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困境”源于教育质量观的迷失
2017-03-21刘尧
河南教育·基教版 2017年2期
刘尧
编者按:
“减负困境”何以形成,如何破解,一直以来都是社会舆论、学界研讨与政府教育改革关注的热点问题。多年来,政府和学校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结果似乎仍不令人满意。“减负困境”之源究竟何在?突破困境的治本之策又是什么呢?本文对此进行了厘清及反思,敬请关注。
面对日益严峻的升学与就业压力,家长相互攀比引发的教育焦虑持续蔓延……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似乎已成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社会性问题。政府不断发出减负指令的政策效应渐渐失灵,减负在多重矛盾的交织中陷入了越减越重的困境。
《人民日报》等媒体再度聚焦“减负困境”话题
2016年11月,有关“疯狂的校外培训”的话题在网上发酵,又一次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减负困境”的热议。事实上,减负不是今天才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两次写信给时任教育部部长,指示“将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与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相联系”。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教育部先后发出《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等一系列减负令,要求切实把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减下来。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把减负上升为国家战略。
尽管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对减负作出过重要指示,各级政府也不厌其烦地发布减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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