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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缘何历经磨难仍绵延不绝

2017-03-18薛理泰何国忠

风流一代·经典文摘 2017年4期
关键词:异族儒教中华文明

薛理泰 何国忠

文明体这个概念在具体含义中又有些抽象的悬念,说起来,可以言人人殊。一般认为这是一种以共同崇奉的某种文明作为凝聚力的一个似乎抽象却又具体存在的实体。一个文明体可以局限于一个国家,又可以散布于全球几大洲。

说到文明体国家,这个概念是指该国主要以某种普及的文化而非种族凝聚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概言之,该国主要以特有的文化而同邻国及外部世界相区隔。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民族国家”。倘若一个多民族国家持续存在长久的年代,内部的主体文化为各民族普遍接受,则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国家。基于此,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是典型的文明体大国,殆无异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绝无仅有

一个国家自有主体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则往往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体现,随着年代的变迁,国体、政体或有根本的变动,国民组成成分按照种族、宗教的标准也有巨大的变动,如果宗教信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的话,则这个国家的文化必然得以保持原来的精髓。

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发展都有过高潮,也有过低潮,既有发展的机遇,自然也会面临挑战乃至危机。世界史上,远如罗马帝国、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若欧洲奥匈帝国,先后成为历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过客,至今烟消云散,应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古语。

相对说来,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尽管历史上数次面临异族入主中原的重大危机,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统治地位曾经土崩瓦解,却至今仍然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在世界史上确是一个异数。何以如此?值得探究。笔者认为,说是异数,却也隐喻着必然。之所以如此,举荦荦大端,有若干条原因。

中华民族从未失去文化、思想的阵地

中国历代独尊儒教(儒学),士大夫均受到熏陶,沉浸于儒教的学说。其后,在中国的三大宗教中,儒教又吸收了佛教、道教的精髓,从而对国人形成巨大而久远的影响。纵使元朝、清朝入主中土,迅即尊奉儒教,开科取士,维系了儒教的地位。以现代语言说,亦即主体民族从未失去文化、思想的阵地。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拜上帝教崛起。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出,“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氏以捍卫名教为号召,麾下湘军借机吸收了湘、鄂为数众多的青年士子。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为何宗教战争在欧、亚文明古国不绝如缕,却在历史上与中国绝缘。这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士子以及统治阶层独尊儒教的心态从未被撼动过。

如今中国知识界对儒学腹诽心谤甚至大张挞伐者,大不乏人。殊不知,韩国知识界却对儒学甚为崇奉。韩国面积、人口尚不如我国浙江省,而高科技之发达,人均GDP之高,在亚太地区排名前列。据此,岂能低估儒学在现代促进社会进步之作用?

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地位远高于邻国

即使在近代史上,连日本、韩国都尊奉中华文明为来自“上国”的文明,何况古代史上的其他邻国?文明往往有“趋高”的倾向,异族入主中原以后,自然也接受了中华文明。

在古代,中国向来患于北方异族的骚扰及入侵。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以巩固边防,即是一例。北方异族多数是游牧经济,就经济实力而言,自然不能与中国本土的农垦经济相比。面对中国周边的威胁发源地,短期效应姑且不论,就长期效果说来,中国相对发达的经济是保证中华文明体不遭受颠覆性破坏的缘由之一。

中国各个朝代在帝位传承上,尊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这就造成帝位传承相对平顺的局面,这是历史的主流。违反这一规矩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或者源于野心家的蠢动,或者出于情非得已的考量,但充其量只是历史的支流而已。

睽诸国外,情况迥异。如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帖木儿帝国,诸国历史或长或短,最终趋于分裂和消亡,都同在帝位继承这一关键时刻爆发的内争以至内战有关。换言之,中国帝室在帝位传承上尊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一条规矩,类似的正统观念也始终时隐时现,并为统治阶层及知识界普遍接受,这对维系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文明体国家赓续至今,也起着作用。

今日中国面临来自内外部的挑战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今日中国GDP呈现骎骎乎直追龙头老大美国的势头。众所周知,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如今国内囿于经济新常态,一时欲振乏力。如何应对,需要大智慧。

当前中国面对来自境外的挑战。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戰场撤军以后,腾出兵力和资源,并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甚至欧洲国家加强协同,对中国加紧了遏制的力度。

美国加快往亚太地区调动军力的步伐,以有力地贯彻“亚太再平衡”的世纪战略,这是出于大战略的考虑,而“航行自由”“海洋法”等仅是说辞而已。时至今日,中国学者亦需在大战略层面考量现实的利弊得失。

今日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战略谋划是否得当,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其重要程度不亚于体制、政制以及支撑基础。谋略的基点是高收效、低成本,兼顾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谋划得当,则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必有事倍功半之忧。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迭经风波,一路趔趄走来,得以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中国处于弱方,腾挪移身有方,能始终保持这种局面,实属不易。双边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却属于可控范围,此乃上佳的前景。

(摘自《人民论坛》2016年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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