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

古南海：远古的人间乐土

人类的产生，当初并非只是唯一的一支，更非只是女娲一人或亚当夏娃二人；人类的繁衍，既非由女娲抟弄泥巴造人，亦非由亚当夏娃二人繁衍出无穷无尽的子孙。人类是在大致相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下由同一物种逐渐进化而来的；这样，在地球的许多地方陆续出现了人类族群。远古时期，人类族群并非长期定居于一地，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四处游荡，如同非洲的动物群随季节不断地迁徙，为的是寻找一片适宜生息的土地。因此，“人”这个物种覆盖中国大地的过程，是大批族群为选择生息地而不断迁徙的旅程。在那个时期，人类族群纯粹是靠天吃饭，每当找到一片适宜生存的土地，他们就在那里安营扎寨，靠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繁衍生息。人类族群获取食物的方式，由采集到点播再到刀耕火种，并且辅之以捕鱼、狩猎和养殖，这样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当一处较为平缓地区的山林因连年焚荒垦种而烧尽，周围的野生动植物也日渐被捕猎采集殆尽，人类族群便不得不重新寻找一处能够生存的土地。中国的人类族群最早出现在云贵高原，第一次迁徙的路线是由南向北，其最初的起点在云南，中间点在武陵山、巫山、大巴山一线，终点扩散至整个长江和黄河流域、蒙古及其以北，以及西伯利亚东部及南部沿海，时为距今约20万年之前，人类历史已进入狩猎与采集文明萌发时期。这一时期，人类族群仍在中国大地上不歇地游猎奔走，其中多次系由气候变冷而导致；他们从北向南移动，一直到长江流域及更远的南方去生存，因为那里是第四纪冰川时期中国地域内仅存的“诺亚方舟”；其后随着气候回暖，他们重新回到黄河流域及从蒙古到西伯利亚这一广袤的北方地区。第二次大迁徙活动发生在大约5000年前，原因是为寻找更适于农业生产的地域而迁徙，也是大理冰期结束的必然结果：气候逐渐变暖，原先不适于人居的地带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由此，本是逐兽而居的人类群族转而为逐水土良田而居，从而形成了以稻粟类农耕和畜牧业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分布格局，结果是由血缘联结起来的部族社会被民族和国家这种社会组织所取代。这一时期，青藏高原东北部气候温暖、河流森林湖泊密布，成为众多古民族聚集的地区；长江中下游的局部地区、整个黄河流域到贝加尔湖地区，成为文明发展的中心辐射区。中国人类族群的第三次大迁徙，启动于大约3000年前的五帝时期末，以春秋早期为尾声。这次大迁徙是沿着由北向南的方向，即从黄河中上游地区、从古弱水流域、从贝加尔湖诸水流向南迁徙。当最后一批古民族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时，他们终于明白迁徙的路已走到了尽头，便把抵达之处当成了旅程的终点。

五帝时期的“四海”，泛指中央政府管辖的领土疆界。具体而言，“西海”指的是以居延海为中心的大片水域，其北接近阿尔泰山，其南接近今甘肃边界；“北海”乃为古贝加尔湖水域，“东海”即今之东海。古“南海”为《山海经》等古代典籍所频繁提及的一处地名，系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岷山这三条山脉围起来的一个巨大水泽，黄河、雅砻江、金沙江、岷江、长江，都是从这片大泽中溢出的江河。四海之中以南海为要，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尊崇南方，他们以南为上以北为下。这种观念是远古时中国人类族群由南向北的迁徙中形成的，他们先到了青藏高原东北部，然后向北继续迁徙至居延海至贝尔加湖一带，那里的地势南高北低。由此，南上北下这种观念就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人们确定地理方位时便依循南→西→北→东这样的顺序。所以，《山海经》的“山经”、“海经”在讲述山川风物时都是从“南经”开始，继而依次为“西经”、“北经”、“东经”。据《海内经》记述，“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这里的“之外”是“之南”的意思；“若”是古雅语，意为“河谷”；“若水”传承自古彝语“黑水”，古时的黑水即“弱水”，也就是从地处青藏高原東北端的祁连山脉向北流往居延海的弱水。又据《海内西经》记述，“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段记述与黄河河道相吻合，黄河沿巴颜喀拉山北麓向东南方向奔流，遇到阿尼玛卿山东南端阻拦，从西南方注入今四川北部远古时期巨大的水泽地域，又从这片水泽东北部沿阿尼玛卿山向西北流去，开始形成巨大的河套地区。今四川北部红原、若尔盖至甘肃西南端的玛曲一带，在夏代中期之前为一片巨大的湖泊水泽地带，东以岷山为岸，西被巴颜喀拉山阻断，阿尼玛卿山东南端插入这片水域之中，三大山脉的水汇聚于此。这片巨大的水域就是远古时期所谓的南海，这个“南海”又被称为“海”，亦被称为“勃海”。“勃”是“僰”的记音，意为古僰人民族的居地；“海”是夏人语词，其原本语义是一大片水域。由于夏人民族形成于古南海南部地区，因而这个民族就以“夏”为其族称；后来僰人的一大族支东迁至今渤海地区，称为“勃海”族，今渤海又因此而得名。自炎黄五帝至夏初，古南海为黄河与长江两大河流的水源汇聚和分流地，从古南海向北沿阿尼玛卿山北麓涌出的水造就了黄河河道，远古彝语及雅语称其为“河”；从古南海向南沿岷山西麓涌出的水造就了岷江河道，远古彝语及雅语称其为“江”，“河”与“江”就是黄河与长江最早的名称。距今4000年时气候的突变，造成降水量持续减少，古南海开始缩小以至干枯，最终使长江与黄河分割开来，从而成为两个互不相交的水系；大约在夏代晚期，古南海最终消失，成为一些被当地人称为“海子”的残留湖泊和一片巨大的沼泽地；从商代至今的3000多年里，那些“海子”一直在萎缩，大多数沼泽因持续干涸而最终退化为草原。（参见朱小丰《中国的起源》）

今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至阴山一线及其以北的广袤地区，本是早先居于中国的人类群族的活动中心地带。处于古南海腹心地带的青藏高原东北部，大致包括今青海省的海西、海北、海南、黄南及湟水流域。对青海湖古气候变化的研究表明，距今约8000年前，这一带几近于亚热带气候，空气湿润，森林绵延，草木繁茂，百兽成群，地势平坦开阔，江河大泽纵横。那时的青海湖是一个烟波浩淼的淡水湖，水位比现在高约80米，四周被茂密的森林和灌木所覆盖，丰富的生态资源数不胜数，这一地区一直养育我们的先祖数千年。即便是4000年前，青海湖四周仍为针叶林和阔叶林交混的森林草原地带，而河湟谷地到处是温带落叶阔叶森林地貌；这一地区的平均温度最冷月也比现在高8.7-11.7℃，而最热月份要比现在高1-2℃，降水量比现在高100毫米以上。距今4000年前，这一地区的森林和灌木近乎完全消失，青海湖水位大幅下降，以致变为只有4000平方公里的盐水湖，湖内及周边的生态早已面临崩溃的险境。从距今4000年前起，青海湖地区花粉总浓度突然降低，木本植物花粉渐渐消失，耐寒耐旱的蒿草花粉增加至土壤花粉含量的70%，植物开始由西而东向低海拔地区退却，同时气候和地质灾害次数大幅度增加。甘肃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土壤中孢粉含量从此前的40%猛降至20%，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从2.5%降至0.5%，陇中盆地持续数千年的沼泽相沉积突然结束，气候变得干冷，冬季尤为严寒。这样，黄河上游流域以北适宜人居的生态黄金时期从此结束了。这一阶段恰好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期，尧舜时期又是远古中国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大量人口集中于从青藏高原东北部至蒙古及黄河上中游以北的地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依靠这里的生态资源生存和发展。旷日持久的人类活动无疑是对生态资源的一场浩劫，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旱涝交替的恶性循环：落到地面的雨水和原本已储于地表的水分无法停留，于是寻找外泄河道直奔低地和海洋，由此造成大面积的洪水泛滥，形成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洪水时期”；植被的破坏致使水汽的自然循环功能丧失，雨水的减少又严重影响了林木植被的生长和恢复，进而频繁发生旱涝交替的恶性循环。五帝时期末至夏代，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造成自然生态恶化，迫使大量的古民族和部族离开西部高地和北方地区，涌往生态资源较为丰富的低海拔地域，最后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云贵高原一带以至东南亚各地。这次迁徙不仅缔造了后来的中原民族及各民族国家，也形成了“西戎”、“东夷”、“南蛮”、“北狄”这样一些文化概念。

《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为夏后氏之祖。这说明中国西北部、湟水流域是华夏文化重要源头之一，而羌人则是中华民族重要族源之一。夏人民族兴起于今四川北部至青海南部一带，也就是甘孜、阿坝和玉树、果洛、海南、黄南一带。夏人民族在五帝时期中晚期进入黄河中上游地区，其首领鲧参加了中央政府的工作，他被尧帝委以治理洪水的重任，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这个时期是第四纪冰川融化后的“洪水时代”，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临近崩溃前夕，森林和植被大面积损毁，以致古南海漫溢，洪水四处泛滥，因而是根本不可能治理的，鲧和他的族系因此被流放到叫做“羽山”的一处偏远之地，这就是《禹贡》中“殛鲧于羽”的记载。鲧死后其族系推荐禹为首领，他统一了与鲧有血缘关系的各部族，形成了被称为“夏”的强大民族。夏禹由本部族推举进入中央政府，由舜帝提拔为总揽中央政府全局的“执政”，他在发展农业、保障中央政府的食品供给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累死在划分各邦国疆土和整治河道的工作岗位上。禹的去世成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禹的儿子启依恃禹的影响力和夏人民族的力量，背弃传统的民主程序而掌握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而首创了国家权力在父子兄弟之间传承的制度，这就是史籍文献中记载的“夏传子，家天下”。夏禹执政之时，夏后国中央政府的活动范围当在今山西省的夏县到河南省的登封、禹州一带。以夏后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禹州为中心，那些东迁的古民族各自割地建国，在黄河流域形成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陕西中南部一带，便成为史称“中原”的新的文明中心。在这一中心区内，华人在西、夏人在东，由此“华夏”这一概念渐成中原民族的自称，“中原民族”也就是其后形成的汉族的前身。由于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剧变，也为了避免与夏人发生冲突，那些仍坚守联邦制度、仍以古彝语为公共语言的民族和部族，也从黄河上中游及其以北的地区向南方长途迁徙，这就是中国远古历史上的第三次人类族群大迁徙，由此而形成了沿袭至今的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分布基本格局。

青海地区的文化遗存

史学界流行的看法认为，母系社会属于氏族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萌生于中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前期达到鼎盛，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为父系制社会所取代。这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已经是父权制盛行的父系社会。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分期问题上，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为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如此，距今9000至2000年应为中石器时代。按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说法，中国的远古时期约为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 新石器时代约为1万年前至3500年前，其间包含仰韶文化系统的半坡、马家窑、马厂等文化类型。仰韶文化时代为前1万年至前3500年，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铜石并用时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2000年，其间包含龙山文化（前2600年至前2000年）；龙山文化是继承仰韶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又分山东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两个龙山文化之间有程度不同的联系，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因而统称为龙山时代。中原龙山文化分布地区是黄帝族系和炎帝族系活动的地方，炎黄五帝的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马家窑文化距今约600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阶段，主要分布于甘肃中部和青海湟水流域；分布于甘肃中部及湟水流域以南的这支马家窑文化发展成为半山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以北的这支马家窑文化则发展成为马厂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时期，父系氏族制已经确立，但男女两性基本上处于平等地位，此时狩猎业已被种植业及畜牧业所替代。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盆属马家窑文化类型，柳湾遗址属马厂类型，彩陶上的一些图案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都有联系。

青海是一个有着远古悠久文化的地方，早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1956年，地质科学家们在格尔木河上游、沱沱河沿岸、霍霍西里三个地点采集到10余件打制石器，其中有石核、石片和砾石等工具，推断出這些石器应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南县托勒台采集到一大批打制石器，认为其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1984年，科学家们在小柴旦湖东南岸采集到一批距今约3万年的旧石器，其中有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这些发掘说明柴达木盆地曾是青海先民生存过的地方；在二三万年前这里的气候温暖潮湿，有适宜于食草类动物生存的疏林草原环境，狩猎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1993年，在格尔木以南的东昆仑山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烧土及炭屑，其间有一些石器及经磨制而成的精巧的贝壳饰品，这些石器的年代距今为1万年左右。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多次发现打制石器，说明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区”之地在远古时期却有着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1980年，在贵南县拉乙亥地区发现6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遗存，其中有石器、骨器，还有装饰品。石器既有加工粗糙的大型石器，如石锤、石核等，又有加工精致的细石器，如石刀、刮削器等，还有石珠之类精致的装饰品，其中雕刻器和研磨器的发现，表明石器制作中已出现的琢修技术；骨器有骨锥、骨针等，选料仔细，加工精细，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证明那时人们已用兽皮缝制衣服了；羊、狐、雉、鼠兔、沙鼠、旱獭等大量动物骨骼以及类似马、牛等大型动物肋骨的出土，说明捕猎仍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来源之一。这一切说明，拉乙亥文化在发展水平上高于旧石器晚期文化而进入了中石器时代，即该遗址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拉乙亥文化的年代距今为6745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当时的社会形态大约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阶段。

青海境内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是马家窑文化，该文化兴起于公元前第四个纪末期，结束于公元前2000年初前后，总的年代约占1000年。马家窑类型是由仰韶文化通过石岭下类型逐渐繁衍起来的，其后又接续了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这四种类型之间具有文化上的承袭关系。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的地区分布主要在湟水流域和黄河沿岸，分布比较集中的有民和、乐都、大通、贵南、贵德等地。从石岭下类型到马厂类型，先民都以经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业，同时从事制陶等各种手工业劳动；彩陶的大量出土是农业和定居成为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标志，半地穴式的屋架结构是中国土木结构古典建筑的始祖，而大批石刀、石斧和纺轮的出土则证明当时已进入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时期。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发掘还表明，在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人与人之间尚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社会发展仍处于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半山类型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男子在经济生活中占居主要地位，母权制开始向父权制过渡；而到了马厂类型时期，社会发展处于母系氏族制度日趋崩溃，而父系氏族制度已经基本确立的时代。青海境内湟水流域和黄河沿岸古代文化遗址发掘中有三类非常突出的文化遗存：其一是打制、磨制的石斧、石镰、石刀等劳动工具，其二是半地穴式的土木结构房屋，其三是大批制作精美的彩陶器物。石镰、石刀之类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工具，这说明那时生活在河湟一带的先民就以种植谷物为食物重要来源，因而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就是经营农业；房子是用来居住的，半地穴式土木结构房屋说明，先民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上了相对安逸的定居生活；陶罐之类的器物主要有贮藏粮食、取水贮存、蒸煮饭食以及埋葬死者（主要是小孩）等用途，这说明那个时候先民已有余粮可以贮存备用，还说明人的生死已成为他们的高度关注的问题。彩陶是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其中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彩陶盆尤为令人折服，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内彩，内壁绘有三组舞蹈图案，每组五人手拉手朝同一方向舞动，每个人的脑后垂下一条发辫，尾部摆动一条尾状饰物，整个画面线条流畅，人物形态生动逼真，舞步轻盈动作整齐，将舞蹈的韵律和节奏体现得非常到位。舞蹈纹盒上的彩绘图案，应该是对先民特定生活场景的反映，他们显然是在举办一场祭祀或节庆活动，而活动的主人或许就是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夏商周时期，羌人广泛地分布于中国西部地区，而青海地区则是古羌人聚居的中心地带。因而，马家窑、半山、马厂等不同文化类型，都是活动于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羌人的文化遗存。这些考古发现还表明，河西、陇右、河湟一带属同一文化地域，这些文化遗存其实又是古羌人所创造农耕文明的见证，表明青海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自古就有较为发达的农业。这也就是说，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古羌人以经营农业为主，同时兼营狩猎、家畜饲养和手工业，制陶业在这一带尤其发达；他们以粟等谷物为主要食物来源，以肉类作为辅助食物来源，在半地穴的土木结构房屋中过着定居生活。

马家窑文化之后，青海地区逐渐步入青铜器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又分为齐家、卡约、辛店、诺木洪四种不同的类型。“齐家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前16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或商初，它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继承和发展；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均有其遗址，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民和清泉以及西宁沈那均有考古发掘。当时人们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住室为白灰抹面的半地穴地房屋，婚姻形态已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原始农业仍是主要的经济行业，家畜饲养业有了较大发展，所饲养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马、驴等；陶器制作中开始使用轮制技术，同时掌握了氧化焰和还原焰的烧窑技术，使生产效率和陶器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冶铜技术的初步掌握不仅标志有生产力的巨大進步，也说明社会发展从金石并用阶段开始向青铜器时代迈进。“卡约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前740年，是青铜时代在青海境内的主要文化遗存；其文化遗址分布相当广泛，比较集中的是湟中、湟源、大通和互助，其次为化隆、循化及共和。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居住地主要选择在河岸的台地上，屋内常用红胶泥涂抹地面以求平整光滑；就人们的经济生活而言，早期以农牧业并重，晚期以畜牧业为主，不同地区之间又不尽一致，河湟谷地农业较为发达，高寒地带牧业比重较大，青海湖沿岸又以渔猎为主；男女之间在劳动中有了明确的分工，已产生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陶器的制作与前代相比，不仅数量减少而且工艺日趋草率；冶铜技术在齐家文化时有了显著提高，常见的铜器除了斧、镰、镜等生产生活用具外，更多的是刀、矛、钺、镞等武器。这一切表明，那时的社会发展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阶段。“辛店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5-前690年，在青海境内的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比较集中的是化隆、循化、民和、乐都、大通等地，已发掘的地点有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民和核桃庄等。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以从事农业为主并兼营畜牧业，手工业有制陶、纺织等；冶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铜器的种类较多，不仅有刀、锥、凿等小型工具，还有容器以及类似项链的装饰品；生产工具除石制的斧、铲、刀、锛、杵和研磨谷物的器具外，也有不少用动物肩胛骨或下颏骨制作的骨铲。辛店文化的社会形态与卡约文化基本相同，都处在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来临的大变革时代。“诺木洪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目前已知的文化遗址仅在柴达木盆地南部。当时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与畜牧业生产，麦类是当时居民的一种食粮；畜牧业比较发达，家畜种类繁多，有羊、牛、马、骆驼等；生产工具有用于翻土的骨耜，有用于收割的石刀，还有靠畜力挽拉的木车；冶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斧、刀、钺、镞等铜兵器的制作都比较精致；人们住着土木结构的房子，屋墙用土坯砌成，地面铺砌土坯，墙面涂以细泥，房子的建造比较考究；人们穿着毛织衣服和皮制的革履，身上还佩挂着用石、骨、玛瑙、蚌壳等材料制成的饰物。

羌人：河陇地区的先民

青海湟水流域和甘肃渭水流域，实为上古夏人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亦即华夏文明的摇篮。早在新石器时期，在湟水流域和青海境内的黄河两岸，就一直居住着羌人先民，他们以经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畜牧和手工业。前3800年至前2050年的马家窑文化，包括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种类型，主要分布于东起甘肃渭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河湟地区；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分布于东起甘肃泾渭、西抵青海河湟、南至甘肃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其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早期，约与中原夏朝同时。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人类早期，河西、陇右、河湟一带属同一文化地域，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明。前3000-前2000年前后正是历史上的五帝时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以炎帝、黄帝、大禹为代表的远古部落，自甘青一带逐渐东移至中原地区，并由此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炎帝的姜姓说明他出自羌人，因而作为一母同胞的黄帝自然也属羌族血缘。《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一条要紧的记述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骆明”、“白马”均为羌人部落，也就是说黄帝族系是羌人。有专家指出，在古雅语中“鲧”读为“昆”，其语义是“君长”、“君王”，“鲧”是中原文字对“昆”的记音，而“白马”则是中原文字对一个用古彝语自称的部族记写。鲧的族系被惩戒之前国号为“崇”，崇山即今岷江茂县一带是其封国所在，因而白马人即鲧的族系被称为“崇人”。中国至今有白马人二万多，甘肃陇南文县被称为“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其实就是羌人，而居住在四川汶川、茂县一带的“白马羌族”本就是古羌人的后裔。后来炎帝的姜姓部落与黄帝的姬姓部落不断东移并密切交往，逐渐构成华夏族的主体即后来形成的汉族的核心；中国人至今自称为“炎黄子孙”，这从根源上证明了古代羌人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自夏商周直到秦代，青海一直是土著西戎游牧的地区，所谓“西戎”不过是一种泛称，其组成主体实为羌人。青海地区在秦汉以前被称为“羌戎之地”，羌人自古以来就是河陇地区的主体民族。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广泛分布着仰韶文化，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或分化出来的马家窑、齐家、寺洼等文化，考古学上统称为“仰韶文化系统”。在此其间，黄河流域先后出现几个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就有在黄河中上游结成联盟的黄帝和炎帝部落。炎帝族、夏族、周族同为羌系民族，他们先后迁居中原地区融合为华夏族，共同创造了黄河下游的仰韶文化；而留在西北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则创造了仰韶文化系统中的另一些文化类型，即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等。由此可以说，整个仰韶文化系统是氐羌系统各原始部落共同创造的，或者说仰韶文化系统实为原始氐羌民族系统的民族文化，进而黄土高原一带的先史文化，基本上是古代氐羌各部族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氐羌系统的原始民族文化有如下特征：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使用彩陶器，以红色、褐色为主，以平底、圜底、尖底为多；陶器表面大多刻有符号，流行绳纹、半锥纹、编织纹，动物纹饰则以鱼为主。古代氐羌系统的民族分布十分广泛，中国境内的西北、西南地区均为其势力范围，因而这些地区的民族亦大都源出氐羌系统。传说中的西王母，是母系氏族时期一支羌人部族的首领，是兼领世俗和神权双重职能、世代传袭的一个职位，《山海经》中有数处说到西王母。《大荒西经》中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海内北经》中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说是西王母依小桌而坐，头戴显示身份和权势的首饰。《西次三经》中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从职掌上天的灾疫和五刑残杀可见西王母这个职位有着无上权威，从豹尾虎齿这种装束不难联想到西王母又拥有俗权和神权双重身份，从“蓬发戴胜”这种头饰又可想见西王母部族的仪容风貌，而“善啸”二字尤为内涵丰富——西王母部族长于纵情歌唱，他们所唱的歌儿声调悠长，那或许就是古羌人的民歌，即原始形态的河陇“少年”。

关于羌人的祖源，史籍中多有相互矛盾的记述。《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对羌人祖源的这种记述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早在三苗迁到之前，包括“三危”在内的河西、河湟地区本就是古羌人活动的中心。不过，这段记述倒是点明了今青海的大部分地区是古代羌人的活動中心：“河关”即今甘肃临夏与青海交界处，其西南就是青海的黄南、海南、果洛一带；“赐支”即河曲地区，也就是今阿尼玛卿山、西倾山及其以北地区；“河首”即黄河源头，即今青海果洛州玛曲一带。羌人很早就居住在我国西北广大地区，除以青藏高原为基地外，东到甘肃及陕西西部，南达川西至云贵高原，北逾祁连山及河西走廊，西及西域诸地，都有他们的族群活动。《尚书·舜典》中有舜“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三苗”原居于江、淮一带，即今河南南部至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一带；帝舜之所以对三苗采取具有惩罚性质流徙，是因为他们在江淮、荆州一带曾多次作乱。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这次流徙的用意是让三苗“以变西戎”，也就是把三苗变成西部羌人；据唐司马贞的释义，所谓“变”也就是让三苗“同于夷狄也”。从以上记述可析出多重含义：一是包括西羌在内的西戎并非由三苗所变，而是三苗被羌人接纳并由此变成了西戎；二是河曲一带自古以来就有人类活动，早在三苗迁来之前就有众多的土著先民；三是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内地住民不断迁徙到西北羌人地区来居住。关于“羌”字，《说文解字》释义为“西戎牧羊人”，这说明汉代时的羌人已完全成为游牧民族了。历史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强盛王朝的崛起，偏处西北一隅的羌人部落逐渐成为弱势群体，期间也经历了不少盛衰交替的艰难历程。殷商时期，商王朝经常去西北掠俘羌人，用以他们杀人祭祀的需求；每逢大型祭祀活动，一次便要杀掉数百个羌人。后来羌人各部与周人结盟，西周时臣服于周王朝。前638年，秦穆公开始称霸西土驱逐诸戎；前632年，秦伐诸戎，开地千里，羌人失去土地被迫南下。从春秋至西汉，南下羌人以今四川茂县为中心的地域内生存下来，他们向南最远迁徙到汶川一带后不再离开；羌人之所以要南下川北，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同族兄弟。

秦厉公时（公元前476～443年），有个叫爰剑的羌人被秦人俘去为奴，后逃回河湟地区，把从秦人处学到的农牧业生产技术传授给羌人，促进了羌人地区的农牧业发展，羌人人口因之增长，爰剑由此被推为羌人首领，其历世后代亦为首领。公元前4世纪，秦国兵锋抵于渭水之源（今甘肃渭源地区），河湟羌人纷纷向外迁徙，其中一支远涉今西藏境内，后人多将这支羌人与藏族起源联系在一起；更多的羌人则向西南方向即今甘南、川西北及滇西北一带流徙，秦汉时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越嶲羌（牦牛种）、广汉羌（白马种）、武都羌（参狼种）等都是南迁河湟羌人的后裔，当今西南地区的彝族、纳西族、白族等，都与河湟古羌人有历史渊源关系。据《后汉书？西羌传》载，大规模迁徙之后，“忍及第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西汉时期，著名的羌人部落有先零、烧当、封养、牢姐、当煎、卑禾等。秦汉之际匈奴崛起于大漠南北，西羌各部多受匈奴贵族控制和奴役。汉武帝时汉朝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打通了汉朝进入西域的通道，也阻隔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湟水流域诸羌大多归附汉朝，有一部分退居环湖地区；汉朝设置护羌校尉统领羌人各部和处理边地事务，并开始往湟水流域移民；从神爵二年始，在湟水流域陆续置允吾（今民和境内）、破羌（今乐都境内）、临羌（今湟源境内）、安夷（今平安境内）四县，还从军队及随军人员中组织上万人在这里留守屯田。西汉末年，青海地区的羌人纷纷反叛，河湟一带郡县悉为羌人重新占有；东汉恢复了河湟地区的郡县建置，并对羌人采取内徙政策，遂使羌人遍于西北各地；而留在青海的羌人则被迫退出河湟，迁徙到环境严酷的高海拔地区从事游牧活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