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萌+刘心宇

摘要：随着我国遗产保护事业的迅速发展，遗产地社区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目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对遗产保护地的周边环境进行关注，但还鲜少有人从共生的理论出发，对遗产资源的保护与遗产地所在社区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对遗产地社区进行了界定，接着梳理了国内外共生理论和遗产地社区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

1 相关概念界定

1.1遗产地社区的内涵

遗产地社区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界定，近些年来一些學者开始注意到遗产地社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描述或者定义。

本文认为，遗产地社区是“遗产地”和“社区”两个概念的融合，是指具有一定地域结构和地理空间，拥有丰富遗产资源，居住着有某种互动关系的、有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一定人群的社区，这种社区是通过人为划定的特定区域。

1.2遗产地社区的类型

遗产地社区的分类按照其与遗产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和受遗产本体影响的强弱分为三种，依次是核心区遗产地社区、邻近区遗产地社区和外围区遗产地社区（孙九霞，保继刚，2005 ） ，依据这种划分方式可以看出，不同遗产地社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边界，其主要区别就在于社区与遗产保护地带的空间距离的远近。

2 相关研究综述

2.1共生理论

目前为止公认的共生概念的首次提出是由德国著名真菌学家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的：“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寄生是一种共生，但短期联系不能算作共生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共生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在不同的领域赋予不同的含义，概念运用更加宽泛，研究的内容逐渐泛化，学科交叉研究的痕迹也较为明显。正是因为共生现象在社会体系中广泛存在，这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共生理论来研究现实社会中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如企业经营、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城市化问题等。

总而言之，不能把共生简单的理解为“和平共处”的综合系统，而是同类或不同物体间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的，是一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系统，即物体之间达到紧密联系、相互有利、相互互补、动态平衡的状态。

2.2遗产地社区研究进展

我国对遗产地社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研究内容来看，具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①遗产地社区旅游发展研究。姚国荣（2009）等以安徽省黯县宏村为例探索了古村落开发与旅游运营机制。黄芳，烷伟军（2010）分析了古村落现有的三种旅游经营模式：所有者自主经营、个人承包经营和企业承包经营的特点，并比较了这三种经营模式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方志远，冯淑华（2013）通过对赣派、徽派客家三大类型古村落的旅游开发模式分析比较，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共性：A在旅游产品开发上，仍以历史文化观光型产品为主； B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采取政府主导，乡村集体经营管理的体制；C在经营方式上，以农民为经营主体，小农经济现象明显。

②遗产地社区保护研究。遗产地社区受到旅游业过度开发的影响，对其进行保护刻不容缓。吴文智（2009）以安徽古村落宏村和西递为实例，选取实体资源、古村落文化居民生活空间环境和旅游环境4个因素17项因子构建了古村落保护状况指数分析体系，认为古村落旅游地保护主要内容包括：A建筑、文物等景观实体的保护；B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主要指民间传统文化和特色民俗活动；C古村落居民生活空间环境的保护，以保持古村落的原貌原味。

③遗产地社区参与研究。利用社区参与手段实现遗产与社区的共同发展是目前研究的热门问题。王涛等（2012）通过对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综述，分析目前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问题，提出了参与规划决策、参与遗产保护等等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途径。肖勇（2009）对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冲突及其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李纪（2011）在《自然与文化遗产利用和保护中的公平问题》中指出当地居民获得的利益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当地居民在选择遗产地发展模式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2.3研究评述

我国对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社区的研究近年来发展的也很快，研究内容亦相当广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比国外的研究，我国对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社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从研究内容看，我国对遗产地社区的概念和内涵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只是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研究视角进行定义，没有普遍适用性。其次，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国内大多数的研究停留在描述性或者较少统计性的阶段上，很少有结合其它领域来进行综合研究，目前研究者主要是从建筑学、旅游学、历史学等领域进行的，缺乏对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融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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