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21日，我正在以色列访问。我们一个驻外使馆报告说，中国与塞内加尔就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接触取得进展，塞外长希望与中国外长尽快在第三国意大利会面，请中方尽速回复。

国内判断，这次不一定会签署建交公报，但有可能是一次决定性的接触。去还是不去，由我决定。

我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塞内加尔是西非大国，现在双方接触正处在关键时刻，对方提出与我见面，不去恐怕不好。我建议跑一趟，国内表示同意。

与以色列外长会谈结束后，我让同行的亚非司司长翟隽紧急与驻叙利亚使馆联系，告诉叙方中国外长有紧急公务，建议访叙推迟一天。然后我带着秘书紧急直飞意大利罗马。

我驻意大利大使董津义到机场迎接。意方跟上来两个长着红头发、穿着花衬衫的男子。我有些奇怪，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董大使说，这是意大利警方派来保护中国外长的贴身警卫。我听了心里一紧：当着两个第三国贴身警卫，我怎能完成双边任务？董大使可能看出了我的担心，告诉我，按意方规定，别国外长来了，必须派警卫，有什么事情到饭店再说。

使馆在罗马中心广场订了房间。我进去一看，有点豪华，就对董大使说，怎么这么破费呀？他解释说，只有在这个大套间才能摆脱警卫。原来，这里的备餐间有一部电梯直通楼下厨房，我们可以经过厨房悄悄进出饭店，而警卫是在房间正门外警戒。董大使想得真周到。

放下行李，我马上与董大使、秘书到卫生间去。大使掏出一张纸，小声说，最新消息：塞内加尔外长晚上6点半在罗马另一家饭店地下一层咖啡厅等你。时间很紧了，我和大使乘备餐间的电梯“偷偷”溜下去。秘书装模作样从正门出去，一本正经地告诉意方警卫：外长要在房间休息。对方说，如果外长先生要出去，请提前通知。秘书说好，谢谢。然后他一人设法到约定的地方接我们。

我们仨等到快7点，还没有人来。秘书问大使，会不会搞错了？我看了他一眼说：“意大利这么好的咖啡你怎么不喝？”意思是要沉住气，不用着急。来之前，秘书打电话问过非洲司的同志，塞外长加迪奥40岁左右，中等身材，健壮精明，总统瓦德大约一米七五高，身体瘦弱。

又过了一会儿，咖啡厅进来一名约莫30岁左右的黑青年，怎么看也不像部长。这时我们发现，在咖啡厅另一角落還坐着一个黑人，看起来彬彬有礼，正在看报纸。秘书觉得那人像塞外长，走过去和他搭话：“先生，你觉得这里的咖啡怎样？”对方回答：“这儿的咖啡很好，对来自塞内加尔的客人更是如此。”秘书又说：“你喜欢这里的咖啡吗？”他说：“当然，似乎中国人也喜欢这儿的咖啡。”这样，两人就像电影里的秘密特工一样对上了 “暗号”，接上了头。那人马上说：“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秘书马上过来叫我们去。

加迪奥说：“我很尊重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读过毛主席的著作。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讲诚信。我们只是试探性地提出想见中国外长，没想到你就飞到这儿来见我，我很感动。我想跟你谈两点：第一，我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我们都已经谈了，我们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愿立即纠正对华关系上犯下的错误。这一点我与你们非洲司的许镜湖司长已经谈过，她是我的‘姐姐，我有她的电子邮件为证。”他是想证明，他与许镜湖司长接触多、关系好。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看他手里的“证据”。

加迪奥接着说：“第二，一旦我们纠正错误并发布消息，台湾方面就会撤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将会停止，我们不知道中方能否将台湾留下的项目接过去，让塞内加尔政府不会因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受到国内批评。还有，我们有20多名学生正在台湾学习，对他们最好的安排是离开台北到北京去。我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还想告诉你，现在已经到了我国政府做出决策的时候，最晚不会超过秋天。”

我一边听，一边观察，插空在咖啡桌的菜单上写了几个字：“是塞内加尔外长吗？”悄悄递给董大使。我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把握，只是为保险起见，再听听大使和秘书的意见。大使一看，推给秘书。秘书看后写到“看起来像”，把菜单经大使推回给我。大使点了点头，用中文说“同意”。通过这种小动作，我们达成了共识。

听完加迪奥的话并基本确认他的身份后，我介绍了我们有关一个中国的公开立场，接着说：“国家有时候也和人一样，难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纠正了就行。关于你提到的两个具体问题，可以由工作层来谈，我们该讨论的是国家政策。我只想说，你们想纠正错误是个正确的决定，其他问题，建议你通过有关渠道继续与许镜湖司长商谈，中国是信守承诺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太富裕，但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做得如何有目共睹，你可以在其他非洲国家看到很好的例子。”

听完我的话，加迪奥面露喜色，说：“这儿的咖啡很不错，我提前来这里等你们，喝了好几杯，现在需要去一下卫生间。”结果，他一去就好久没回来。等了差不多15分钟，秘书一些担心：“会不会出事了？这也许是台湾当局设的圈套。”董大使也不无担心：“台湾当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他不回来，今天这事不好收场，没法向国内交代。”前两年，我们曾与一个非洲国家在欧洲谈建交，“台独”分子知道后千方百计捣乱，结果谈判半途而废。我说：“我看这个人像外长，刚才我只是顺着他的话讲，没说什么出格的话。他不回来，也没有什么不能收场的，如实将情况报回去就是了。”

这时秘书发现，那个30多岁的黑人又出现了，就走过去问：“先生，你从哪儿来？”他马上答道：“我从塞内加尔来。”秘书又问：“你认识刚才和我们聊天的那位先生吗？”他说：“当然，他是我们外长。”秘书又问：“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对方嘟哝说：“不知道。”

又过了十来分钟，加迪奥回来了，显得特别高兴：“李肇星外长，非常抱歉，我去卫生间长了一点儿。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有机会，你想见一下我们的总统吗？”我说：“我希望有机会拜会你们的总统，但要看机会在哪里、在什么时间，时间是否对得上。”加迪奥说：“那好，总统就在楼上。你愿意去吗？如果愿意去，可以带一名助手。”

就这样，我和秘书跟着塞外长走出了咖啡厅，上了饭店楼梯。电梯走廊里有好几个意大利警卫，着装跟我们甩在饭店的那两名警卫一样，腰间别着枪。秘书看到这阵势，小声对我说：“今天应该不会错。”我心里也更踏实了：要是“台独”分子设圈套的话，是做不到这个份儿上的。

瓦德总统半躺在沙发上，看到我们进来就起来和我们握手，开门见山地说：“外长先生，我非常感动。在我们提出试探性见面请求后，你飞越地中海来到这儿。我知道你还有重要访问，只占用你5分钟时间，请你报告你们的国家主席，塞内加尔政府和我本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不能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我敢于纠正别人犯过的错误。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将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我同意你刚才与我的外长所谈的内容，犯了错误就要改，这个进程会非常快。不过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关切希望中方认真考虑。我不愿但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我希望也相信中国能帮助我。我不会与你谈具体问题，我将指示我的外长与你们的具体部门商谈。我考虑，我们相互承認不应晚于今年冬季。我想问你，届时如果我们外长秘密访华，到北京签署复交公报是否可行？”

我越听越高兴，当即回应：“感谢总统先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以这样的方式与我见面，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第一次。这表明你对中塞关系的重视和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尊重，我表示钦佩。我注意到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恢复邦交的原则和基础。至于其他问题，那不是条件，只是我们恢复邦交后两国间正常的交往与合作，这方面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塞内加尔是非洲的一个大国，我们重视塞在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作用。”我把话讲得很清楚：只要塞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可以复交，但复交不能附加条件，不与别的事情挂钩；同时我又给出一颗定心丸：中国不会让他们吃亏。

我接着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与塞方进行了比较频繁的沟通，希望继续保持联系，实现你刚才提及的目标。回国后我将立即向胡锦涛主席报告，我期待在北京尽快见到我的塞内加尔同事。”

瓦德说：“我说过只用你5分钟，我知道你有重要公务在身，我的话讲完了。”

我起身告辞：“我们在罗马见面尽管只有5分钟，但这对于两国关系有重要意义。”

返回饭店后，我和秘书在卫生间商定，由他赶快去驻意大利使馆将与塞方的谈话情况报告国内。他一个多小时回来，我们随即动身去机场。出发时，意方警卫还守在房间门口。他们跟董大使的秘书开玩笑说，你们外长真有意思，坐飞机到罗马来睡了一觉，就要回到飞机上了。我们直奔机场，连夜飞赴大马士革，对叙利亚的访问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5个月后，我与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在北京签署两国复交公报。2006年1月，我正式访问这个西非国家，同总统、外长的会见时间均超过“罗马会见”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