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诗+马树才

摘要：基于动态效用函数确定了理性消费下的储蓄率构成，并就中国八大地区农村居民1993-2013年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通胀预期是否理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而各时期消费理性差异的主要表现不同，前10年理性程度较高，而后5年持续走低，并且理性通胀预期与理性消费虽并无必然联系，但二者具有某种关联性。

关键词：可预期通胀率；消费习惯；理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3-6276-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6.23.068

Abstract： The saving ratio model of consumer equilibrium was obtained based upon dynamic utility fun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Chinese relative yearly data 1993-2013 were done， about Chinese eight areas rural residen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inflation anticipation had obvious area difference， while period discrepancy for consumption rationality. In the beginning of 10 years，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had higher rationality， but in the last of 5 years， it had been trending lower. It had not absolute causal relationship for rational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d rational consumption， but they had some relevance definitly.

Key words：anticipated inflation rate； consumption custom； rationality test

從近10年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以平均每年13.8%的速度增长，消费年增长在2013年超过20%，使得其平均增速实现14%，略高于收入的平均增长。农村居民整体消费与收入的比值较城镇居民高，但这一比值的变化趋势也在逐年缩小。这与全国消费增长低迷，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总体情况一致。虽然上述现象对宏观经济增长难以产生明显拉动作用，但居民消费在这一过程中其自身获得的满足程度如何，居民各年的消费决策是否趋于理性依旧十分重要。消费理性是建立消费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路径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对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要对居民消费理性进行检验。

通货膨胀是影响居民消费选择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就通胀预期是否为理性的问题研究，Phelps[1]与Friedman[2]假定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为适应性预期。然而Robert等[3]研究表明，经济政策的影响一定会在预期形成机制中得到反映，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应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理性预期才是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对这一问题还有争论，Robert[4]认为现实中的通胀预期并非完全理性。Dias等[5]结合欧洲地区的消费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没有证据显示消费者行为的无偏性存在，消费者理性预期的假设并不能得到验证。陈彦斌[6]以理性通胀预期为假定条件研究中国通胀问题，李永宁等[7]则认为鉴于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等因素，中国通胀预期应为适应性预期。于光耀等[8]通过对各分布下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中国通胀预期取决于居民物价预期所服从的分布。

关于消费者是否理性的问题，Paul[9]利用美国1995-2008年经济数据对美国消费者是否过度反应进行了理性预期检验，得出美国消费者对于长期生产水平反应存在过度的结论。马树才等[10]探讨了最初消费倾向不同的消费者其消费效用随预期通胀率与利率变化的关系，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短期消费是理性的。

在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中，除消费理论中的收入（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永久收入等）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外，消费习惯的影响也备受关注。它指的是人们当前消费所获得的效用水平要受到过去消费的影响。Carroll等[11]进一步指出，习惯导致消费对未预期到的收入增长反应迟钝，从而短期内会形成较高的储蓄率。Carroll等[12]认为虽然新型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的提高，但消费惯性的作用使得人们倾向于保持原来的低消费模式。Heaton[13]通过研究认为美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存在习惯。闫新华等[14]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表现出显著的内部性，城镇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集中体现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等支出方面。

基于以上背景与文献研究，依据需要本研究建立以下前提：①居民财富仅考虑其工资收入；②将消费习惯、通胀预期作为构成储蓄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③为简单起见，假定居民的消费行为是短视的[15]。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①将储蓄带来的未来期满足程度纳入效用函数，储蓄即为未来消费，在此基础上分析消费与储蓄同时作用的条件下以及消费者均衡条件下的储蓄率决定；②通过中国八大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析的实证结果，比较居民实际储蓄率与消费者均衡时即理性条件下的模型储蓄率，进而判断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或储蓄）是否理性。

1 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依据不同商品的动态消费效用函数[16]，考虑两部分影响，一是按照杜森贝利的理论，消费源于消费习惯，消费、效用的相互关联称为“习惯形成”；二是消费要受未来价格预期的影响，可将此部分看作是消费者为应对未来通胀而进行的消费行为的调整。消费者在t期的效用不仅来自于当期消费所得，而且因储蓄也会获得对未来消费的满足，建立如下效用模型：

式中，St为消费者的t期储蓄，πt+1为t+1期的通货膨胀率，Pt为t期价格指数，H（t）为t期消费的加权平均值，H（t）可以反映个人消费习惯，将H（t）表示为：

式中，h为滞后期数，根据假设基于消费的短视行为可选择较小的h，若分析消费者长期的消费行为可适当增加滞后期数。

按照假定，消费者t期只有工资收入Yt，其储蓄要受到实际利率与自身消费习惯的影响。结合近年中国人均消费和储蓄收入占比历史数据发现，储蓄对于名义利率的反应并不显著，对于通胀的反应也并不完全，故暂不考虑名义利率的影响，因此可将储蓄率看成是预期通胀率与消费习惯的函数。将由消费习惯产生的对储蓄率构成的影响以比例？准（t） （？准（t）介于0和1之间）表示，令其为t期消费与历年形成的消费习惯总水平之比。结合式（2），若当期消费Ct增大，H（t）、？准（t）均会增大，当居民的消费做出调整时，H（t）、？准（t）变化方向相同，为便于后续建立储蓄率模型，以下均用t消费习惯比？准（t）代表t期消费习惯，即：

依据上述分析，可将储蓄率St表示成St（？准t， πt+1），规定？准t与πt+1不相关，效用函数式（1）变化为：

消费者问题即为，在t期消费者做出何种储蓄选择方能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由S的一阶条件得下式：

假定消费习惯？准t、预期通胀率πt+1对储蓄率St的边际影响分别为ρ与θ，即令ρ=？坠S/？坠？准，θ=？坠S/？坠π，则由式（5）可以得出消费者均衡时的储蓄率构成：

理论上，ρ与θ均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要依赖于消费者的最初平均消费倾向和通货膨胀的替代与收入效应大小。后续通过实证分析，可计算不同地区具体的ρ与θ值，再可结合每期的？准t与πt+1即可获得消费者均衡时的储蓄率大小，由此可得消费者均衡时的消费。

2 中国农村居民通胀预期与消费行为理性的实证分析

依据上述模型分析，利用中国八大地区面板数据，可建立含有储蓄率、当期消费习惯与通胀率的计量经济模型。一方面可以通过模型估计结果判断中国不同地区居民储蓄率的相对反应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依此计算消费者均衡时的储蓄率，通过与实际情况相比较，确定居民消费是否理性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分别选择可预期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对不同地区居民可预期通胀率是否理性进行检验，而后通过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两种通胀率下的参数值，进而验证居民消费依据哪种通胀率做出选择将会获得更大效用，即更贴近理性状况，以及消费理性与通胀预期理性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2.1 中国农村居民通胀预期理性检验

2.1.1 可预期通胀率的计量经济模型 本研究就通胀预期的估算采用选择一些影响通胀预期的主要变量进行回归与基于ARMA模型对通胀预期进行估算两种方法的结合，建立以下可预期通胀率的计量经济模型：

式中，πt为t期实际通胀率，mt-1为t-1时期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πt-j为滞后j期的通货膨胀率，εt为白噪声，将模型拟合值作为消费者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选取中国1992-2014年货币（M1）供应量（以1992年为基准计算各年货币供给增长率）和八大经济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度数据，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为各地区所包含省市农村居民物价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则是各地区省市以支出法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整个地区的比重。并依此计算各年通货膨胀率，先将各地区各年度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以1992年为基期计算定基价格指数，而后得出各期实际通胀率，模型拟合值即为各地区居民可预期通货膨胀率（2014年各地区的实际通胀率水平以近三年通胀率的平均水平代替）。通过各地区通货膨胀率序列数据的偏自相关分析可知，式（7）应选择j=1，即滞后一期。

2.1.2 变量序列的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通过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发现πt、mt-1与πt-j均为一阶单整，因此上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利用AEG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方法，发现各残差序列均为平稳的，因此可以判断以上变量具有协整关系，模型拟合值即为本研究所需要的可预期通胀率。

2.1.3 各地区通胀预期理性检验 Lucas等[3]所说的理性預期的含义是指，人们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不会犯系统性错误，从概率论的角度讲，就是要求人们的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之差的期望值为零，即πt=Et-1（πt）+υt，υt为白噪声。因此，理性预期的假设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需要假设πt=βEt-1（πt）+υt，并检验β=1成立与否；二是若β=1成立，则需要对υt进行白噪声检验。

依据数据特点与研究需要，取实际通胀与预期通胀的自然对数值进行模型估计，即估计模型：lnπt =βln[Et-1（πt）]+ut。通过平稳性检验，发现除东部沿海、黄河中游以及大西北地区的其余五个地区lnπt与ln[Et-1（πt）]均满足（c，t，0）平稳，（c，t，0）分别代表检验中是否带有常数项、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β=1成立，且随机误差项为白噪声序列，部分检验结果见表1，说明通胀预期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通胀也会上升近1个百分点；而东部沿海、黄河中游与大西北地区无法通过模型。

2.2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理性分析——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建立并估计两个模型：一是储蓄率关于消费习惯与预期通胀率的面板数据模型（模型Ⅰ）；二是储蓄率关于消费习惯与实际通胀率的面板数据模型（模型Ⅱ）。需要探讨的问题：①八大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是否具有理性；②居民消费是依据预期通胀还是按照实际通胀进行能够获得更大满足，理性程度更高；③判断居民消费理性与通胀预期理性是否具有关联性。

1）模型变量的确定与数据的选取。为与上述一致，居民储蓄率s 通过1993-2013年以支出法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y 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c 取得（其中i=1，2，…，8代表不同地区，t为不同时期数）；可预期通胀率即利用模型式（7）的拟合值；消费习惯指数？准t中，H（t）按照Ryder和Heal的定义，Pt仍使用各地区农村居民价格指数（以1992年为基期的定基价格指数），而H（t）还要受到其滞后期数与每期消费所占权重的影响，本研究基于消费者短视行为，选择h=1，δ=0。模型Ⅱ其他变量均与模型Ⅰ一致，实际通胀率则仍使用以1992年为基期的定基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胀率。

2）面板数据的个体效应选择。在确定模型具体形式前，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与协整性检验。关于面板单位根检验，采用相同单位根过程的LLC和不同单位根检验ADF-Fisher两种检验方法，经检验发现各变量均平稳；进一步通过多变量面板数据协整的Fisher检验，可知以上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储蓄率依次对当期消费习惯以及通胀率的面板回归模型为：

对于模型Ⅰ，πi，t为第i个地区的预期通胀率，对于模型Ⅱ，πi，t为第i个地区的实际通胀率。由于要考虑不同地区情况，因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要依据个体效应影响确定模型的形式。首先，利用模型设定变截距、变系数与不变参数三种形式的残差平方和计算得到模型Ⅰ的F2=23.62，F1=3.30，模型Ⅱ F2=23.80，F1=3.58，通过与临界值比较后，确定两个模型均应为变系数模型。其次，两模型Hausman检验显示概率值均为零，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即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均是相关的。

3）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理性状况。上述各项检验表明，式（7）中的两种形式均应选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考虑截面异方差与序列自相关，使用截面加权SUR法进行参数估计，表2、表3报告了相应的实证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八大经济地区当期消费习惯、可预期通胀率（或实际通胀率）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比较来看，模型Ⅱ储蓄率就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比模型Ⅰ表现更为敏感，但二者差异较小。1993-2013年的21年中，消费习惯形成逐年增强，ρ为负值，说明居民会进行更高的储蓄；预期通胀率与储蓄率同向变化，居民面对持续走高的物价同样表现出更强的谨慎性动机。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消费习惯与通胀预期都会形成较高的储蓄。从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储蓄受消费习惯、通胀影响最大的地区是西南地区，其次是大西北地区与南部沿海，东北地区居民消费/储蓄受二者影响均最小，其他地区水平相当。

然而，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否具有理性，且在何种情况下，即以模型Ⅰ的预期通胀还是模型Ⅱ的实际通胀来决策自己的消费更贴近于理性行为。将表2、表3的参数估计结果代入消费者均衡时的储蓄率模型式（6），计算居民效用最大化时的模型储蓄率，再与实际储蓄率相比较，进而判断消费者的理性状况。

通过实际数值的计算，无论通胀率选择预期通胀率还是实际通胀率，八大地区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均低于消费者均衡时的消费水平，但总的看来，与模型Ⅰ消费更为贴近。两模型的均衡消费值对比显示，农村居民预期通胀率更高，预防性动机更强，因而表现出更低的消费。整体看来，八大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选择均在2004年以前表现出较强的理性，部分地区可以延伸到2006-2008年，但从2008年以后，中国农村居民的理性程度明显下降，与均衡时的消费水平渐行渐远。①农村居民消费理性时期为1993-2004年。10年间农村居民实际消费与两模型的均衡消费均十分吻合，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总体上表现出较好的理性。整体上看，通胀预期更为理性的地区大多在这10年间表现出更高的理性。故从实证分析结果看，消费理性与通胀预期理性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②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理性时期为2004-2008年。5年间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以及大西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仍保持较高的理性，其他地区虽然与前10年相比实际消费与均衡时的理性模型消费偏离程度有所增大，但趋势吻合，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可以认为仍具有一定的理性；③农村居民消费理性程度持续走低时期为2009-2013年。经历2007、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物价的频繁波动促使居民在消费决策上表现的更加谨慎，实际消费与均衡时的模型消费差距增大，明显存在消费不足，理性程度较之前年份偏低，经济危机、物价变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显著。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动态效用函数与消费者预期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既包含消費，同时又考虑储蓄的时序效用函数，确定了在消费者均衡条件下受消费习惯与通货膨胀影响的储蓄率模型。结合1993-2013年相关经济数据进行中国农村居民通胀预期的理性检验，并定量分析中国八大地区农村居民理性消费问题，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中国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消费习惯，习惯影响越大，居民消费则越谨慎，居民储蓄意识会更强。同时，未来更大的通货膨胀率，会促使农村居民更多地减少其消费；②中国区域农村居民21年间通胀预期较为理性的地区有：东北、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以及西南地区，使用本研究方法通胀预期表现为非理性（或由于模型局限只能部分解释）的地区有东部沿海、黄河中游与大西北地区；③中国八大地区农村居民1993-2013年的21年间，前10年消费均具有较强的理性，2008年以后，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各地区农村居民理性程度均持续走低；④通胀预期理性与消费行为的理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能确定二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八大地区中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通胀预期理性程度在10年中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说明理性通胀预期也可以作为消费理性的一种解释。

中国农村居民通胀预期地区差异明显，而消费理性的地区差异较弱，主要体现在不同时期理性程度不同。根据研究结果，居民若想获得更大的满足，就需适当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调整消费习惯，提高把握各种经济信息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实现理性通胀预期。消费习惯与通胀预期对消费/储蓄的实际影响都反映了各种不确定性下的居民消费更加谨慎，预防性动机增强。因此，促进消费增长稳中有升就需要选择可以增强消费者信心的经济政策。稳定的经济政策则是中国新常态经济下增强消费者信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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