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上班的路上，电台在播放《你好毒》。歌是早就听过的，但这会儿突然觉得有些乖谬。一首歌从头到尾，基本就是恶意的往还。歌里描述了一个“你”，一个“我”。“你”是“好毒”的，而“我”发出了要“啃骨”“报复”的咒愿。就算他是“好毒”，“我”采取“以毒对毒毒更毒”的原则来处理，难道就一定正当吗？

《你好毒》实际上是自述了一种看待人际关系的视角，“我要啃你的骨”则表达了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看到恶，强调恶，而又以恶待之。在人们的歌唱和娱乐中，恶的因子被忽视了，也被弱化了，但它并没有消除，而是以“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和生长。“把恶当歌唱”让人们不再以恶为恶，不再厌恶恶，不再反感恶，对恶失去敏感，变得迟钝，当自己去作“啃骨”式的报复时，也就减轻了心理负担，弱化了心理压力。这是一种恶的传习，不经意的，非刻意的，但整体上让恶成为被接受的一种社会行为。

近些年来，社会的“恶传习”是很常见的，《你好毒》这样的歌曲并不显得出格和打眼。对德行的排斥，成了一种流行病。善，是道德的核心范畴，但现在，任何时候，只要说到道德，人们就会说到道德于事无补，解决不了问题，而且道德是对人的一种绑架，当人们都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善实际上就被摧毁了，是非界限就被取消了。

比如“罗尔事件”。起初，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身患白血病，她的父亲罗尔发表了动人的文章，大家去打赏捐款；然后人们发现这是一次精心的策划，包含着获得捐款和传播推销号的意图；再后来，人们知道孩子的治疗费用远没有达到罗尔不能承受的地步；但令人彻底失去“同情性理解”的是，罗尔表示自己有三套房，一套要留给儿子，一套属于妻子，一套自己养老，他写出感人的文章留给女儿看并且募捐。

这个父亲似乎更加在意的是考虑家里的钱拿来给女儿治病划算不划算，治病钱要社会来凑，自己的财产则不能损失，自己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也许没有人说，这是大奸大恶，但这样的事情无论放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社会，都可以算是不可理喻了。然而，当这位父亲说到这些时，一点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妥，他抱怨大家关心他是不是骗子，超过关心他女儿的病，但其实，事情首先是他关心自己的钱，超过了关心女儿的病。

我愿再举个小例子，说明“善”的标准是怎样在一般人身上模糊。现在有一种“裸贷”现象，有人专门向大学女生推出贷款项目，只要附上裸体照片或视频，就可以贷到钱，有的女生因为还不上钱，作为抵押物的裸照就被传播出来。对于放贷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门生意，就像夏洛克以割人的肉作为条件放贷一般，现在，这类行为，并没有太多的人反对，“愿打愿挨”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交易行为，是非标准的模糊已经使莎士比亚的杰作失去光彩。那些去貸款的女生呢，也愿意奉上裸照去贷款，是否感到了为难？

是非标准、善恶判断，真的是在退却，退到连角落也难以占据的地步。“你好毒，我要啃你的骨”，“你不仁，我也不义”，“道德不顶用，还坏事”，看起来差不多成了一种“思想正确”。但社会原本应该是这样的吗？尤其一些自许为“精英”的人士，一面痛感这个国家没有人人信教，一面又大喊“道德无用，道德有害”，热衷于反对“道德绑架”，一点违和之感、不自洽之感都没有，朴素的道德感、是非感、正义感往往成为其调笑和批判的对象。

对一个社会来说，更加不能缺少的是基本的、朴素的善恶标准、对错标准。在长期听惯了“不要道德大棒”的理论后，我们当然不能说现在要呼唤“道德大棒归来”，但基本是非要归来，这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