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型芳，王文静，罗宏*，吕连宏

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经济研究室，北京 100012 2.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北京 100872

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以北京市为例

张型芳1，王文静2，罗宏1*，吕连宏1

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经济研究室，北京 100012 2.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北京 100872

根据DPSIR模型构建了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指标体系，该体系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结构化的指标设计将生态环境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等其他要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充分考察了各要素之间的密切关联。在实证分析方面，以北京市为例，对其2011—2014年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相关指标变动趋势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两大驱动力指标持续上升，对土地资源带来的压力持续存在且逐年增大；城市建设用地的压力不断增大，居住用地造成的压力最为显著；从反应指标和状态指标看，北京市在努力加强城市绿化和生态保护工作，但影响指标目前尚无显著改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情况仍不容乐观。最后，针对如何评价和提升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DPSIR模型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土地被开发为住宅、商业建筑、道路交通、仓储物流、公共设施用地等，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然而，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却仍在不断扩大。城市发展初期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曾一度忽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住宅、工商业用地等不断挤占生态绿地，最终导致城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出现雾霾频发、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现代城市发展目标已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受到城市居民、政府部门管理者等各方的重视，日益成为评价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也成为当前土地承载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1 城市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关系

承载力可理解为承载载体对承载对象的支持能力，是一个阈值，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联系紧密，可用来度量可持续发展潜力。早期承载力的研究大都以人口容量的最终测算为目标，如在马尔萨斯理论框架下[1]对承载力的关注多围绕人口与粮食[2-3]，强调承载对象为人口规模。然而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以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罗[4]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为契机，对承载力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迅速提升。承载力这一概念的内涵被进一步延伸，集中体现在承载主体与承载对象范围的扩大，例如承载对象从单一的可容纳种群数量发展到经济增长阈值、生态环境保持等诸多方面。

城市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人口分布、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集中区域。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已成为约束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综合承载力是个庞大、复杂的体系，用一套可靠的指标体系，全面刻画并非易事。国外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的评价指标关注较早[5]，且不乏对城市的研究[6]。我国针对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所做的研究并不多：毛汉英等[7]对环渤海地区区域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潘东旭等[8]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将指标分为消耗、支撑、区际交流3类，对连云港区域的综合承载力进行了讨论。

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以土地、水或关键矿产资源为基础的单要素承载主体上。其中，根据承载对象不同又可划分为对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交通流量等方面承载力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是依据土地使用类型分离出其中一类土地来分析其某个方面的承载能力：如住宅用地承载力的研究注重考虑居住用地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工商业用地承载力研究主要分析产业产值、提供的就业机会及其对城市居民服务的能力；建设用地承载力研究集中讨论在人口、建设、经济3个方面的承载力；道路承载力主要研究交通容量，如刘志硕等[9]通过将交通容量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交通容量，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交通环境承载力的城市交通容量确定方法并进行了应用。另有部分研究将土地资源整体作为承载主体，将人口、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作为承载对象展开更全面的讨论：如王书华等[10]设计了区域土地承载力的评判指标体系，将土地综合承载力作为目标，从水土资源支撑系统、生态环境支撑系统、社会支撑系统、经济技术支撑系统4个角度给出了具体指标设计；郭艳红[11]从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建筑规模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4个方面构筑了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均方差分析法对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状况进行了评价。

通过对承载力、城市综合承载力、城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剖析及文献研究[12]，可形成城市综合承载力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综合承载力体系Fig.1 Urban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system

在城市综合承载力体系中，本文仅针对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进行讨论。在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上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并进行了改进。以往多数单一承载对象的研究在设置指标时没有考虑到土地资源其他方面的作用，只涉及了承载对象本身特征的描述；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大多缺乏结构化的指标设计来体现生态环境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密切联动关系。

2 生态环境承载力的DPSIR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近年来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已逐渐成为研究的重心。此外，即使讨论土地资源中某一承载对象的承载力也要全面考虑土地资源的多种利用方式。同时，要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整个城市发展问题中，结合人口、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才能搭建完整的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要达到以上目标就需要考虑人类活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而DPSIR模型是综合分析和描述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组织环境状态信息的一个通用框架。因此，考虑在DPSIR框架下搭建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

DPSIR模型是一种在环境系统中广泛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概念模型，是作为衡量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指标体系而开发出来的，可从系统分析的角度看待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DPSIR模型是基于因果关系组织信息及相关指标的框架，这一框架包括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反应(responses)的因果关系链以及反馈调节机制。其除了表明社会发展及环境状态之间大致的相互作用，还表明了环境状态对社会的一些反馈，在环境系统评价中应用较为广泛[13-14]。模型的基本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DPSIR模型架构Fig.2 DPSIR model architecture diagram

针对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具体问题，给出了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由表1可知，对DPSIR中5项因素进行细分：1)驱动力指标是指促使土地资源变化的最原始和关键的指标，是造成土地资源构成变化的潜在原因。在该问题中引起土地资源变化的原因为人口与经济，因此选择常住人口密度、人均GDP为驱动力指标。2)压力指标反映的是在驱动力作用下，直接施加在城市生态环境之上的促使城市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作用，与驱动力指标类似，压力指标也是作用在土地资源上并使其发生变化的“外力”，只是压力指标相较于驱动力指标作用更加直接。在该问题中，直接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因素为城市发展对不同类型的土地资源的需求，其他用途的土地使用占比增加将直接导致生态绿地的减少，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的提高，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比例的提高，以及建设用地使用强度的提高等，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具体指标可设置建成区面积、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比例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当年竣工房屋面积等指标。3)状态指标反映城市生态环境在压力的作用下所处的状态，状态指标用于描述城市生态环境的特征。可用以下指标表述：人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地率、森林覆盖率、湿地面积占辖区比例、自然保护区占辖区比例。4)影响指标是指土地资源使用构成的现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本文从大气环境、水资源状况与环境噪声3个宏观方面考虑，具体指标可以设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全年比例、人均水资源总量、环境噪声等效声级。5)反应指标用于表述在之前的一系列作用下，针对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及对其所造成的影响做出的反应。本文主要从对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所采取措施的角度考虑，具体指标有当年造林面积、当年新增种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生态保护与建设本年完成投资等。

3 数据与指标分析

3.1 数据说明

以北京市为例，对指标体系(表1)的表现进行实证分析。表2列出了北京市2011—2014年各指标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15]、《北京统计年鉴》[16]以及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17]。其中，在影响指标的细分指标选取时放弃了空气质量优良(达二级及二级以上)天数占比，采用了可吸入颗粒物(PM2.5)浓度年平均值数据：原因是为了保持数据可比性，避免环境空气质量新旧标准不一致导致数据纵向不可比(GB 3095—2012在监测方法和评价等级等方面与之前的标准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到北京市空气质量较差的天数中主要污染物大多是PM2.5[18-19]。

表2 北京市2011—2014年各指标数据

1)折算后得到的可比价格实际GDP，按2000年不变价格水平计。2)城区面积取值为12 187 km2，数据来源为《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城市面积和建设用地情况”。3)2012—2013年北京市的土地利用情况数据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未记录，因此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数据暂缺。4)状态指标中的辖区面积指国土面积，取值全市面积约为16 818 km2，数据来源为《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湿地情况”。5)2011—2012年数据依据“中国首次湿地调查(1995—2003年)”资料；2013—2014年数据依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2009—2013年)”资料；湿地面积均不包括水稻田湿地。

3.2 指标变化分析

基于表2对北京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

3.2.1 驱动力指标的变化趋势

北京市2011—2014年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驱动力2个指标在2011—2014年均呈上升趋势。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5%，常住人口密度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可以看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带来的压力持续存在。

图3 北京市2011—2014年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Fig.3 Trend of GDP per capita and population density from 2011 to 2014 of Beijing

3.2.2 压力指标的变化趋势

压力反映的是直接作用在城市生态环境上的“外力”，具体指标为不同使用类型的土地占城区总面积的比例。北京市2011—2014年各土地使用类型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北京市2011—2014年压力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占城区面积的比例持续增长。居住用地的压力持续增长，占比呈增长趋势。房地产开发企业每年竣工房屋面积逐年增长，从2011年的22.45万m2增长至2014年的30.54万m2，年均增速高达10.8%。工业用地的占比被压缩，呈下降趋势。可考虑针对各项用地采取积极政策措施进行调控，特别要关注居住用地的压力。

图4 北京市2011—2014年不同用途土地面积占比与新竣工房屋面积的变化趋势Fig.4 Trend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and newly completed housing area from 2011 to 2014 of Beijing

3.2.3 状态指标的变化趋势

图6 北京市2011—2014年影响指标变化趋势Fig.6 Trend of impact index from 2011 to 2014 of Beijing

北京市2011—2014年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建成区绿地率、森林覆盖率的变化趋势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2011—2014年，北京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断增长，从2011年的15.3 m2/人稳步增长到2014年的15.9 m2/人，每年约增长0.2 m2/人；建成区绿地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和2.9%；湿地占比和自然保护区占比的指标数据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可见，北京市对城市绿化工作较为重视。

图5 北京市2011—2014年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建成区绿地率、森林覆盖率的变化趋势Fig.5 Trend of per capita park green area and green space rate, forest coverage rate from 2011 to 2014 of Beijing

3.2.4 影响指标的变化趋势

从大气环境质量、水资源、噪声3个方面考察了北京市2011—2014年影响指标的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

从图6可以看出，北京市空气质量不容乐观，2012年、2013年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2014年雾霾又有所加重；人均水资源2013年、2014年呈下降趋势，水资源变得紧张；环境噪声变化不大，2013年、2014年略有下降。总体来看，影响指标的变化中，大气环境和水资源情况都不容乐观。

3.2.5 反应指标的变化趋势

北京市2011—2014年各反应指标的变化趋势如图7所示。

图7 北京市2011—2014年反应指标变化趋势Fig.7 Trend of responses index from 2011 to 2014 of Beijing

从图7可以看出，当年造林面积、当年新增种草面积以及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的变化趋势无明显规律；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生态保护与建设本年完成投资额2项指标呈显著增长趋势。可见，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

此外，反应指标中当年新增种草面积、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及生态保护与建设本年完成投资指标分别在2010年、2011年开始公布，之后保持连续公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管理决策部门加强了对生态保护数据的重视。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在理论研究方面，阐述了承载力的定义及内涵，区分了以往研究中使用混乱的承载主体与承载对象的概念；在总结前人对城市综合承载力与单要素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上的改进思路，并基于DPSIR框架构建了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2)在实证研究方面，以北京市为例收集2011—2014年具体指标的数据，并对指标数据进行了简要分析，得出：1)从驱动力指标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两大驱动力持续增长，对土地资源带来的压力将会持续存在；2)从压力指标看，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在不断增大，其中，居住用地造成的压力最为显著；3)从状态指标看，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地率、森林覆盖率、湿地面积占比、自然保护区占比等总体稳中有增；4)从影响指标看，空气质量和人均水资源形势较为严峻，噪声环境变化不大；5)从反应指标看，当年造林面积、新增种草面积以及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的数据变化无明显规律，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生态保护与建设当年完成投资额呈显著增长。

(3)总体来看，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的推进给北京市土地资源带来了持续性的压力，短期内生态用地和城建用地对有限土地资源的争夺矛盾仍将存在。北京市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种草造林、增加公园绿地、治理水土流失等工作，地方财政逐年增大环境保护支出力度，生态保护与建设完成投资额也在逐年增长。但影响指标目前并无显著改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依然形势严峻，北京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仍亟待加强，创建和谐城市生态环境还需继续努力。

4.2 政策建议

(1)建立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1)评价指标体系有一定的预警功能。虽然评价指标本身并不能直接改变承载力，但其有预警功能，能引起公众和管理者的注意，并能暗示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来促使更科学地管理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2)评价指标体系有天然的评比功能和激励机制。从管理者的角度，广受市民关注的评价指标就是一种隐性的考评机制。正如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促使了“GDP晋升锦标赛”[20]的出现，曾激发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热情和业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2)合理利用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维持可持续发展：1)保障基本的人均建设面积。北京市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常住人口增长压力持续存在，按照现代化生态城市的标准，需要满足基本的人均建设面积。旧城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资源的承载力，盘活中心城存量建设用地的工作可以适当进行；合理的新城建设也可以配合进行。2)优化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在兼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前提下，应该结合中心城的职能调整，降低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绿地面积。3)提高建设用地效率。提高建设用地特别是产业用地的集约化管理水平，引导现代服务业在各城市职能中心相对聚集；同时，从中心城区适当迁出部分科研、行政、医疗单位，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土地的总体经济产出能力。

(3)加强城市总体布局的科学规划与合理调控：1)网状布局，提高通达性[21]。土地规划应提倡提高开发密度、增加容积率，鼓励对已有的空置建筑进行再利用。促进混合功能的分区制，控制单一住宅功能的大片区建设，注重职住平衡，避免加剧“职住分离症”[22]。加强社区、街区的道路连接度，适当增加步行道与自行车道，增强交通便利性。2)针对已有的环状结构，配合设计环状绿化带和生态涵养圈。北京市原有的布局是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展的模式。考虑到既有的环线，可以适当增设环状绿化带，促进生态涵养的功能，减弱城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3)强化功能区规划与调控。加强规划的调控作用，对禁建区和限建区内仍存在的建设用地要特别关注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协调好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用地关系，适时调整和合理规划各区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分区。

(4)提高土地生态承载力，建设宜居城市：1)推进宜居改造，增加小型绿地。北京市城区土地“生产性”特征明显，但“宜居性”不足。可在居住区小区花园、街头空地、道路隔离带、小型公园等地，落实宜居城市改造工作，尽可能增加绿地。2)提高绿化水平，增加生态保护投入。要继续加强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财政支持方面，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生态保护与建设当年完成投资仍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引导和带动环保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发展。3)加强区域协作，提高综合承载力。北京市的城区大而郊区小，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后备不足，仍需严格保护耕地和各类生态用地。对此，可发挥科技优势和区域协作优势，在京津冀区域内协调高新科技产业聚集区以及生态涵养区等。天津市、河北省的绿化和生态涵养，对北京市有生态屏障的功能，对京津冀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联防联控也有积极意义。

[1] LIMALTHUS T R.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M].Londo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26.

[2] WILLIAM V.Road to survival[M].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49.

[3] ALLAN W.The African husbandman[M].Edinburg:Oliver and Boyed,1965.

[4] ARROW K,BOLIN B,COSTANZA R,et al.Economic growth,carrying capacity,and the environment[J].Science,1995,268:520-521.

[5] SYERS J K,HAMBLIN A,PUSHPARAJAH E.Indicators and thresholds for the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J].Canadi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1995,75(4):423-428.

[6] HASBAGEN,LI B S,BAO Y,et al.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f regional land carrying capacity[J].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08,28(2):189-194.

[7] 毛汉英,余丹林.环渤海地区区域承载力研究[J].地理学报,2001(3):363-371. MAO H Y,XU D L.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n Bohai rim[J].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01(3):363-371.

[8] 潘东旭,冯本超.徐州市区域承载力实证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3(5):130-134. PAN D X,FENG B C.Research on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n Xuzhou[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2003(5):130-134.

[9] 刘志硕,申金升,张智文,等.基于交通环境承载力的城市交通容量的确定方法及应用[J].中国公路学报,2004(1):74-77. LIU Z S,SHEN J S,ZHANG Z W,et al.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urban traffic capacity based on traffic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nd its applications[J].China Journal of Highway and Transport,2004(1):74-77.

[10] 王书华,毛汉英.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设计及评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案例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1(3):248-254. WANG S H,MAO H Y.Design and evaluation on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land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J].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2001(3):248-254.

[11] 郭艳红.基于均方差分析法的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J].资源与产业,2011(6):62-66. GUO Y H.Evaluation of Beijing’s land resources load capacity based on mean variance analysis[J].Resources & Industries,2011(6):62-66.

[12] 李新刚. 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4.

[13] JAGOON K A,KANEKO S,FUJIKURA R,et al.Urbanization and subsurface environmental issues:an attempt at DPSIR model application in Asian cities[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9,407(9):3089-3104.

[14] WANG Z,ZHOU J,LOAICIGA H,et al.A DPSIR model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through indicator screening:a case study at Dianchi Lake in China[J].PLoS ONE,2015,10(6):e0131732.doi:10.1371/journal.pone.0131732.

[15] 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2015.

[16]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2015.

[17] 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DB/OL].[2016-08-23].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18] 王志娟.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过程特征与污染来源解析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12.

[19] 李令军,王占山,张大伟,等.2013—2014年北京大气重污染特征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16,36(1):27-35. LI L J,WANG Z S,ZHANG D W,et al.Analysis of heavy air pollution episodes in Beijing during 2013-2014[J].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2016,36(1):27-35.

[20] 乔坤元.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J].经济科学,2013(1):88-98.

[21] 王克,雷红鹏,杨宝路,等.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规划读本[M].北京:世界资源研究所,2014:66-67.

[22] 潘洁.北京“职住分离症”全国居首[N/OL].杭州网:杭州日报.(2015-05-23) [2016-08-23]. http://biz.zjol.com.cn/system/2015/05/23/020665113.shtml. ○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urban land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ZHANG Xingfang1, WANG Wenjing2, LUO Hong1, LÜ Lianhong1

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 Economics,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2.School of Statist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ccording to the DPSIR model,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urban land resources was constructed. The system integrat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opulation, economy, soci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other elements into a unified analysis framework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of indicators, and fully consider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all the above elements. Taken Beijing for case study,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land resources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1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driving force indicators, i.e.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had been rising steadily, which had led to increasing pressure on land resources year by year in Beijing. The pressure from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had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pressure from residential land us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responses indicators and state indicators, the urban greening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Beijing had been strengthened a lot, but the impact indicators had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at the moment and the problems such as air pollu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scarcity were still not optimistic.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evaluate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urban land resources.

land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DPSIR model

2016-08-24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2016YSKY-018)

张型芳(1992—)，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zhangxingfang2008@126.com

*责任作者：罗宏(1964—)，男，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经济与管理研究，luohong@craes.org.com

X53

1674-991X(2017)02-0209-07

10.3969/j.issn.1674-991X.2017.02.031

张型芳，王文静，罗宏,等.城市土地资源中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以北京市为例[J].环境工程技术学报,2017,7(2):209-215.

ZHANG X F,WANG W J,LUO H,et al.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urban land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2017,7(2):209-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