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政商身份并非不能逾越，但两道有各自的伦理原则。商人利用财富勾结权力寻求政治保护伞，政客利用权力去做商人追逐私利的勾当，才是最值得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历史上，有的商人入仕成就了一番伟业，也不乏风光一时，最后自蹈险地死于政治的。在那些商贾或鲜亮或阴郁或血腥的命运背后，是商道与政道的若即若离、暧昧不清。政治和商业，时而相辅相成，时而针锋相对，它们在博弈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分合格局中摇摆的政商两道

梳理历史，元代之前，商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饱受政治压迫，只有在春秋战国或诸侯、藩镇割据的间隙，才有出头之日。

尽管在《礼记·王制》中就有工商“出乡不与士齿”的说法，《周礼·地官》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经商。但彼时的《礼记》与《周礼》思想，尚属于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思潮中的一支，并未成气候。

当四分五裂的世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时，每个分裂的小团体都想脱颖而出，成为最后那个吞并其他团体的大鱼。每一个团体仿佛一家公司，而国王或诸侯就好比公司的CEO。商业上讲的利益至上、谋略权术，乃至市井中引车卖浆时的忽悠术，活生生地移植到治国与游说上来，几乎都不会产生“排异”反应。因此，吕不韦、范蠡在商道与政道之间游刃有余地游走，如鱼得水。

战国时期的“商祖”白圭，早年在魏国为相，后游离到秦国，正值商鞅变法之时，白圭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没有在秦做官。几番思索，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于是弃政从商，终成颇具经营思想的大商人，还广收门徒，传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念。他跟吕不韦相逆的人生道路，说明当时商政的通道，可以无缝对接。

秦灭六国大一统之后，商政两道自然狂野的融合状态，戛然而止。当初，列国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竞争以达强盛；一当中央集权的皇权确立，政治目的即嬗变为对既定秩序的禁锢，以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而一当皇权瓦解，政权分裂，商人的政治地位便提升，又反刍出一个“小春秋战国”。皇权权威与商人政治地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假设一下，如果漫长的封建帝国大一统时期，依旧延续春秋战国或军阀割据时期政商两道亲密无间的套路，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汉高祖刘邦的侄儿刘濞，是个猛男，性情剽悍。刘邦怕江东父老还念着项羽，不服自己的皇权，就封刘濞为吴王，定国都于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吴地靠近东海，铁矿和海盐资源丰富，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刘濞在那里伙同商人大量铸钱、煮盐，最后势力大了，制造“七国叛乱”图谋篡夺帝位，虽被汉军诛杀，却令刘邦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商业发达、民众富足看似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对中央王朝的威胁相当致命。所以，控制商业和提防商人，就成了大多数封建王朝的“国策”。商道与政道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已发展成两套相对独立的平行系统。

政商“道不同”，但亦可“相为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封建帝国的政商两道，大多数时期虽“道不同”，但彼此并不是“不相为谋”。统治者出于发展经济、充盈国库的需求，仍然会在政治改革中引入商业精神。

宋、明两朝发展至中叶，财政危机日显，王安石和张居正变法的共同任务都是扭转财政颓势。王安石一上来就整顿财政，其中的“青苗法”便有浓厚的商业气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国家代替富户来发放一种用地里的青苗作抵押的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可惜当时官吏摊派勒索，导致农民的日子更苦。

有了前车之鉴，张居正一开始便从整顿吏治、剔除官僚作风做起。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他提出“考成法”，缩减冗余的官僚机构，提升行政效率，达到了“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这种“立限考事”、“以事责人”的制度，完全借鉴了商业上绩效考核、追求效率的做法。

政商两道不仅在讲谋略智慧的方法论上有相通之处，其实，世界观上亦有类似。古代没有MBA课程，做生意缺乏商业理论指导，到乾隆年间，一个名叫王秉元的小商人总结半生的商业经验，写成《贸易须知》一书。一时手抄盗版的铺天盖地，后多次刻版印行，畅销之势堪比当今的《马云教你创业》。王秉元在书中开篇即将政道的世界观引入商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受拘束，则不能收敛深藏。”守规矩，约束欲望，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政商两道恒古不变的价值观。

在重商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从霍布斯、洛克到休谟、斯密，他们既是政治学家又是经济学家，这种经济观与政治哲学密切关联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的戴维·奥斯本就曾提出“企業家政府”的概念，他认为，“政府不可能像企业那样运作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能有企业家精神。任何机构，无论公营还是私营，都可以有企业家精神。用新的方法来使用资源，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

于是，商业精神被大量地用在政府管理中，以提高行政效率，规避形式主义。最近几年，国内被热议的“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服务型政府”，正在逐渐以看得见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最明显的例子，某些职能机构办事窗口的服务质量，已经向商业银行看齐。

同样，企业家也不再像古代商人那样以低姿态依附政治，而是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人格，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参政议政，影响国家决策。某年“双十一”大战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马云说，“你们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消费时点。”马云表示，“这是传统商业模式想都不敢想的场面。”在马云的构想中，阿里巴巴的目标已经不是同行竞争，而是带动商业变革、传统产业升级。业界人士感叹：“马云已经不是商人，更像一个政治家。”

全球化日益紧密的当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像达沃斯论坛这类非官方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多少有些“官方”的影子。这时，政商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了。

政商两道的“井水”与“河水”

尽管政道与商道有相通之处，但毕竟殊途，两者的某些理念和价值有本质区别，仍旧存在“井水不犯河水”的互斥。

商业的最终目的是以最高的效率追求利益，创造社会财富；而政治则需要全局性地分配利益，制定基于公义的长远的管理策略。即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做蛋糕”与“分蛋糕”。商业把“蛋糕”做大，政治则负责把“蛋糕”分好。

等价交换原则是商业经济活动领域通行的原则，其中讲究个体的短期的物质利益；政治生活却是在公义的框架之下，提倡奉献精神，捍卫公共利益。如果混淆它们之间的区别，既不能发挥商品交换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又可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政治生活中来， 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权力将会两败俱伤。

政商两道的本质区别，不管是古是今，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在决定着商人与政客的行为差异。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曾对四名跨越政商两界的著名商人有所点评：“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柳宗元认为，胶鬲与范蠡，是处理政商关系的典范。吕不韦、桑弘羊将商业上追求短期个人利益之道，用在了为政上，决策缺乏长远的目光和对全局的把握，故遭此厄运。

不过话说回来，聪明的胡雪岩还弄不明白所处时代政道与商道的区别吗？只是人到了那个地步，很多事情已不能自已。商道，波谲云诡；政道，尤甚之。

在追求公平透明的现代社会，诸如胡雪岩这类“红顶商人”其实是很犯忌的。如果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权力监督残缺，他们一手握权力一手握市场，权力变现易如反掌，腐败就极有可能产生。

商业讲的是商品交易、等价交换，这在从政中是大忌。权力一旦像商品那样被“等价”交换，天下就要大乱了。许多贪官的忏悔书中，经常提到一句话，“受到商品经济思想的侵蚀”，就是这个道理。

政坛中还有一种损害公义的交换，虽不像权钱交易那般赤裸裸，但为害尤甚。那就是以政績作筹码，邀功请赏，换取仕途升迁。这些官员遗忘了为党尽责、为民做事的初衷，为升迁等私利不顾公众利益，片面地抓“政绩”，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政绩”交换权力的政客，终会因为僭越政治伦理的行为而“玩火自焚”，王珉、苏荣等人惨痛的教训，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政商身份并非不能逾越，但两道有各自的伦理原则。商人利用财富勾结权力寻求政治保护伞，官员利用权力去做商人追逐私利的勾当，才是最值得警惕和防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