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玲洁

摘 要：如今，“女汉子”这一女性称呼成为一种流行语汇，受到广大女性群体的热烈追捧和认同。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女性特质，“女汉子”并非丧失了传统的女性气质，也不是女性魅力的消失。这一女性新形象符号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础，一方面表现出女性的独立和自强，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开始寻求自我身份建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女汉子”仍是在男权话语系统中的一种称呼符号，在“女汉子”身上，传统的性别话语隐匿其中，女汉子话语不是颠覆了两性差异而是强化了原有的性别二元对立。

关键词：“女汉子”；社会性别；性别定型

如今，“女汉子”已经成为大众讨论的热门话题。媒体经常将那些在工作上认真对待的女性冠以“女汉子”称号并加以推崇，一些电视节目也打造“女汉子”剧，在电视剧画面中呈现各种各样的女汉子形象。而在日常生活中，“女汉子”已经从一个最初的网络流行语上升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且对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目前大家所广泛运用的“女汉子”似乎背离了“女汉子”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有一种效仿的趋势出现。本文试图对当今社会流行的“女汉子”现象进行解读。

对于“女汉子”这一现象，国内外学者目前没有专门的研究，大多从新闻传媒角度着眼。本文试图以性别作为切入点，而关于性别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如Louisa Schein通过性别和内部东方主义来谈论中国当代的民族性问题[1]。

社会性别（gender）区别于生物性别（sex），它的内涵要更丰富和复杂，包含了许多社会文化因素。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社会性别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来决定的[2]；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青春期的行为不是由这一时期的生理特征支配，而是与这一时期有社会关系的婚姻或巫术的要求决定的[3]。从米德的社会性别形成与文化的关系到本尼迪克特对青春期的文化解说，在文化人类学发展历程上基本确立了社会性别建构的文化基础。认为在不同的社会中，两性的行为基于文化对性别的期待。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对男女的社会角色、行为、道德、自我意识的建构和不同期望，[4]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或行为方式。

因此，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清楚地表明，关于性别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不是生理方面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都具有刻板的性质。性别刻板印象即性别定型观念，是关于男女应具备的心理特征和所从事活动的相对固定的看法，它是对两性的一种信念和态度。[5]

本文从以上相关概念入手，“女汉子”现象的流行，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女性主体意识的提升，反抗传统意义上的性别约束；但“女汉子”似乎走入困境，根本上来讲还是没有摆脱父权的影响，仍是在男权话语系统中的一种称呼符号。

一、“女汉子”的特征

“女汉子”从字面意义来讲，即“女+汉子”。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汉子”一词，本指男儿，通常用来指代男性气质，比如男性的阳刚、坚毅、勇敢等，是社会对男性人格特质的一种认同标准。而“女汉子”的出现似乎是对“汉子”的一种颠覆，冠以“女性”修饰汉子，改变了其内涵。

但随着这一词汇的走红，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该指称的意义却并不明确，甚至是模糊的。很多人都认为“女汉子”是形容女性言行粗鲁、个性豪爽、有男子气概等认为是女性所不具有的一些特质，比如穿衣、处事、生活、待人等一些具体的事物上。但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女汉子特质真担得起“女汉子”之实名吗？其实不然，这些都是表象上的“女汉子”，与真正的“女汉子”大相径庭。“女汉子”并非丧失了女性气质，也不是女性魅力的消失，它代表了独立、勇敢等新的女性气质。

二、“女汉子”现象的社会基础

性别这一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性别既不是内在化的，也不是固化的，它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女汉子”这一现象的出现，不管它是对“女汉子”一词的误解，还是真正体现出“女汉子”本身的价值，归根结底这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反映。

（一）父权制度的影响和女性主体的上升

任何语汇都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某些现象的缩影。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就像福柯认为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他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目前被当作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由权力生产出来的。[6]因此，在父权制制度下，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女子没有地位，她们的个性才华得不到发挥。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在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观念也正在发生转换。平等自由观念的传播，使得男女平等意识增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个人的价值和需求被逐渐强化，女性的社会生活参与度逐渐提高。

我身边有很多“女汉子”一样的朋友，她们认为：“男生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女性不是一直都是柔弱的。”这也说明了在现代社会，女性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性正在不断增强，从某种程度来讲，可以理解为女性对传统意义上的性别约束的一种反抗。我有一位朋友大学学的是信息安全，在如今知识和信息的时代，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是可观的，但是她却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班的男女生就业情况，男生就业状况明显比女生好。这并不是说男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女生有多努力，而是男与女最基本的生理差异就已决定了男性的地位优势。

因此，“女汉子”获得不少女性的认同和追捧，也反映了现代女性对于在父权制影响下，女性早期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状态越来越表示不满，女性更加追求独立自主，向往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再按照社会标准来约束自己。

（二）大众传媒的形象塑造

媒体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反映者和传播者。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7]。

“女汉子”最开始流行于网络，后来在媒体上也经常看见“女汉子”这一词语运用，许多女明星纷纷标榜自己为“女汉子”，明星的追捧也为“女汉子”这一形象符号增加了魅力。

因此，经过媒体的大肆宣传和渲染后，从“明星化”逐渐变得“平常化”，这对于广大女性的角色认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固化的性别二元对立

如上文所述，“女汉子”从网络词的热议到现实中的应用情况，表现了现代社会女性的新形象，是女性开始寻求个性自由发展，追求女性独立，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女性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从上文中我们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和传播将“女汉子”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降到最低程度，“明星化”、“平常化”等因素使女汉子仅仅成为一个标签而存在，其本身话语中的反抗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特征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突显了话语中的男性气质，确定了社会对传统女性气质的认同。因此，它强化了原有的性别二元对立。

女汉子看似通过强调女性的男性特质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获得社会的认同与尊重，实际上还是带有很强的男性主导色彩。很多人纷纷标榜自己是女汉子，故意在行为上、生活上向男性气质靠拢。在生活中我曾经见到这么一幕：一位非常娇小的女性搬着一个对于她来说有点庞大的行李箱下楼，站在她旁边的男性同伴想伸手帮助，但女生坚持并说，我是“女汉子”，我自己搬得动。说完，硬是自己将行李箱吃力地搬下了楼。

生活中还存在很多类似这样的事例，“女汉子”通过强调自己的汉子特征和汉子形象，以此想在社会上获得认同，但就像上述事例中所呈现出来的，搬行李箱下楼对于这位娇小的女生来说负担有点过重，但她为了想显示自己的独立，故意而为之，这就走向性别认同的困境了，他们的行为说明了：似乎只有表现得像男性一样才能获得成功。“女汉子”这一形象符号看似是对女性平等的一种诉求，实际上仍未摆脱男性意识的影响。

从古至今，我们会发现只要女性在事业上有杰出的表现就会被贴上男性化的标签，比如女中豪杰、女先生等，这似乎是对女性的褒奖，但仔细审视其实并不然，为什么女性一旦独立自强就要被冠上男性的标签？这就涉及到谁在主导权力话语的问题。追根结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汉子”仍然是男权话语系统中的一种称呼符号，在“女汉子”身上，传统的性别话语隐匿其中，女汉子话语的出现不是颠覆了两性差异而是强化了原有的性别二元对立，它更加凸显了传统女性的气质特征。

四、结语

表面上看，“女汉子”现象的流行似乎意味着传统的男性处于支配性地位正在被挑战，女性更加自由独立。这一词汇的出现，看似是对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的冲击，为社会性别提供了多元的选择空间，但实则却是以一种新的类型强化巩固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女汉子”这一范畴所代表的女性越来越多地被人解读为是兼备了男性的气质特征，表现得像个男人一样。这也在无形中更加凸显了男性的人格特征，它并未触动性别权力关系的核心，反而比以前更加受到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控制。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女汉子”的出现是无意义的，从“女汉子”受到广大女性群体的喜爱程度来看，它没有完全失去重构女性主体地位的意义，这本身是一个复杂和不断变化前进的过程，还处于未完成状态。就当前社会而言，“女汉子”现象的普遍性也间接反映了女性的主体意识的上涨。

注释：

[1]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J].Modern China，1997，23（01）：69-98.

[2]瑪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宋践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5]郑杭生主编.性别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107.

[6][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

[7]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主编.性别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J].Modern China，1997，23（1）：69-98.

[4][美]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宋践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