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

西方商人从政虽不是主流，但这股力量已不容忽视。

特朗普把政治原则当谈判筹码，甚至通过踩红线试探对方底线的行为，体现了商人身上的些许鲁莽和狡诈。

不同的是，特朗普这次没有“吼叫”，也没有即兴发挥，而是“温和、平稳”地读完了演讲稿，与竞选时的咄咄逼人大相径庭。

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北美洲的另一个国家也迎来了政权更替。

2月 7日，加勒比海北部岛国海地的新一任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宣誓就职，这为延宕一年多的选举过程划上句号。莫伊兹与特朗普有相似之处，参选总统前，他也是“政治素人”，做着香蕉生意。2015年甫入政坛，他就被前总统马尔泰利选为总统候选人。

放眼观之，西方国家商人转而从政的并不少见，国外把这种现象称为“旋转门”。那么他们需要触动哪些“机关”，才能顺利打开通道实现华丽转身呢？

无缝切换的“旋转门”

翻开世界地图，商人从政的小旗已插遍全球各地。

数一数商人出身的各国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特朗普、澳大利亚总理马尔克姆·特恩布尔、泰国前总理他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几乎各大洲都有代表。

由此可见，商人从政虽不是主流，但这股力量已不可忽视。总的来说，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下，商人从政更加容易实现。

以美国为例，从政者分两大块：一种是职业政治家，从青年时代就积极从政，一路竞选上来，比如克林顿、奥巴马；另一种则是由其他阶层的顶级精英转型而来，比如里根、特朗普等。按照西方选举制，除了年齡、国籍、居住地等基本限定之外，只要具备一定数量的选民提名支持就可以成为候选人。之后还需交纳保证金，并募集竞选经费。这对于精英人物而言，相对容易实现。

创办了布隆伯格新闻公司（彭博新闻社）的迈克尔·布隆伯格多年来一直怀揣着从政梦想，2001年初，他参与角逐纽约市长。为此，布隆伯格组建了一流的竞选团队，凭借自己的传媒背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狂拉选票。他曾许诺，“愿以年薪1美元为公众服务”，还自掏腰包6900万美元作为竞选资金，最终如愿当上纽约市长。

李明博曾在韩国现代集团打拼20余年，后通过民选成为汉城（现称首尔）市长，开启他的升迁之路。

除了选举制开启了商人从政的通道，在西方的组阁制下，当选者延揽商人入阁已成为常态。

当年小布什想延揽美国高盛集团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入阁时，着实下了不少功夫。保尔森当时觉得，财政部长一职只是推销白宫减税政策的一个“推销员”，他不想做一个“传声筒”，因此婉言谢绝了布什的邀请。布什不死心，再邀之详谈，许以保尔森更大的决策权，实质权力也将和国防部长及国务卿相当，保尔森这才应允。

事实上，商界也愿意把人才输送到政界，在这点上，美国的花旗集团和高盛集团特别突出。在高盛集团“旋转门”的名单上，还有他们：曾任执行董事的乔舒亚·博尔顿转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曾任主席的史蒂芬·弗里德曼转任纽约联储主席、曾任联合主席的罗伯特·鲁宾转任美国财长、曾任主席兼CEO的乔恩·科赛因转任新泽西州州长……在特朗普的“老板团队”中，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钦同样来自高盛。正应了高盛内部流传的一句话：“我们不贿赂政府，我们把人放进政府。”

从政商人的自我修养

在西方人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很高。

纵向来说，商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功不可没。15世纪末，西方封建社会进入瓦解时期，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发展。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就是由商人推动的，因此在西方社会，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在民众心目中，商人都是一股重要力量。

横向来看，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愈发重要。西方国家民众容易把国家成功与经济成功、企业成功、个人成功相互联系，所以民众对成功的企业家是支持甚至是崇拜的。基于民众的这种心理基础，商人参加竞选也更容易赢得他们的选票。

当然，商人想跨入政界，首先要成为一名成功者，“人生赢家”。

记者梳理了20余名有过从商经历的国外政客，发现他们都曾叱咤商场，或是长期担任高管、运筹帷幄，或是带领企业扭亏为盈、短时间内创造商业奇迹，又或是悉心培植企业，使之壮大发展为全国甚至全球知名企业。

曾担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丹羽宇一郎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98年担任伊藤忠商事总裁，次年便对公司的4000亿日元不良资产进行清理，2000年便创下了伊藤忠营业利润在当时的最高记录。这一系列措施的速度之快、效果之好，让他一战成名。

美国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也是商人出身。他与人合伙成立了贝恩资本投资公司，在任的十余年间，公司从1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年增长率高达113%。在全球遍地开花的快餐连锁公司“汉堡王”，就在其公司麾下。而在2010年国美电器“内战”中，贝恩资本渔翁得利，成为最大赢家，它就是以这种方式向中国公众做了“自我介绍”。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被冠以“华尔街权力之王”的头衔，他在高盛集团工作32年，在其执掌之下，高盛成了美国最赚钱的证券公司。2005年，高盛的盈利达到创记录的56亿美元。

但一名成功的商人还不足以让政坛大佬对其青眼有加，其自身条件必须与政界职位相匹配。比如丹羽宇一郎担任日本驻中国大使就开创了由民间人士担任此职的先例，这一任命是看中了他特别擅长对华业务，以粮食、纤维产业为主与中国企业开展过合作，有着丰富的国际商务知识和从业经验。

雷克斯·蒂勒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没有政府部门或军方工作经验的国务卿，让他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是一项他人无法企及的独特竞争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两人自1999年结识以来，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并推动了两国石油贸易合作业务。媒体称，除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蒂勒森大概是和普京打交道最多的美国人。在效力于埃克森美孚的41年间，蒂勒森还与沙特能源部长、卡塔尔王室等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小布什时期的美国驻卡塔尔大使昂特迈耶甚至将蒂勒森称为“一流的企业外交官”。

作为极具实力的跨国企业，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内部有一个和美国国务院类似的分析师团队，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形势做出预测，为公司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在担任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期间，蒂勒森就成功率领埃克森美孚进入伊拉克、越南等国，将公司的业务扩展至全球50多个国家。

蒂勒森曾说，他的人生哲学就是赚钱。2015年，他在埃克森美孚的年薪是2730万美元，但跨圈从政后，他的年薪将为20.37万美元。如今，赚钱已不是他的目标，他要领导的也不再是一家跨国企业，而是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

他们的短板是什么？

从以往经验来看，商人的政治生涯似乎并没能如民众所期望的那样“一鸣惊人”“脱胎换骨”，反而政绩平平，甚至引发争议。这是因为商人缺乏从政经验，“局外人”的身份让其在执政生涯中捉襟见肘，商人思维与官僚政治的碰撞、摩擦，商場中硬碰硬的直接厮杀与政治中讲求的博弈与妥协的区别，让很多从政商人不得其法，壮志难酬。

泰国前总理他信依靠电信业务发家致富，并以泰国首富的身份跨入政界。第一次出任副总理时，他分管交通事务，曾下军令状要改善曼谷交通堵塞状况，但因效果不佳辞职。当上总理后，他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禁毒上有所作为，但却被指贪污，最终再次下台，逃亡国外过着流亡生活。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饱受争议，这位横跨商界、政界、体育界和娱乐界的“多面手”在执政期间不仅政绩平平，还被性丑闻和腐败指控缠身，官司不断，被迫辞职。据悉，贝卢斯科尼卷入的案件大约有30起，因为他不断上诉使得多起案件超过诉讼时限，目前仍有一些案件尚未结案。

商人的不适应，还表现在掌舵企业和掌权政治的不同。作为企业掌舵者，企业家行事雷厉风行，发出指令便能贯彻到底。但进入政界后，一些政治上的规则及程序可能与他原有的行事逻辑相悖，让他不适应，也让其身边人不适应。

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遇上这样的尴尬。自上台以来，他鲜有对外发声，甚至连一场新闻发布会或简报会都未举办过，上届奥巴马政府时期，同时段的国务院已做了不下10场简报会。蒂勒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连线是由俄方曝出的，甚至连他的墨西哥之行也是由墨方提供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透露，他们正打算恢复简报传统，但现在还看不到苗头。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杰夫·拉特克就表示，如果国务院不在镜头前表达立场，那美国的国家政策只能由其他国家诠释。不少人猜测，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蒂勒森尚未完全从商人转型为政客，一个“静悄悄”的国务院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

此外，企业家的一些不当言行也会成为其减分项。罗姆尼在2012年冲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候选人里克·佩里指责罗姆尼是一个民主党医保制度的支持者。罗姆尼不假思索地回应：“我赌1万美元，我不是。”这句不经意的“炫富”触动了美国舆论的敏感神经。有人评价，罗姆尼竞选总统败北是因为“这个人太富有了，不了解美国底层人民”。

执政能力需要加强，从政思维需要转变，西方国家的商人从政，应了一句话：上台容易守擂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