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蔚

很多年前，我观摩过一场夫妻咨询的案例示教。妻子怒气冲冲地历数丈夫的种种罪状，仿佛黄河决堤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咨询师是一个外国人，不懂中文。年轻的翻译面对如此纷杂的恩怨情仇，难免有点手忙脚乱，捉襟见肘。我们都在想，这下子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把事情说清楚了，但是老外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然后问了妻子一个问题：

“你和他结婚的时候，他就这样对你吗？”

妻子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但还是停下来想了想，摇摇头。

“那他变成这样的过程中，你做了什么？”

听起来很像“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论调，妻子立刻警觉地皱起眉头：“我什么都没做。就是结婚时间太久了，他变了。男人都这样，结婚前一副样子，结婚以后另一副样子。真的，我不是为自己辩护，但确实不是我做了什么才……”

眼看她又要滔滔不绝了，翻译赶紧跟上要继续翻译。

“啊哈，”老外说，“他这样对你，而你选择了什么都没做。”

这些年来，我对心理咨询的理解也经历过好几回变化，对于当年的那一幕记忆，也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最后那句看似随口而出的点评，好像暮鼓晨钟一样，不但点醒了我工作的思路，也影响到我生活的态度。我开始意识到，任何两个相关的人——无关道德的对错或地位的高下——他们的互动必然彼此影响，相互关连。这几乎算是一条真理。所以我看到一个人在抱怨他/她的另一半是如何不靠谱，如何极品，而自己又是多么正确，多么无可指摘的时候，除了同情，我往往会在心里（当然，我知道说出口是有点伤人的）暗暗发问：

“你对他/她这么好，而他/她对你这么坏，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

在遇到可能的反驳之前，我需要先反驳一下我自己。我绝对没有暗示，甲对乙好，就一定导致了乙对甲变得更坏，于是甲就要为乙“变坏”这件事承担责任——这是只听一面之词的混蛋逻辑。当然，反向的结论也一样混蛋。在互动这件事上，任何一根筋的结论都无法反映全部的事实。我们唯一坚持的就是：甲对待乙的方式与乙对待甲的方式相关。

丈夫嫌妻子太强势了，家里事无巨细都要指手画脚，还总在抱怨，烦得他每天下了班都不想回家；而妻子嫌丈夫太冷淡了，从早到晚泡在外面，以至于家里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从两边的说法来看，各有各的道理，可以说都没错。如果他们分别找人吐槽，都会有人心生同情：你很好，不是你的错，但你的妻子/丈夫真的很有问题！——哥们或闺蜜常常就会保持这个立场。

只有把两边的信息合到一起，才能看到这里其实没有坏人。这时，问题才有了解决的余地。

几十年前，家庭治疗的主张是“孩子有问题是因为父母有问题”，家庭治疗师主张父母需要为孩子的症状负责。这个提法曾经有好处，因为它不再怪罪孩子了，把矛头从最弱小的家庭成员身上转移开来。但这样一来父母就比较惨，他们不得不为了孩子的问题承担全部的指责，罪孽深重，并且他们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没问题的父母”。好在，这个观点今天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知道，单独关注“问题父母”，就和单独关注“问题孩子”一样无意义。

父母在影响孩子，孩子也一样在影响父母。

但是很多人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说：“照你这么说，不懂事的孩子也要替父母承担责任啰？”甚至更具体一点：“父母把孩子揍了一顿，你还要怪这个孩子不懂得反抗？昂？”

这里面有一个迷思，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的潜台词就是这个人犯了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评判的一个暗示。一旦涉及到道德，很多人就会变得敏感，无论如何都不能爽爽快快地改变战略。结果，就变成金庸小说里，两大高手比拼内力的局面，谁都不可以先松手。松手就意味着巨大的伤害反噬：“看，果然是你做的责任吧！”先做出改变的一方，总像是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更大一样。

正因为此，双方才陷入了难解难分的胶着。

“对错”只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概念。而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没法拿“对错”来判断的。就拿揍孩子的例子来说，即便是这种最极端的虐待情境，受害者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孩子会满地打滚求饶，有的孩子会哭得闭过气去，有的孩子出门找邻居求救，也有的孩子从头到尾咬着牙一声不吭。这些不同反应，就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虐待行为。最后那个孩子往往遭受的暴力情况会更严重。因为揍孩子的人，有时就是需要孩子有反应。孩子一求饶，他的心可能就软了；孩子始终咬着牙不吭声，他下手就会越来越重。这事混蛋吗？混蛋。孩子无辜吗？也无辜。但我们硬着心肠说一句：“孩子的反应，可以反过来影响对方的下手程度”，这句话在事实层面基本还是成立的。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我正在被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对我有重大的用处。我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反应方式，改善当下的处境，也许我做点什么或者说点什么，就能让这番皮肉之苦早点结束。不但如此，我还可以想一想，以后如何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呢？是否不管我怎么做，这种事都会降临在我头上？有没有办法躲过去？或者，事后我可以做点什么，要不要找个机会谈一谈？还是跟别人哭诉？还是干脆闷声大发财？如果要谈一谈的话，怎么谈才能达到效果呢？要么干脆离家出走比较好？——孩子就这样有了斗争的智慧。

当然，这种说法在政治上是很不正确的。政治正确的说法是：“揍孩子的人都是混蛋。”孩子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凭什么要为了这些混蛋的行为买单呢？这话说得漂亮，我举双手赞同。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道义上坚持这种谴责。谴责的用处将发生在5年，10年以后，如果一代人都认为“揍孩子的人都是混蛋”，那么下一代的孩子也许就不必再挨打了。但是对这个孩子，在今天，在他被揍的一刻，我们正确而漂亮的说法帮不了他。

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另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思维习惯。时刻保持这种习惯，一个人就可以大大拓宽与各式各样的人（和情境）相处的能力。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习惯。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用到自己身上就是另一回事。一旦遇上了“贱人”“极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是哭诉：“我什么都没做，他就是这么一个坏人。”

其实，说话的人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做”。最起码做了一件事，就是向人吐槽和控诉。在吐槽的过程中，我们区分出了好人和坏人，正确和错误，高尚和卑劣。我们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哎这个人真的是有病哎”“你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人，真倒霉”，这会让我们感觉舒服一点，世间处处有公义。然后每当我们重复吐一遍槽，都会收获一通这样的安慰，同时再次确证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委屈。这个行为当然也有正面意义，但它对于解决问题的帮助，就只是增加了一点舆论压力，于事无补。贱人照样是贱人，极品还是极品。

而我们很容易就停在这里了。这背后的动力，如果让他们来解释，多半是“谁犯了错，就应该由谁来买单”。凭什么我要去解决他的问题？我又没做错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一个人经年累月地抱怨他的一段关系，常常会听得不耐烦：“你不接他/她的电话不就好了？”“干嘛要跟他/她较劲？”“为什么不干脆离婚呢？”而对方的回应往往从责任的角度出发：“可是他/她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难道不应该他跟我道歉么？”“离婚的话，孩子又是無辜的。”然后，这段对话就没有然后了。我们想：好吧，他只是想吐吐槽。

所以很多人长时间卡在一段痛苦的关系里，明明可以出来，但始终维持原样。

我后来又想：大概这也是一种选择。也许他们就是选择了不改变，继而才选择用吐槽的方式找一个情绪的出口。在一段互动里找出一个贱人，痛陈自己遭受了多少委屈，这是很容易的事，而要做出改变，一个人就必须面对更大的挑战和风险。我们要培养这样的勇气，就需要放弃“我什么都没做，他却那样对我”——而承认：“他这样对我，我却什么都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