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弥衫

他跟人们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成因是敬也罢，嫌也罢，都是公众人物的代价。一定意义上，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导演，张艺谋至今保持高产、保持“干活儿”的热衷，是因为，这让他不孤独。

张艺谋身上很多特点，都很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答案。他今年67岁，还是一头不符合自然規律的黑发。一天只吃一到两顿饭，睡四或五个小时，能量条却强悍到了反人类的地步。普通人的脸大多不对称，然而他大到骨骼五官，小到眼袋皱纹，两边脸几乎都能做到对应平衡，相映成趣，法令纹几乎延伸到下巴，箍出一组完整的括号——在封建迷信里倒是有说法的：法令深长过口，属吉。但是，过深、过长的话，“为人固执、自我、孤独”。

招黑体质

最难解释的，当属他的招黑体质。从他以导演身份出现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成功吸引了各种阵营、各个角度的批评。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向西方贩卖中国的愚昧和落后”，90年代后期则是“粉饰现实”、“为政府做宣传”，2000年以来，他被看作先人一步地臣服于市场，更敏锐一点的，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

对于学术界，张艺谋像一个不可多得的木人桩，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表现主义到女性主义，各种理论新招都可以用他练手。延伸到舆论，批评张艺谋就像语文教育的总结中心思想一样，生产出了一套完整而抽象的表述和语汇，比如迷恋权力、追逐名利、形式空洞、价值混乱……从作品阐释到为人，生生不息，循环不止。在嫌弃张艺谋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整个中国的文化人士，阶层不论上下，阵营无分左右，前嫌冰释，空前一致——一个人要具备怎样的磁场才能解锁上述成就，这大概也是一个无解之谜。

有趣的是，他身上确实出现过谜之遭遇。张艺谋的两任文学顾问，王斌与周晓枫，都写过他1985年拍摄《大阅兵》期间的UFO事件。当时在场共有七人，旁人都是手里搬着器材，眼里看着飞碟，嘴上议论纷纷，唯张艺谋杵在原地，出现了暂时失去记忆的“灵魂出窍”。王斌的描述里，张艺谋恢复意识的时候一车器材都已经卸完了;在周晓枫的笔下，他回神之后还来得及搬一两趟东西，看到飞碟的光束向内收敛，且能理智判断“不是飞走，而是渐渐隐没”。飞碟消失之后，原地出现了一朵“核爆炸”似的蘑菇云，还是粉红色的。

他没有记忆的几分钟里经历了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地球人知晓。周晓枫调侃张艺谋“几近病态”的工作态度和能量，可能就是那时被外星人扫描了大脑。按照这个逻辑，他开挂似的招黑体质，莫非是扫描之后，顺手被附赠了一颗神秘芯片？

但在张艺谋那里，哪有那么多玄而虚之。“这就是性格决定的。”他干脆地说。

“干活儿的”和“谈活儿的”

他把人分成两类：“干活儿的”和“谈活儿的”。“你到剧组一看就明白了，穿工装的就是干活儿的，我早期就是这样，穿个土黄色的背心，身上各种兜，像民工。穿成西装革履的，就是谈活儿的。”

早年间，他“干活儿”的样子通过各种照片深入人心：夏天大汗衫，冬天军大衣。有一张他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演员合影，所有人西装笔挺、旗袍袅娜，唯有导演笑呵呵穿着军大衣半蹲在地上，双手拢在袖子里“农民揣”。

巩俐曾回忆有一年两人在广州火车站，她去见个朋友，让张艺谋原地看着东西，回来发现位置被一群民工占领，张艺谋却不见了。找了一圈，才发现他就在民工中间谈笑风生，“混为一体，难分彼此”。

出席重大场合也是类似形象。1988年他站在金熊奖领奖台上，深灰西装、浅蓝衬衣、鲜红领带，笑得合不拢嘴。1993年法国使馆给他颁发骑士勋章，他粉T恤、白裤子，又套了件灰西装。《张艺谋的作业》作者方希感觉，“像去相亲的乡村青年。”

“早期我是很不讲究的，品味也不高。其实到现在我都不会打领带。”他说。

但他如今看起来更像一个颇有身份的“谈活儿的”。他出席各种电影节和社会活动，以他现在的知名度，都不用开口，露个面甚至具个名就已是开题。从奥运会开幕式到G20开幕式，张艺谋这三个字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代表国家形象。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我们都能见到他一身中山装的模样。侯孝贤曾在采访时颇为“友尽”地说：“我在东京看到他时，感觉他就像一个政治局的常委。”

那次侯孝贤很不客气地说：“我感觉他没有甘于做一个农民。所以他会一次次地看形势调整自己的位置，其实看他调到什么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多数不喜欢张艺谋的人都持类似评论——逻辑大体是：一个好端端的、“土生土长”的、具有深度和批判性的第五代导演，先去投诚市场，又去趋近体制，将一身才华全去零沽了现实利好，从此再拍不出合格的电影——用贾宝玉的话说，“禄蠹”。

他的形象变化成为这种自由心证中重要的论据。虽然，他其实并不是农民。“我就插了三年队，但被说了一辈子农民，这也挺好，农民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他说。

《长城》剧照

实用主义

在人生的前三十年里，他全力以赴地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干活儿的人，而后，他全力以赴地干活，以证明自己的有用。摇着扇子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轻松，从来不属于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带着那张严肃到苦闷的脸，在第一线身体力行地干活儿。

他其实并非天然属于“干活儿”阵营。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医学教授，父亲兄弟仨都是黄埔军校生，再往上，他的爷爷是临潼大户，祖屋比乔家大院“只大不小”。

那有什么用。从小他就背负家庭成分的压力，成绩再好也没法入团，更不用指望上大学。他的父亲曾提出离婚，以减少“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身份对这个家庭产生的持续影响，张艺谋在被窝里装睡偷听，默默流泪。

父母没有离婚，但母亲叮嘱过张艺谋：“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

他努力“有用”，也确实因此改变了命运：一个黑五类在下乡时通过给老乡画毛主席像，迅速刷上了友好度;会打篮球让他突破出身，特招进了国棉八厂;而摄影技术又让他在工厂从车间辅助工被借调到工会做宣传工作，后来更是因此破格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而从大三开始自学导演，是张艺谋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张艺谋的原因。

这还是取得現实成效的，更多努力未必直通“有用”，但那种“从不虚度光阴”、“正在变得有用”的感觉，一样能给他激励。在棉纺厂当辅助工的时候，他负责清理工厂地下的吸尘装置，戴三层口罩下去，出来之后只有眼白是白的。两次清理之间可以有一段休息时间，别的工人抽烟、聊天，张艺谋背诗词。“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曾解释，“我就想，多学一点，艺不压身，总是好的吧。”

别人以为他一拿到相机、一出手拍片就技惊四座，他自己知道，那一张照片里，折叠的是之前三年里，他抄了几十万字的摄影书籍。而回顾电影学院那四年，他曾自夸道：“那时候的同学都挺珍惜学习的机会，很勤奋，但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至少是最勤奋的之一。”

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者，把自身都作为“用”的一部分——他那些为了“有用”的努力，并不是出于现实功利考虑，而是代表了他的自我价值实现。就像风雨飘摇中手边就这唯一一把桨，用久了，工具也成了意义本身。

他在人前越沉默，私下越勤奋，落差越大，展示成果就越是一鸣惊人。

妥协与坚持

理解了张艺谋的“干活儿论”和“有用说”，或许才能理解，为什么是他拍了《长城》，以及他为什么拍《长城》。“我相信一般导演会崩溃的。”张艺谋相当直接地说。

这段时间连篇累牍的报道里，有关传奇影业CEO“在长城上打小怪兽”的心血来潮，三个编剧历经七年的创作经历，以及我们借水行船的张艺谋导演带着中国文化走进好莱坞、走向世界的勇敢尝试，已经像话本故事一样传唱。一个戏剧化的细节反复被渲染——初定导演的时候，传奇的老板问：“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制片人罗异答：“有啊，奥运会。”

在官方解释中，相比一部超级大片，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时间更久，阵仗更大，调度更复杂——一个导演连这都能顺利完成，拍《长城》自然不成问题。

但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妥协。

大众观点里，妥协是最不应该与“艺术家”发生关联的一个词，无论之后对接的是什么，都会被看作是牺牲艺术自由来完成某种交换——名、利、人情，或者权力。

张艺谋的不讨人喜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原因。作为一个曾经的黑五类，妥协——或者说，认命——是张艺谋的生存之道。他几乎从不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来争取权益。电影学院在他大二时建议这个破格录取的学生结束学习的时候，他写信问家乡的朋友有没有工作机会;毕业被分配去广西，别的同学群情激愤，只有他表示“去就去吧”;至于他一言难尽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过程中所做的妥协，有一部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足足用八集的体量作了记录。

“他摸索了一套在中国工作的规律，知道怎么能继续生存下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评价。

这套规律里包含妥协，但也不止妥协。他做好了回西安工作的准备，但同时也写申请给学校请求继续学习，最后被允许完成四年的学业;分配通知下发前，他争取去潇湘厂未果，到了广西厂，他和同学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成为同学中第一批直接掌镜的摄影师;就算在彩排前一个月，原来的开幕式方案被上级全面否决，所有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张艺谋一句怨言也没有，重新开始张罗新的想法，仿佛一个没脾气的泥人——最后，他更新了自己的代表作，有关2008奥运开幕式的豆瓣评分，是张艺谋所有作品中的最高分：9.5分。

“妥协和坚持，边妥协，边坚持。”张艺谋说。

这是他的“干活儿”智慧，两者缺一不可。他从来不是那种放手一搏不管不顾的人，再坏的处境，他先接受下来，再找破局的可能。相比妥协的委屈，一无所有可能才带给他更大的恐慌，不如先占上个初始分，反正可以靠自己，从1一点点经营到100——他的目标和心气始终没有变，这一点，可以有效消解妥协带来的负面情绪。

“妥协是很现实的办法，但他还不甘心，创作要维持不甘心很难。”参与奥运开幕式创意小组的陈丹青评价他。

这么多年，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遇到的几乎只有一种玩法。就像他说的，从业以来，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满意的剧本，“那种改一个星期就能拍的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觉得以后也不会遇到。”他已经习惯了从一个差强人意的起点出发，东西先拿到手里，再缝缝补补——有时候我们简直要怀疑，这种缝补过程是否也构成他工作乐趣的一部分。剧本不满意，他从拍上一部作品的时候就开始修改，“第一部戏开始就是这样了”。演员不会演戏，那就让他们在镜头里看起来会演戏：一个镜头多拍几遍，总会找到他能用的三秒钟。

但到《长城》，他需要做的妥协又有不同。“每个镜头第一个说了算的不是他。”刘德华看在眼里，“要是我可能都会发脾气，但是他没有。”

中国人或许会对“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这类发问感到莫名其妙，但在传奇、在好莱坞，在任何一部1.5亿美元投资的大片中，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类全球大片，在美国也就是六大能拍，商业压力很大，连续两部要是毁了，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了。在他们的工业体系里，分类是细致的，流程是固定的，导演队伍也是分着行的。比如我在他们看来就不属于这行的导演，不仅我，李安同志也不属于，或者伊纳里多也不属于这一行。反而可能会选择一些广告出身的导演，年轻，好指挥，也听话，剧本打磨好了，他们把视觉上做得很炫，也挺棒的。”张艺谋说。

所以在《长城》里，虽不年轻的张艺谋也必须遵从“好指挥”、“听话”的标准：每天拍摄后，他得把素材传回美国审看;现场如果修改几句台词，得报告几个主要的负责人通过;甚至在他三十年的导演经验中，第一次被要求补拍，而他也确实执行了。

中国的一线导演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被拿捏，不憋屈吗？

“有时候会有。”他说，“我说很多导演会崩溃，就是说他的艺术个性、自我表现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可能就会转而成为（理解为）人跟人的关系，转而成为你对我不尊重，转而成为凭什么我得陪你们这么做，等等等等，就会扭曲。这个流程和我们原来的流程是两个流程，所以有时候会有。”

但，“是你要借水行船，是你要借人家的航道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给全世界年轻人看一个中国故事，你还要人改航道，人家不就走了。”

“没亏过钱”

张艺谋一直以来颇有点自豪的，是“没亏过钱”。“早期的文艺片也没亏过啊。最早期的是计划经济，那个就不说了。计划经济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话题。自进入这个市场经济之后呢，大小我觉得应该都没有亏过。国内没有收回投资，再加上国外的票房，基本上不会血本无归。”他曾对媒体说。

二张（张艺谋、张伟平）纠纷时，他跟周晓枫聊到自己在新画面枉担虚名，没有实际收入，甚至没得到相应片酬，都是点到即止。周晓枫回忆：“聊了不长时间，张艺谋说不谈这个了。”但对于张伟平在外宣称实际制作费大约在一亿二、三的《金陵十三钗》投资达六亿五，张艺谋耿耿于怀，对周晓枫抱怨：“这算不算欺诈啊？六亿五？张伟平把我弄成了一个挥金如土的烧钱土财主，多招人讨厌啊！”

这可能是张艺谋最为“爱惜羽毛”的地方了：他的正当收入被人吞没，他不争取;他的电影与人生被种种诛心之论，他也不解释;唯独被说成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土财主——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比这严重的污名——他倒受不了了。周晓枫描述，在《金陵十三钗》宣传期，张艺谋反常地都没有配合张伟平的口径，“即使在媒体追问下也不愿确认这个数字。”

不仅没亏过投资人，也没乱花国家的钱。奥运开幕式小组的同事们回忆他：“很有预算概念。包括指导别人怎么做，首先问会不会太贵了，花那么多钱肯定不行，不能超预算。”他自己跟廠家还价，甚至用自己跟厂家担保：体制内需要走漫长的拨款流程，而排练赶着要成品，张艺谋往往会在此时出面协商，熟练地向厂家代表作出承诺、亲切握手、签名并合影留念，像走完全套担保程序。

在这些时候，他像一个忠诚的、有效的，且深以自己的职业操守为傲的代理人。但这样的优点，放在做艺术上是否有同样效果，有待商榷。有媒体曾表示觉得《金陵十三钗》离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差一口气，他回答：“那口气我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定位，当要求电影挣钱的时候，会差那口气，就是当时一定要求这个电影挣钱。”

这很容易被理解成他一贯的向张伟平的妥协：《满城尽带黄金甲》强塞了周杰伦，《三枪拍案惊奇》启用了小沈阳，《金陵十三钗》补拍了贝尔倪妮的床戏。但二张分手，张艺谋就停止妥协了吗？那又如何解释《长城》中那一长串中国卡司？

“张艺谋跟新画面公司合作过程中，还是受到了不良影响。张伟平跟他绝少讨论艺术上的探索，总是谈哪个演员红，怎么能够增加票房。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改了张艺谋的思维方式。张艺谋以前的电影多牛啊……他不看市场的脸色，孤往绝诣，他的电影才能独特、纯粹而有力。后来，张艺谋的考量标准发生了变化，我想起他的妥协，遗憾又心痛。”写于2014年的书里，周晓枫这么解释——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这么看他。

但张艺谋真的这么容易妥协的话，似乎很难解释他同时还在不断启用、训练新演员，其中有些甚至没有任何表演经验。更合理的解释是，他对电影类型以及相关市场有明确的考虑与预期。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窦骁回忆在《山楂树之恋》里，他一个镜头演了112遍，已经到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什么的境地。而《长城》中，景甜介绍自己进组第一场戏，一遍过。

这111遍的差别，显然不是演技水准上的，更大的可能是，导演对文艺片和商业片的考虑标准上的：前者可以反复琢磨到让他满意为止，后者则会根据具体的现实条件，作出一些让步。

就像他和摄影师赵小丁曾在《十面埋伏》拍摄过程中有一次矛盾，赵小丁认为等云层散去、太阳出来再拍效果更好，然而张艺谋要求直接开拍，后来他向赵小丁解释：“我们这是一个商业电影，很多明星的档期就在这几天，如果我们不抓紧拍，可能演员的时间就没有了，这不是你再多花钱多留他几天续约能解决的事。”

张艺谋认为，一个导演能拍出好作品有三个决定因素：碰到好的剧本、碰到好的演员，碰到好的自己。他觉得要做到三好很难。

（周倩荐自腾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