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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

2017-03-18绿妖

风流一代·经典文摘 2017年4期
关键词:铜器师父故宫

【内容简介】

《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1月在央视首播,随即在B站迅速走红,点击量近200万,全网播放量近亿,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纪录片。

不同于《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更注重呈现影像效果,本书由作家绿妖深入故宫采访12位文物修复师,为读者呈现出顶级修复师们更为立体的形象。

本书按文物的类别分为六大部分:钟表室、铜器组、摹画室、裱画室、木器室、漆器室。每一部分都重点采访了老师傅和徒弟,以口述的形式分享他们的人生履历,畅谈对文物的爱与敬畏,详细揭秘文物修复的工程。

王有亮: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

文保科技部以前叫修复厂,1950年左右成立。铜器室成立于1952年,我师父当时是在天桥做古铜器生意,经人介绍来到故宫。

我的师父叫赵振茂,传承的脉络叫北派修复,最早的师父叫歪嘴于,他的一个徒弟叫张泰恩,歪嘴于是第一代,第二代是张泰恩,张泰恩再传侄子张文普,张文普收了八个徒弟,其中就有我师父赵振茂。

1952年故宫准备进行第一次大的文物整理,清朝那会儿都没怎么动过那些东西,库房里头比较乱,也有坏的,就想在全国招些修复的人员,这么着把我们师父也请过来了。修复厂当时就一个铜器组,一个裱画组,还有一个木器组。清宫败了以后,库房条件不好,民国时期保存的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有好多需要修的铜器,他们等于是故宫青铜器修复的开创者。

我是1983年进的故宫,那会儿我十九岁。

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根本闲不住,没有让你坐的时候,真正让你坐的时候那就是磨你性子了。最开始是打磨复制品,那时候博物院和英国一个工艺品公司签了三年合同,做青铜器,三十二种,一种要做五十件,量挺大的,从翻模到铸造到成品都是我们做。

我们新来的主要还是打磨,就是累活,因为技术含量低。说实在的也不低,铸造完以后铸件表面有一层硬壳,氧化壳,必须把氧化壳磨下去。只能手工,那时候什么手枪钻都没有,就是用“两头忙”。

然后是做旧。这是复制青铜器最关键的,因为你磨出来多好看的东西,没有锈就没价值,它就是一个铸件。师父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让你自己做,都是他那些材料,你看着材料就照猫画虎地去学。师父特严,不合格他不收。你自己感觉做得挺好的,他也不收,就逼得你主动要去想,你不想就出不来。

我刚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是让师父给磨的性子,真急不来,这活儿你必须是一点一点弄,着急出不了活。真的说一个色调不出来,你一琢磨两天也挺磨性子的。比方原件是绿,要照绿色去调吧,你可能没有觉得,这绿里头有白有黄还得有黑,你可能没觉得这里头有黑,可不加黑就出不来这个色

以前老师傅带徒弟好像都是让你自己去琢磨,不会主动教,要想学就是偷学。所谓偷学,就是他做的时候你得瞄着看怎么弄。现在是主动教,生怕你不听。

这真的还是年代的问题。传统的老师傅教人跟现代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思维。反正你自己悟的东西你印象深。可是有一点,我们师父对这文物特别在意、敬重。他交给你一件文物他也心里琢磨你能不能修好,而且在这当中,他看到这文物有危险或者是可能有,他眼睛厉害啊,他接触东西多,可以看出来这腿儿是焊过的,他立马提醒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然后,真正说你做颜色的时候,反正就这颜色盒这些颜料,你把颜色盒弄干净了都放好了,剩下就不管了。问他不轻易回答,师父,这个色应该怎么弄?“琢磨去!去慢慢弄!”做旧做了得有一年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量重复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就得靠你自己悟,你的悟性到不了,师父把着你手做都做不出来。师父给你本书也没有用,自己体会的东西跟老师手把手教的也不一样。

印象深的师父的绝活一个是化学方法做复制品,另外就是做旧,全国第一把,那做出的旧真看不出来。现在我们库房里还存着他做的莲鹤方壶,做的比真的还好,到现在颜色一点都没变。

后来跟英国的合作任务完成了,复制我们也都会了,就给你一些文物。等于你练过复制品后这手头上有准了,再修文物你手上能有把握,就一点一点这么去做。那会儿文物坏的也多,库房的东西也多,不像现在,真正坏的铜器不多。因为已经大规模修过,而且真正清宫旧藏的铜器也没有说特别坏,你想皇上喜欢的东西他也是在意的,不会说轻易地瞎扔什么的,保存得还好。

时间长了,工艺这一块的步骤和方法,基本上能学到了,可是有些尖端的東西还是没学到。比如说我们师父做旧,都是用化学方法做锈,我们到现在也没完全学会。现在我们也能做也会做,但是做得没他那么好。比如做闷锈,我们闷的就是一片,等于这个锈就是一片一片地上,你控制不了。我们师父做可以留地子,所谓地子就是最底下一层亮的那个表面,锈是锈,地子是地子。

马踏飞燕是我师父修的,好像刚出土就送到我们这儿来。碎了好像是,主要是腿,因为它身子比较厚,几条腿比较单薄,主要就是腿损坏了。拿过来以后,师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状,而且它损坏了以后断口都有锈,对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严丝合缝。所以,对形费了劲。后来沿着断茬给焊上了,结果这个马立不起来,它一条腿是落地的,它老歪。我师父就琢磨,突然间发现,过去铸造时腿里头有矾土,碎了以后矾土流失,它就成空的了,空了以后重力不对,然后往里填了矾土。焊完就能立住了,力道掌握得非常好,就这一点平衡。就说老祖宗还是有本事。

现在甘肃省博物馆还在展,展厅一进门就是这马踏飞燕。

这个修好了以后,他也没有说觉得自己多骄傲,就是修好一件文物心里肯定非常有成就感。

我现在也带一个徒弟,高飞。我不像我师父那么严格,可是高飞他自己就能明白。我和高飞关系特别好,主要是互相的,他做得也好。组里边也就这么几个人,有什么事儿都得互相帮忙,互相做。

的确,现在愿意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一门手艺的人,不是那么多,因为现在各行业也多,不是非得干这个。再说现在各种什么电视、手机上网微信一大堆,他没必要为工作犯愁,因为太磨性子了。那会儿我们磨那个复制品,真就是一天就是在那儿搓,就是拿砂纸在那儿磨,到最后磨得手指头连指纹都没有了,全是茧子。你不干,反正你就没工作,你再找一别的也困难,就这么坚持下来。

不光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好像非遗的项目都是牵扯这个问题,就是断档,年轻人不爱学。你包括这个珐琅厂,珐琅厂好像年轻人也不多。我们通县那个花池镶嵌厂,也都是一些老人在干,年轻的也都没学。这是一社会问题,我也说不好。

我进来时这个组叫铜器室,现在叫金石组,因为什么,我们院藏这些铜器,在我们师父那一代,修得已经差不多了。改成叫金石组,就是包括金银器、珐琅,所有沾金属的我们都修,以前还包括陶瓷、玉的都修,因为那会儿科室少,现在是分得比较细了。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如果是孤品,除非找到历史性文献资料才能修复,凭嘴说绝对不敢动,必须有文献资料,还得专家认可。跟专家组沟通必须确定,这不能轻易地动。

具体到铜器的修复,就是按照传统修复工艺,修复原貌。锈分好锈、有害的锈。锈基本上都是好锈,只有一种粉状锈是青铜病,这东西应该是含氯,能让铜器酥成粉子,而且它传染,这块儿长了那块儿也得长,这种锈一定要清除干净。

现在用的修复的技法,跟传统相比,理念没变,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工序、工艺我们几乎没有变化,可是工具和材料在变。开始我们用的树脂特差,调出来的胶是黄的,时间长了变色。现在的胶都是透明的,而且时间再长不会变化。现在材料比以前好,各种工具也多,方便多了。

文物修复有一个“最小干预”的原则,包括修复的地方跟原件要有区别,有可识别性,这是意大利和日本搞的,叫《威尼斯宪章》,我们倒是不反对你们国家怎么修。意大利那儿修的我们也看了,它那儿雕塑多,只要能立着,胳膊缺了不配,维纳斯缺了不配,搁咱们这儿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好。如果你有可参考的资料依据你就配上,还是完美的一个再现。可是他们就是有资料也不配,就说你弄上去不是原来的东西了,他就是那么一个概念。然后色还不给人家做好了,就是故意,其实搁我们来讲等于工艺忒差了,等于你做不出来你才……咱们不能挤兑人家,我们就说我们的想法就是修复得越看不出来我们才认可,这是你的手艺。让人能看出来,那太简单了,那活儿还不好干?

我们这行,对一个人手艺的最高赞誉是恢复原貌,就等于你所做的让人看不出来。一件青铜器碎一百多片,别说什么了,光焊接上面就全是道子,跟蜘蛛网似的,所有焊接锡多了得去,少了得补,然后颜色跟两边随,得让它看不出断碴儿来,我们必须这么做。

关于故宫,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小时候也来过这么一两趟。这是好单位,那会儿找工作也不容易,觉得有份差事先干着。等真的来了以后,循序渐进的,慢慢地才找着这感觉。尤其是你修好了一件东西以后,自然有一种成就感,就喜欢上了。

修文物后对老祖宗很敬重,有时候你会想到过去又没有机器什么的,能做出这东西,咱们祖先真能。要现在你没电没机器你怎么做?想象不出来。那会儿没砂纸,他怎么磨得那么细致,所有铜器表面都是非常细,这真是有水平了。

修文物不仅是跟做文物的人对话,也是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的对话。你能看出上一任修它的人,做的活儿怎么样。你会考虑什么时代谁做的这个,如果遇到上一任修得特别好的,也是挺敬佩;遇到修得不怎么样的,反正说两句。能看出来前一任工匠的态度和手艺高低吗?当然能。最简单的,焊道有虚实,焊一件东西用心焊的话都是实的,断面都是实打实的,严丝合缝让它连接起来,虚焊的话,没焊到这儿就是空的,就没有连接。

从小学了这么手艺,现在感觉,还是比较庆幸选了这个职业,庆幸来故宫,而且还遇到一个好师父。还真是,来对了。

(魏永摘自廣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在故宫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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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萧寒,著名纪录片导演。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画家、主持人、戏剧制作人。曾执导《喜马拉雅天梯》,导演《我在故宫修文物》。

绿妖,时下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之一,获华语传媒大奖新人奖提名。小说《少女哪吒》被李霄峰搬上电影银幕,获得韩国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曾采访台湾农业,出版有《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也曾长达几年深入西藏,采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和传承人。著有《沉默也会唱歌》《北京小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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