主要记载山川形势、疆域沿革、土地物产、人口赋税等。到了宋代，内容有了扩大，特详于人文历史方面，还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艺文等。全志表现形式以文字为主，绘图为辅，体例结构日趋完备，逐步走向大体定型并直接影响后代方志。④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31页。由于宋代方志编修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众多修志名家在志书序跋中对方志的起源、性质、作用、内容、资料的收集鉴别、编纂凡例和方法等方志理论已有相当系统的论述。

5.地方志全面复兴和全盛期（元代、明代、清代前、中期）

元代统一中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由于统治时间较短，地方志编修与唐宋相比，一度衰退，至今保存的数量很少。但《大元一统志》的创编（惜仅存残本），对后世仍有相当影响。明代是我国方志复兴时期，由于王朝的重视提倡、颁降《修志凡例》等原因，方志获很大发展，除《大明一统志》外，十三省都有总志，府州县志传世就有七百多种，地图在志书中的地位提升。元明两代对方志理论诸如方志的起源、性质、作用、资料收录标准、纂修方法都有较深论述。清人入主中原后，为了掌握全国各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极力提倡纂修方志。除数量众多的县志外，城乡村镇也多修志，在地方修志基础上，还纂修全国大一统志。清代前期、中期，志书数量、质量进入全盛时期，达到古代方志的顶峰。在方志理论研究上，清以前，前人虽已在许多方面对方志基础理论和编纂体例方法作较多论述，有的比较深入，但大都存在于方志序跋之中，片段议论较多，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清代顾炎武首创方志经世致用，在整理、编写方志上做了开创性理论研究工作。乾嘉时期许多学者，特别是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中，在修志实践基础上，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见解，在古代方志学发展史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梁启超对其评价很高。“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莫如章实斋。”所以“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始也。”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尽管用今日眼光看，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尚有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方志学界多数学者对他方志学的理论贡献还是充分肯定的。

（二）近代

古代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升级期（清代晚期和民国时期）。

方志学史的诸多论文、著作大多数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方志列入中国古代方志的大历史阶段之中，统称“旧志”。而把新中国成立后的方志列入中国当代方志的大历史阶段之中，统称“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样就出现方志发展史中从古代跃过近代直接进入当代的历史性跳跃。这与中国方志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不相符，值得商榷。

中国地方志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晚清时期，已经从古代方志这个大的历史阶段，开始向近代方志转型。由于时代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出现，政治上地方自治的推行，清末、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在篇目、结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和修志者的历史观、价值观都发生了重大发展变革。在体制、机制和修志主体方面，至民国时期，已有近一半志书，县行政长官只作为监修。尤其重要的是“五口通商”后，西方学术思想、科学成果不断传入中国，逐渐为修志者接受，有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进化论、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宗教学、社会学等。这些新的学术成果在志书篇目设置、材料取舍、内容表述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在方志理论方面，近代学者梁启超、李泰棻、傅振伦等人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取得许多具有开创性成果。邱新立在《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方志研究》中提出：“民国时期既是旧方志发展的顶峰和终结时期，又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

（三）现代

1.近代方志向现代方志转型升级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本世纪初）

近代方志向现代方志转型升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一有史以来翻天覆地根本性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从抗日战争后就中断的地方志于1956年开始复苏，但不久又因经济困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1979年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全面兴起首轮编修省、市、县三级新方志热潮。至2014年4月，首轮、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累计出版7200余部，已经超过古代、近代近二千余年省、府、县三级志书的总和。现代方志实现了第一轮转型升级，不仅表现在志书编纂出版的数量已超过二千多年古代方志、近代方志的总量，更重要的是在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历史观、价值观，方志的性质、功能、作用，志书内容形式、体制机制、法治建设、理论建设、修志人队伍等多方面完成了由近代方志转变为现代方志的质变或部分质变阶段性变化。而各种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是确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超越了古代方志和近代方志，实现了根本性的质变。

2.现代方志新一轮转型升级期（本世纪初开始，当前还在进行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现代方志就是在新时代、新阶段、新起点上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进入新一轮转型升级期。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8月25日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是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第一个规划性文件，也是现代方志新一轮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和主要内容。现在新一轮转型升级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