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重庆某外贸公司老总刘晓琳女士坐在家中客厅里，翻看知青时代的老照片。淅淅沥沥的秋雨声，从客厅落地玻璃门外漂亮的西班牙式小天井传来。她不禁想到当年，要是遇到这样的雨天，生产队的田坎和山路就会一片泥泞，像抹了油一樣滑。

背起背篼或挑起水桶的她，有好多次，都连人带桶或带背篼摔倒在田里和坡下。她说：“但我们知青其实不算苦，最苦的还是农民和他们的娃娃。你看这张照片，是我教过的一帮娃娃的小学毕业照，他们连鞋子都没穿，打着光脚板。”

书香世家

刘晓琳出身于一个堪称传奇的书香世家。祖籍东北的父亲刘博宇，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成绩优异，曾连续6年荣获金质奖章。后来他考进西南联大攻读近代物理学，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同学。刘博宇曾写过一本《漫谈原子》的书，1949年后他曾任全国物理学会重庆分会会长、重庆科普协会秘书长、重庆教育学院院长。“文革”后期杨振宁访华回国，向周总理开了一张要找的老同学名单，上面就有刘博宇。

从江津小镇中医世家走出的母亲马亶清，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是重庆中学界著名老校长。

“文革”期间，这个教师世家已斯文扫地，父亲在单位上的工作就是扫地。刘晓琳说：“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他们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我们全家因此陷入黑暗的低谷，从此我失去了童年的欢笑。”

1974年，刘晓琳从重庆一中高中毕业来到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神童乡插队当知青时，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可以当上一名乡村教师。

神童乡一听就是有故事的地方，相传清朝年间此地大旱，乡民在河边举行“降童子”的求雨仪式。一名12岁男孩，手持宝剑在河边台地一插，一口清泉喷涌而出，旱情顿消，从此五谷丰登，神童由此得名。

在神童乡这个交织着水利、生殖和丰收崇拜的农民神话后面，是另一种现实。刘晓琳说：“神童虽然地名动人，但是很贫穷，城市长大的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艰苦磨砺。”

恩人余老师

神童乡毕竟是神话流传的地方，刘晓琳终于碰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恩人。有一天，在繁重的农活间歇，知青和农民都坐在田坎上歇气。刘晓琳回忆道：“有人提起县城正在演电影芭蕾舞剧《白毛女》，里面的人用脚尖跳舞，但他们都没看过。一位大嫂对我说：‘你是大城市的文化人，未必不会？”

这位大嫂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原来，刘晓琳曾是重庆42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小的队员，能歌善舞。该队的一个创举，就是创作了一出娃娃版的带乐队和合唱队的芭蕾舞剧《白毛女》。

虽然没有跳过女一号喜儿，但刘晓琳踮一下尖尖脚很容易。于是，她对大嫂说，我会跳一点。没有乐器，没有芭蕾舞鞋，知青们拿来笛子，晓琳就穿着一双解放鞋，伴着笛声跳了一小段，大家齐声喝彩。这时，对面山路有一个50多岁的高个子男人，也在朝这边看。

晚上收工回到知青屋，晓琳在昏暗的油灯下边做饭边看书。那个高个子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打补丁的中山装，这身衣服已像其头发一样花白，但仍掩饰不住他身上流露出的儒雅气质。“他说他叫余德沛，是神童小学的老师，下午他去家访的路上，看到对面山上有个女娃儿合着笛声，衬着蓝天在跳舞，因此很想看看她是谁”。

多年后，在一篇回忆当时场景的文章中，刘晓琳还原了那一场青春和命运的对话。“余老师看了看我放在桌上的英文版《伊索寓言》后问：‘你会英语？我点点头，‘谁教你？‘以前是父亲，现在自己学。他看看四周说，‘这房肯定漏雨。我点点头。他看见床头有一把镰刀，问这是干什么的，我没回答，他又问了一遍，我嚅嚅：‘……防身，大门是破的，关不严。余老师猛地转身向大门走去，走了几步，他回头对我说：‘孩子，我要帮你！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余老师是南川县城的人，十六七岁就到乡村教书。由于出身不好，一辈子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因为资历深，在学校说话很有分量。几个月后，刘晓琳成为了神童小学的代课老师，教授五年级的语文、数学、常识、音乐和体育。

秀的故事

刘晓琳的学生们寒冬腊月都光脚穿着单裤，中午在学校吃冷红苕或冷苞谷饭，放学回家的路上还要割猪草。因为生活的艰辛，要求孩子们按时完成作业、考出好成绩，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晓琳通过她的“故事贿赂连坐法”，还是奇迹般地做到了。

那天本来是体育课，遇雨只好改在破庙教室上，晓琳说：“我担心他们打闹影响别班上课，就给他们讲故事。他们听腻了刘文学抓偷海椒的坏人的故事。于是我就讲了《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巴斯克威尔的猎犬》《四签名》……”

这些比刘文学更吸引人的洋故事，把孩子们听入迷了。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气死福尔摩斯，因为福尔摩斯擅长鞋印分析，但娃娃们全部打着光脚板。故事不是白听的，“要听故事，就要交作业，只要有一个人不交，全班都没得故事听。这样一来，学生们的成绩才慢慢好了，我很欣慰。那时我常常在我的旧挎包里发现几根黄瓜，有时是四季豆，甚至还有糍粑。我知道这是孩子们的心意。”

班上有个名叫秀的女生几乎从不听故事，每次下课就走。刘晓琳觉得，秀肯定有原因，家访走进秀的家后，晓琳才走进了秀的故事。“我从没见过这么穷的家，简直一贫如洗。秀生病的母亲专门烧水给我喝，水是甜的，因为搁了她向隔壁讨的糖精。她的母亲说，家里欠了债，实在无法还清，只好给秀说了婆家，家里已经用了秀婆家200元钱。秀的学费实在交不起，过几天她就不再上学了。看到秀的眼泪，我对她母亲说，6元钱不用交了，我替她缴。条件是秀一定要念完小学，而且每周二、六放学后必须留在学校听故事。”

秀终于不必急着回家砍柴卖钱而听不成故事了。“有一天，我在挎包里发现一个咸蛋和一双鞋垫，这在农村是很珍贵的。我看着秀脸红并且低下的头，我知道我不能拒绝这份礼物”。

珍贵的毕业照

又是一年毕业季，学生们小学要毕业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就意味着永远离校。刘晓琳说：“当时不发毕业证，我思来想去决定为他们留下一张毕业照。我晓得他们很少照相，这是很多人第一次照相。”

刚好有一次到区上开会，刘晓琳就找到区上惟一的照相馆。照相馆也是第一次接到这种业务。当时神童乡不通客车，照相师傅还要搭拖拉机或过路车到乡下来，自然收费要高一些。“我回到学校，和余老师商量后找到校长，校长说没钱，我说钱我出。校长很感动，当时我当代课老师，月工资15元，每月还要交回生产队11元作为我全年的口粮款，我自己只剩4元。校长晓得这些，也不忍心一个女知青出钱来给大家照毕业照，他说他去想办法。第二天，校长说照相的钱有了”。

照相这天，老天争气，阳光灿烂。南川县南平区神童小学全体毕业生留影，“76，6，27”，照片上的题字永远记下了这一刻。“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来了。公社书记、学校校长和身为班主任的我坐在中间。我笑了，孩子们打着光脚板，几乎都没笑，但我相信他们内心在欢唱。今天，我仍记得他们看到照片时的欣喜若狂。后来我出了一部分钱冲洗照片，这样我的学生每人都有了一张毕业照”。

1976年，刘晓琳因芭蕾特长，被招工进了南川一家国防厂当铣工。当她搭乘拖拉机离开神童乡时，在一个名叫三百梯的地方，她的学生们一涌而上拦住了拖拉机。“他们几乎全部来送我，哭着叫着刘老师、刘老师。不晓得他们打着光脚板是怎样抄近路到这里等我的，我们抱成一团，哭倒一片”。

1978年，刘晓琳考上四川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她到县上去体检，路过区上时，碰到两个原来教过的学生。刘晓琳对他们说：“老师考上大学了！”他们说：“老师，我们考上中专了！”

（作者单位：重庆晨报）

（编辑：周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