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00）

引言

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1934-），是美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美国混血族裔中杰出印第安裔作家。其作品多以印第安文化为主要写作背景，探讨美洲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关系。维兹诺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后代，父亲是明尼苏达州“白土地”保留地成员，母亲有白人血统。维兹诺不满两岁时，其父不幸被谋杀，此后生活漂泊不定，随母亲或祖母穿梭于保留地和白人地盘之间。复杂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渗透到维兹诺创作中，其笔下多活跃着混血主人公形象，其亦自称“跨血缘的恶作剧者”。

自21世纪以来，印第安文学研究兴起，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重要印第安裔作家维兹诺及其作品研究也愈显价值。目前，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分析解读具体作品，主要解读其笔下恶作剧者和后现代意义。如诺拉·贝克·巴利（Nora Baker Barry）分析维兹诺作品中“熊”这一印第安文学母题，指出其可沟通俗世界和精神界，联结肉体和灵魂[1]；珍妮·索科罗斯基（Jeanne Sokolowsk）解读维兹诺《广岛舞伎：原爆57年》（Hiroshima Bugi：Atomu 57），从极端民族主义、受害者及身份表现三方面表达人类为个人主权而战的思想。第二类是阐释维兹诺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如休姆·凯瑟恩（Kathryn Hume）在“杰拉德·维兹诺的形而上学”（Gerald Vizenor’s Metaphysics）一文中，从三方面阐释维兹诺思想和惯用技巧：一是维兹诺宇宙观，二是其关注角色，三是融于作品中的价值观。此外，还有艾伦（Alan R.Velie）、金伯利（Kimberly M.Blaeser）两位学者就维兹诺作品内容的研究专著。

就笔者目前搜集资料，相对于国外学者而言，国内学者维兹诺研究较为滞后，主要集中于其作品的具体分析。如邹惠玲针对《哥伦布后裔》，从第三空间及涉及混血恶作剧者角度阐释当代印第安人抵制白人殖民、挣脱白人历史叙事羁绊的诉求。又如，方红从恶作剧者视角对比维兹诺《悲伤者，一个美国猴王在中国》与汤亭亭《孙行者》，认为当代美国恶作剧者对文化的破与立起到积极作用。再如，解读维兹诺最具特色的俳句诗，在《方寸之间的诗性舞蹈—论杰拉德·维兹诺俳句的多元文化意蕴》一文中，王卓从诗的角度分析维兹诺如何利用俳句呈现印第安创世神话和多元文化。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界已意识到维兹诺与其作品价值所在，但其作品研究涉及范围不广，多集中于其早期成名作，如《熊心》《忧伤者：一个美国猴王在中国》等，对其他作品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如《广岛舞伎：原爆57年》解读，只有珍妮·索科罗斯基（Jeanne Sokolowsk）从民族主义角度予以分析。《广岛舞伎：原爆57年》发人深省，维兹诺通过恶作剧主人公罗尼（Bonin）感受原子弹给人类造成的痛苦，揭开政府“伪和平”面具，展现社会边缘人生存状态，给读者以心灵涤荡。因此，本文从维兹诺惯用手法入手，分析作品恶作剧者形象，探讨身份、和平以及社会边缘人如何在苦难中寻找生存价值的策略。

《广岛舞伎：原爆57年》环境背景为原爆后的日本，赋予主人公美洲土著印第安身份，跨国界的文化多元性在小说中多有体现，此与维兹诺混血印第安裔出身密不可分。在《广岛舞伎：原爆57年》中，主人公罗尼（Ronin）同样为混血身份。罗尼之父为美洲土著奥吉布瓦族人，母亲则是日本阿伊努族人。小说被视作具有独创性的“歌舞伎小说”，开篇场景设定在“原子弹爆炸圆顶屋”的废墟中，废墟后来成为罗尼的“罗生门”（Rashomon），一个上演真实“歌舞伎表演”的场所。维兹诺在小说中以广岛遭遇核爆炸为中心，描写罗尼一系列恶作剧似的反抗活动。印第安部落中的恶作剧故事广为流传，对维兹诺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纵观维兹诺作品，其主人公大多具有鲜明印第安恶作剧者特征，《广岛舞伎：原爆57年》中的罗尼亦然。

一、任达不拘逾越者

“恶作剧者”（trickster）是指民间传说和神话中爱耍诡计的超自然人物。事实上恶作剧者形象具有普遍性，在神话故事中均有其身影，如中世纪法国民间传说中的列那狐、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以及中国神话中猴王孙悟空等。另外，在北美印第安各部落恶作剧者常以郊狼、乌鸦、野兔等动物形象出现[2]。虽难以明确界定恶作剧者概念，但研究者一般认为恶作剧者特征在于：（1）“不守规矩的、逾越边境者”；（2）“爱耍诡计的说谎者”；（3）“善于变形者”；（4）“颠覆者”；（5）“信息传递者”“文化改变者”；（6）“拼凑者、搞笑者”[3]。《广岛舞伎：原爆57年》中主人公罗尼（Ronin）是典型的“恶作剧者”，他不畏权威，行为怪诞，敢于幻想，常以恶作剧形式挑战甚至颠覆主流权威。在文明社会的金科玉律中，一个无视权威的社会人无疑会遭受惩罚，然而罗尼却能侥幸逃脱，原因在于作者为其设定的特殊身份。“我没有名字，是一个孤儿”[4]。罗尼之父是美国占领日本时，给麦克阿瑟将军当翻译的美国印第安士兵，其母则是日本歌舞伎演员，一个忠诚于日本天皇的阿伊努族人。如此特殊的混血孤儿，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其身份和社会地位可想而知。因出身背景，罗尼在日本被迫处于社会边缘，而美国军队官僚机构又将其地位复杂化，承认其具美国公民身份[5]。双重身份的不确定性为其成为公然反抗者潜入日本社会完成使命的重要踏板。“在和平纪念博物馆，我把汽油一股脑的都倒进了和平池中”[4]。罗尼对政府为冠冕堂皇的和平理由所做“努力”感到愤恨，因而将汽油倒进和平池是其作为反抗者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我数了几秒钟，在八点十五分之时，点了一根火柴扔进了池中，鬼魂游行正式开始”[4]。罗尼点燃了和平池，熊熊火焰将所谓的和平烧得片甲不留。遭原子弹轰炸后，日本政府致力重建广岛。在和平纪念博物馆中，罗尼此举必遭处罚。因此，他被警察带去审问，但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审判以双方相互取笑而结束。“那些警察从不相信我的坦白，我的故事以及我在圆顶屋这片废墟里的美好记忆，因为他们叫我疯子”[4]。作为一个幽默、爱幻想、爱讲故事、不惧权威的恶作剧者，罗尼以取笑、反讽语气逼疯了警察。从其毫不着调的答复中，警察认定他是十足的疯子，疯子不足以对社会造成威胁。加之日本社会排斥像罗尼之类的混血儿，倘施以处罚无疑于承认其为日本公民，又为日本政府所不愿。因此疯子加混血儿身份为其后来的反抗活动提供了条件。

罗尼的行为验证了恶作剧者的普遍特征：不守规矩、逾越规则和奋起反抗精神。对维兹诺而言，恶作剧者意识中最重要的或为“解放的思想”[6]。身为印第安人，维兹诺从小就听着恶作剧者故事长大，不受约束、解放自我意识根深蒂固。因此，维兹诺讲述恶作剧者故事时，更强调恶作剧者的越轨、颠覆意识[3]。《广岛舞伎：原爆57年》中的罗尼，正是要撕开“伪和平”面纱，挑战权威并颠覆主流社会的解放者。颠覆主流社会价值体系，解放固有思想，其抗议行为不仅表现在和平池中放火，还在和平纪念博物馆内，用化学腐蚀剂销蚀刻在大型圆柱上的和平文字。“我虽然是个公认的讨厌鬼，公园里的流浪汉，警察都承认的疯子，但我不是一个罪犯”[4]。损坏公物的行为并未令罗尼成为罪犯，人们讥笑、疏离、排斥他，无人愿听其事，信其言，着其装。然而，如此小丑形象成为其最好伪装。他以最爱的电影为博物馆重新命名，在博物馆入口处贴上“广岛之恋博物馆”（Hiroshima Mon Amour Museum）。他在东京靖国神社与兜售纪念品的日本女人调情，招致日本激进民族分子威胁。在日本银座，罗尼借助宣扬日本民族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专用车播放美国音乐。车子平日里行进在大街上播放日本民族音乐。然而经过罗尼制造的闹剧，日本银座街道上到处充斥着美国音乐。整个银座变成一场现场演唱会，人们随音乐又唱又跳，如获得解放一般，享受着片刻欢愉。罗尼还假装成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亲戚，拉夫卡迪奥·赫恩又名小泉八云，是一位在日本学习文学及文化的作家。罗尼一系列反抗行为反映其鄙视被权威标榜的伪和平，表达其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同情。罗尼的表现具有恶作剧者挑战权威、破坏秩序、善用计谋特征，巴布考克认为，“恶作剧者引人捧腹大笑的‘前提’就是他的‘违规与越轨’”[7]。滑稽行为、另类装扮以及让人难以理解的对话，均招来冷嘲热讽。然而，罗尼此举初衷即为打破社会界限，与巴布考克说法不谋而合。

二、随意自如变形者

恶作剧者在不同印第安部落文化中呈现出不同形象。有时是乌鸦，有时是兔子，有时是老人[8]。恶作剧者具有超强变形能力，此环境中成长的维兹诺非常擅长刻画恶作剧者的变形能力。在《广岛舞伎：原爆57年》中，罗尼与动物建立密切关系，如一直伴随左右的狗和乌鸦是其伙伴，甚至阿伊努族部落的熊也与他接触。印第安神话故事中的恶作剧者集神、人和动物特点于一身，具有神秘超自然力量，尤其是随心所欲的变形能力[9]。维兹诺笔下，无论罗尼还是大自然中的动物皆如此。罗尼在和平公园和平池边变成一只沙丘鹤，“我变成了一只沙丘鹤，借助着我的翅膀在平稳地跳着，沿着石头一直跳到了河边”[4]。罗尼，一个流浪在废墟中的孤儿，在火焰燃烧之际变成一只沙丘鹤，讽刺那些信誓旦旦宣扬和平的人，此种变形唯恶作剧者可为，用神秘力量传递情感。如靖国神社一章中，罗尼变成乌鸦，见到之前其父母在护城河中的场景。“那群乌鸦撞碎了孤儿院窗户上的玻璃，我们一同围着城市翱翔。我盘旋在神圣的山上空，感受到了一种模糊的过去，然后在我父母亲所在的护城河上空翱翔”[4]。变成乌鸦，罗尼才有机会看到胸前佩戴菊花的母亲和身穿蓝色制服的父亲，他还看到帝国灭亡。小说中，主人公罗尼无论变成沙丘鹤还是变成乌鸦，皆是幻象。罗尼无法像神话中恶作剧者一样随意改变身体样态，但可从所变动物角度考虑问题，在人与自然中架起沟通的桥梁。

维兹诺创作重视体现自然主义精神，《广岛舞伎：原爆57年》是反映印第安文化中自然主义精神的代表作。代表维兹诺思想的罗尼相信，人是自然界一员，动植物也是大自然不可或缺的成员。动植物不仅有生命，还和人一样有感情、有灵魂[3]。“那群帝国主义的乌鸦们偷走了我的午餐”[4]。罗尼坐在公园长椅上准备吃午饭时，被一只俯冲下来的乌鸦抢走寿司，乌鸦似乎早已做好攻击游客夺取食物的准备，它们还常偷孩子们的饼干。维兹诺刻画乌鸦时使用“帝国主义”称谓，以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乌鸦讽刺日本帝国主义。戴上帝国主义帽子的乌鸦变得无法无天，可随意突袭偷窃，带有人的特性。不仅乌鸦如此，作为阿伊努族的图腾动物，熊也一样。“森林里的熊是安全的、对人充满好奇，同时又很机警，但是它们从来不会被人的突然出现而吓跑”[4]。熊之所以对人作如此反应，是因其生活领域是帝国主义森林，受帝国主义保护，“它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一声枪响，当然也就没有理由怕人了”[4]。借动物的随心所欲暗喻帝国主义霸道专横，在令人发笑同时引人深思，显得愈发讽刺。除熊之外，罗尼身边围绕各种动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维尔加”（virga）和“咖喱”（curry）两只对他不离不弃的狗。维尔加有情有义，有人类的道德感，“维尔加永远在和平公园值班”[4]。维尔加最爱和公园中的孩子一起分享食物。保护孩子首先必须警惕一切。“每天孩子们会在早八点一刻开始游行”[4]。无论昼夜，她永远等着孩子们到来。对罗尼而言，“她是我永恒的影子，她可能是我的母亲，与我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但是从未离开过”[4]。在叙述者眼里，“维尔加”通人性，她陪伴罗尼经历诸事，“咖喱”则训练有素。“他是一个纯种士兵，也是一个外交家”[4]。因战争期间在英国军队受过训练，在陪伴罗尼的旅途中，“维尔加”了解社会规则，并对规则和尺度拿捏恰当，在罗尼需要警戒时发出警告。“亲内仇外”本能使“维尔加”和“咖喱”成为罗尼最忠诚伙伴。维兹诺刻画动物，其思维和行为方式皆具人格化特点，倘人类从其立场看待整个世界，认识会更加深刻。罗尼虽仅在幻象中变成动物模样，但以改变者角色存在，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均会对现状产生一定影响。

三、生存策略掌控者

在白人社会中生存的印第安人，其特有的印第安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必然发生冲突，或导致印第安人“陷入主流文学设定的他者情境”[10]。在美国，“政府以‘血缘份额’或‘血缘比率’将美国印第安人个人和政治身份系统化、固定化”[11]。在此背景中，混血印第安人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在白人世界中举步维艰，同时在原住地又因血统不纯正而受排斥。《广岛舞伎：原爆57年》中，维兹诺赋予小说主人公罗尼具有双重文化特征的混血儿身份，借罗尼表达此类混血儿在主流社会体系中的艰难处境，揭示社会底层生存之苦以及面对苦难的生存策略。罗尼日美混血儿身份使其陷入与作者维兹诺同样的境地。在日本被占领期间，因美国士兵与日本妇女间的“友好关系”，许多像罗尼一样的混血儿诞生，很难统计准确数量，日本政府一方面宣称估计有3 490人，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实际数量在15 000到20 000人之间[12]。像罗尼一样，“孤儿的命运”[4]混血儿在种族歧视大环境下，在主流社会中，必然会被划入“边缘人”行列，生存艰难。但罗尼有幸被孤儿院领养，在孤儿院期间，院长教授其两种语言，教导其发挥“两个国家未来纽带的作用”[4]。然而罗尼对此产生质疑，他敏锐察觉到两个国家并不和平，作为一名恶作剧者，他要颠覆当时被教化的所谓“和平”。Ballinger曾言，“恶作剧者常常处在社会的边缘，往往被认为生活在社会的夹缝细隙里，甚至可以说或是社会的旁观者、局外人”。因此身为社会局外人的罗尼在废墟中建造了自己的歌舞伎剧院。

罗尼，一个流浪者，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无根族”，一个无视权威的恶作剧者，徘徊于主流社会边缘，以局外人眼光敏锐觉察到主流社会的弊端与荒谬。此类流浪者，被社会抛弃之人，自然与原爆时的幸存者与流浪者联系在一起。如大岛（Oshima），一个被社会抛弃的麻风病患者，因患麻风被囚禁在岛上六十年，名字在家族中被抹去，变成无身份之人。“大岛是我的监狱，我们被折磨和隔离，我们彼此照顾直至死去”[4]。如大岛类的麻风病人很多，他们被社会隔离，很多因孤独而自杀，就连他们尽力培植的菊花都难逃社会冷眼。即使已有治疗药物，人们仍拒绝接触麻风病人，他们被社会定义为局外人。在帝国主义及白人主导下的世界里，麻风病患者成为一个悲剧群体，主流社会以拒绝方式置其于无我的他者性生存。如此而言，大岛被家族除名即为常态。罗尼待大岛如亲兄弟，他们互相扶持，在广岛废墟中建造剧院，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此面对苦难，于苦难中求生存。啄木鸟（kitsutsuki）中尉曾在矿难中失去一条腿，因其有各种各样的木制腿而获得“啄木鸟”绰号。在断腿事故发生的同一天，妻儿在原爆中丧生，为将其铭记于心，啄木鸟在七条木腿上刻满原爆中无辜死去、满是恐惧的扭曲面孔。他是废墟中的流浪者，是罗尼歌剧院中的讲述者。被社会拒绝的流浪者颇多，如小说中的“猫妈妈”（neko okasan）是一个喂养野猫的无家可归者，丈夫去世后因无力支付房租而被迫在公园居住。再如公园内冲着大树大喊大叫的老妇人，她是核爆中的幸存者，至战争结束一直在公园内生活。类似的社会边缘人无处不在，他们无法在主流社会中生存，便营造一个属于同为“沦落人”的空间。罗尼在废墟中建立的剧场将此类边缘人聚集起来，他们讲述各自故事，互相倾听，互相安慰。此为艰难环境中求生存方式，亦是苦难中求生存的策略。维兹诺倾心日本文化，于是安排罗尼建造“歌舞伎剧院”，令被日本社会边缘群体借此讲述其故事，他们的故事体现日本特有文化，在人与人之间建造“网”，同时也将人与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13]。故事具有治愈性，能够互相慰藉。在日本，被边缘化群体好比维兹诺所称的后印第安人（postindians）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摒弃一样[13]，在主流社会中无话语权，无法获得存在意义，只有在其小团体中才能倾听与被倾听。于是不同身份、不同故事、不同背景，但具有边缘化共性者聚合成一个杂糅体，构建起艰难世事中的生存意识，发现自己的身份及价值。此种身份可“抹去作为歧视手段的历史差异”[14]。维兹诺着力描绘混血后裔如何借助印第安恶作剧者传统跳出文化夹缝，开拓第三空间，构建新型印第安恶作剧者生存模式，以此回馈世界，在多元文化杂糅中实现人类和谐共存[15]。小说中混血恶作剧者罗尼亦如此，当社会失衡、缺失公平时，往往借助恶作剧者嬉闹、狡黠的手段来维持和谐。复杂多变的性格和多重身份是其反抗白人话语、打破政府伪和平、为社会边缘人求得一席生存之地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废墟上，他创造了一个惯例的核歌舞伎剧院来取笑和质疑那和平保留地”[4]。

四、结语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的叙事技巧。小说近一半章节讲述罗尼或他的朋友，如艺术家、麻风病患者、各种动物等，每章后穿插“Manidoo Envoy”章节，由罗尼父亲朋友撰写，为前一章提供详细背景知识，以加深读者对故事的理解。作为一名混血恶作剧者，罗尼与社会边缘人在主流社会中艰难生存。他使出浑身解数，发挥恶作剧者所有潜质抨击日本政府的伪和平，如打着纪念死去的无辜公民和士兵旗号促进消费产业发展等。“戏谑是印第安人控制社会局面的一种方式”[16]。同样，戏谑也是罗尼在主流社会中求生存、控制局面的策略。孩子的灵魂在小说中一直循环出现，“孩子们在每天早上的八点一刻就会在废墟上开始游行”[4]，每天被噩梦惊醒的罗尼要打破规则，挑战社会权威，为无辜的始终忠诚于天皇的孩子们抱不平。在维兹诺看来，当下在美国生活的后印第安人（postindians）类似原爆中的受害者在日本广岛的生存境遇，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日本天皇，均被维兹诺视为战争罪犯。小说中穿插诸多奇异故事，以讽刺戏谑手法表达严肃主题，提出社会边缘人与主流社会平等共存、世界和平及包容异质文化身份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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