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进

2016年10月19日凌晨5点，以热肠古道、扶掖后学而著称的著名作家王蔚桦教授去世了。当日上午9点过，文友冯飞和我一道，匆匆赶赴景云山祭奠先生。在先生灵柩前，我不禁悲从中来。

先生去了，我和他的那些匆匆的瞬间却清晰起来，只是，在回环往复的哀乐声中，那些清晰的记忆仿佛隐藏着残忍、锋利的刀片，割得我心里阵阵紧痛。

与先生见面前，我已知道先生的大名，那是我在贵阳师范读书时。其时，我是个爱好文学的中师生，几乎天天买《贵阳晚报》看。先生是该报的编辑记者，在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尽管那时的我文学鉴赏力有限，还是看得出先生文笔的优美、文思的缜密、文风的雅致。有一天，该报突然增加份量，全文刊发了先生的长诗《邓小平之歌》。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连续利用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才把长诗读完。后来，我也关注长诗的影响，知道不仅长诗有了单行本，而且首发式在北京举行。我无数次在心里默默地祝贺先生的成功。

飞兄的《大清血地》获贵阳市人民政府“金筑”文艺奖长篇小说奖后，飞兄告诉我，《大清血地》的面世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其中先生操尽了心、費尽了力，为之公道直言、奔走呼号，他的功劳最大。同时，我也知道了先生是飞兄的恩师，并为飞兄有这样古道热肠的恩师而替他高兴，也敬佩先生的英明慧眼、无畏胆识、仗义胸怀。

应是2001年吧，《新天报》召开创刊一周年座谈会。我应邀参会。先生是出席会议的专家。那是我第一次于先生生前见到他。先生皮肤很白，头发很长，头微仰、脸微笑、胸直挺，风度翩翩又风流倜傥。先生讲了许多很专业的办报话题，展现了一个资深作家、老报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提携后来的感人风采，使颇好写点小豆腐块的我受益良多。我记得《新天报》总编昌达老师还向先生介绍了我们那帮所谓的文学新秀。先生奖励性地夸了我们一番，热情洋溢地鼓励我们多读书、善思考、勤动笔。今天想来，那情景温馨极了。

2005年吧，新天寨镇政府在阿栗组织“阿栗杨梅节”，请了省里不少艺术名家莅临，先生也在恭请之列。我是陪同人员。晚餐点设在情人谷中的一个饭庄里。昌达老师安排我与先生同席，且挨坐在先生身边。我们的身后是一排木栏杆，木栏杆外是繁密的松树，风吹进松树里，松树们轻轻摇摆，有沙沙的响声飘出林外。先生应是有所感触，不然不会低声向我说：情人谷的松树资源好，空气也清新，边上的阿栗杨梅也好吃，吃着杨梅、挨着松树听着松涛是一种令人惬意的享受，但缺乏长远、科学、富于文化性的规划，恐怕这种惬意难以长久。我忐忐忑忑，根本不敢回先生的话。心有天下者，总不会对天下的未来漠然置之；满腹经纶者，总不会对事物的生存不注入文化的思考。先生正是这样的心有天下者满腹经纶者。

在景云山先生灵柩前，飞兄嚎啕大哭。飞兄挽先生联语是“德师慈父，大义深恩”。我与先生的情义比飞兄与先生的情义浅得太多太多，但我也泪湿眼眶。离开景云山后，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用庄重的隶书写了“音容宛在，师范长存”祭奠先生，刚发出去立即就有很多朋友同祭。看来，痛失先生的难过，并不仅限于文化圈。

蔚桦先生走了，但蔚桦先生头微仰、脸微笑、胸直挺的翩翩遗影一直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