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有几位颇为活跃的80后、90后批评新锐，极力主张谈论诗歌时，就文本谈论文本，只从文本结构和语言技巧来阐释诗歌。这是新批评派的路数，剥离文本之外的世界，不过使作品为批评者的再创作，提供了无限发挥的机会，而未必能让批评更加精确。别说诗人的生活经验也是作品的一部分，而且，作品的个人性不只是和他个人经验有关，还需要从他所处的整体语境关系中得以确认。所以，谈论一个诗人时，从他所在的城市或他的省份去考察，用到他所在的群体关系，从一定的文化交往的语境中来阐释文本，根据文本和他人文本之间的对话，以突出诗人的个人性，并非饶舌或没话找话。比方说，本期对魔头贝贝诗歌的观察，就是他与河南诗群的总体形象的差异化开始的。河南诗人的“知识分子”趣味，要比除北京之外的其他省份更明显。这不知是源自于深厚的中原文化的重压，还是源自另一种说法，因为河南有一个诗学造诣精深的耿占春教授当领头羊，他的学院派风格影响了不少当地诗人。河南有一份坚持了很多年的民刊《外省》，和办了两期就停刊的《诗先锋》，都有浓郁的“知识分子写作”倾向。对诗人是否该拥有足够多的知识，一直有争论。艾略特要求诗人具有达到荒谬程度的大量学问。确实，由于自身知识的有限，阅读常带给我挫败感，让我感到生命的虚无。曾有一些自认为很高级的思想，总会在阅读中撞到南墙。但对诗人来说，知识也会带来另外的风险，有人就在诗歌中，明显耽于卖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