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至年底，西南各地相继解放。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依照先前在各解放区实行的“大区”制，于重庆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管辖云南、贵州、西康3省，以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行署区、重庆直辖市和西藏。解放初期的重庆，不仅是西南大区直辖市，也是西南大区党政军最高首脑机关——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驻在地，还是整个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其地位之重要，在西南各省市中首屈一指。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其统治摇摇欲坠。

重庆，抗战时期的中国战时首都，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重镇，就在这里，蒋介石企图再次重温以西南为“复兴”根据地的旧梦。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解放重庆的枪声，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民党溃守重庆陷“孤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赓即强渡长江，于4月23日解放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5月27日解放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国民党当局被迫迁往广州。

为挽回败局，蒋介石孤注一掷。他决定将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所部主力撤往西南，集结于川东、川北一带，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为部署西南地区的防务，蒋介石于8月24日自广州飞重庆。29日召集川、黔、康各省主席及川陕甘、川鄂湘各将领于西南长官公署举行高级军事会议，确定了以陕南和陇南为决战地带、拒人民解放军于川境之外的作战方针。10月中旬，华南重镇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再次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大多群集于此。重庆自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约3年半之后，再次成为国民党的“首都”，成为国民党败退大陆前控制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党中央即着手筹划解放大西南事宜。5月23日，中央军委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决定“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一野在占领西北的兰州、宁夏、青海后，则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巩固西北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放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为截断敌人逃窜的后路，彻底消灭西南之敌，党中央还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和军政兼施、恩威并重”的战略方针。

隨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从战略战术上对解放大西南作了全面、具体的部署。

党中央英明的战略指导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二野前委在全面分析敌情之后，于1949年7月中旬在南京召开二野高干会议，制定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为解决西南解放后干部缺乏问题，二野在上海和江浙地区招收进步学生和青年，组成西南服务团，随军西进；二野前委、中央社会部、华东局及在香港的党组织还陆续派出先遣人员前往重庆和西南各地，进行统战策反和情报工作。在军事战略上，为迷惑敌人，保证对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二野前委一面让活动于陕南、鄂西的第19军佯动吸引敌人一面令二野指挥机关由南京绕道郑州，佯装解放军要从陕南、川北入川的态势。以此迷惑敌人，使之将其主力部署于陕南、川北一带，从而掩护人民解放军从鄂西、川东一带向重庆及西南进军。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向所部下达《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并上报中央军委。命令指出：“本野战军主力（除4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为达目的，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二野5兵团和3兵团第10军，要以极其迅猛的动作，出敌不意地挺进贵州，直出川南。于11月20日以前攻占贵阳、遵义及黔西地区。12月10日以前进击宜宾、纳溪之敌，以切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同时以3兵团主力和四野1部组成左集团。于11月20日以前攻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监视川东地区之敌，进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最后与5兵团协同聚歼川东及重庆地区之敌。

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首长在湖南常德发出向川黔进军的作战部署，决定让二野主力仍遵照8月19日所下达命令的方向和时间，实施向川黔进军作战。其中，5兵团应在11月15日以前攻占贵阳，11月25日前攻占毕节，12月10日前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带；3兵团于11月15日前攻占思南、永绥、永顺之线，11月25日前攻占遵义、黔江、彭水之线，12月10日左右攻占泸县、江津地带。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基本完成进军西南的各项战略部署，只待中央军委的进军命令了。

重庆回到人民手中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中央军委的命令，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攻势，从而揭开了解放重庆的序幕。

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敌军宋希濂精心构筑的“川鄂湘边防线”。于11月上、中旬相继解放了作为川东南门户的秀山、酉阳、黔江（今重庆市黔江区）3县，随即突破国民党重兵防守的乌江天险，于11月24日解放南川。至此，国民党盘踞多年的西南重镇、妄图借此再做“复兴”美梦的重庆，已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与此同时，二野5兵团及3兵团第10军，从湖南芷江直入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21日攻占遵义，并乘胜向黔北、黔西北、黔西南追歼逃敌。迅速解放贵州大部，切断了川陕甘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逃往滇桂黔的退路。

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战局的发展态势，向所属各部发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各部，遵令分三路向重庆迂回前进：北路经涪陵沿江而上，中路由南川向西挺进，南路由綦江向北包抄。并于11月27日、28日相继攻克重庆外围的江津、顺江场、渔洞镇等据点，向重庆城区进逼。

此时，防守重庆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溃不成军，望风而逃，人民解放军只在重庆近郊的南温泉、黄桷垭等地与国民党守军发生小规模战斗，即顺利突破胡宗南部署的“新长江防线”。蒋介石见势不妙，11月30日凌晨，他匆忙从林园官邸乘车前往白市驿机场，而后逃往成都。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11、12、47军的5个营，分别从西、南、东方向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喜获解放。至此，国民党政府经营了10余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重镇——重庆，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这是重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是重庆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从此以后，重庆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建设新中国与新重庆的目标昂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