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林

沙曼翁的艺术人生

王伟林

沙曼翁水墨

沙曼翁，原名沙古痕，别名简闇、曼公、听蕉、苦茶居士、老寐等。1916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因他祖上是满洲爱新觉罗皇族，故先生又名爱新觉罗·曼翁。到他父亲一辈时，家道中落，已为平民百姓，他的父亲以贩布为业。

1931年，沙曼翁十五岁时入某耶稣教堂兴办的学校读书，因入学时要求学生交一枚自己的名章，先生遂决定自刻。他就地取材，独自到北固山下寻找石料，竟一口气刻了二十多遍，终于刻成一枚名章交差。然而，这件事对先生的一生产生了影响，正是这一次“无心插柳”才使他对刻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的一生便和金石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成为名闻海内外的书法篆刻家。

他在十九岁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十里洋场上海谋生。并在那里经由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指导所”介绍，先后在“联合广告公司”“进步书店”“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等处就业。其时上海滩为文人墨客云集之地，堪称我国近现代文艺中心。先生到上海不久便幸与著名书法金石家马公愚先生等相识，因而得以经常求教问学，这对他艺术上的进步帮助很大。三十年代后期（抗战爆发后），先生携作品来到虞山古城，在培伦公寓内成功举办第一次书法个展。这实际上也可算得上先生漫长艺术生涯的一个起点。

1942年，沙翁开始定居苏州，在城外浒墅关一家信用社供职。苏州虽为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同样践踏着这座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古城。当时，先生上下班出入城门时，为了不向守岗的倭寇脱帽行礼，即使在严冬也从不戴帽，表现出刚正不屈的民族气节。

20世纪40年代初，他有幸拜“虞山第一书家”萧退庵先生为师，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关于他与萧退庵先生的相识过程，其中还有这么一段佳话：“某日，萧退庵路过苏州观前街的‘苏九华笺扇庄’，见到店内悬挂一幅署款为‘曼公’的对联，其中有一个古玺文‘秋’字，萧先生一时想不起此为何字，遂问店主‘这曼公为何许人？’店主回答‘一个年轻人’。又问‘能否一见？’店主答道‘此人常来我店，请先生留下地址即可’。于是，曼翁先生终于得见萧先生，后来拜萧先生为师，这对他一生的艺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沙培其《沙曼翁先生的书刻艺术》1990年第3期《书法》）

前辈的言传身教无疑对沙曼翁的书法学习和为人处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萧退庵晚年生活贫困，曾将赵古泥所刻朱文“江南萧氏”、白文“退闇一字蜕公”对章、铜印“退闇”质典，每方得质六元，以救窘乏。而求购堂对者必欲钤此数印而后餍，无奈，萧退庵只好嘱弟子沙曼翁依原样仿制，真字假印，实为书史罕见。由此事可看出萧退庵对后生沙曼翁的信任。

这期间，沙曼翁在书法艺术上进步较快，他与画家项介石合作举办了一次扇面展，一字一画，珠联璧合，相映成辉。这种数人联手合作的书画展在当时的苏州成为一种很主要的展览形式，受到观众的青睐。

1945年初，余任天与金维坚、金石寿、毕茂霖等十余位篆刻同人在杭州创设“龙渊印社”，沙曼翁也得以参与其间。“龙渊印社”是民国期间为数不多的篆刻社团，在近现代印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时为青年的沙曼翁能与全国知名的书法金石家过从交往，对其艺事的提高自不待言。他在艺术上的钻劲也越来越足。先生从三十年代始就养成了访旧书店、逛地摊、兜旧货市场的习惯，对书画古董及古籍的收购乐此不疲。数十年来他寻购到不少珍品，如汉铜印五十多方、康熙时代的青花印泥缸、清梅调鼎的行书对联。其中有一方汉铜印曰“羊博”，为先生所激赏，遂将自己的居室取名曰“博庐”，意即“多闻曰博，亦爱吾庐”。先生有时为得一件珍品，即使倾其所有也在所不惜，且得意地说：“这是练眼力，长知识，很有趣味的事。”确实，把玩古董、寻访典籍为沙曼翁日后书艺的融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前，沙曼翁在上海、杭州、苏州的保险业界担任职员和编辑《保险界》期刊，待全国解放后直至50年代末，他被推荐担任上海市食品工业同业工会秘书。其时的上海汇集了沈尹默、潘伯鹰、白蕉、马公愚、邓散木等一流书法篆刻家，而且在解放后成立了全国较早的书法金石组织，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沙曼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经常得以与马公愚、方去疾、高式熊等同道交往，互相切磋，可谓得益匪浅。

然而，1957年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沙曼翁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下放到上海郊县嘉定。至“文革”浩劫，书法艺术被当成“四旧”扫地出门。因而，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二十年，正是他人生的壮年，却不得不对外封笔，其精神遭到严重的打击和压抑。但是，身处逆境的曼翁先生仍矢志不渝，在峥嵘岁月中，他暗暗地抓住一切闲暇，一头扎进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传统海洋，也因此而积累了丰富的养分。这时期，他沉酣于三代鼎彝、两周吉金，凡书史材料上自甲骨、籀篆，下至“二王”、“苏米”，先生无不研习。除了广泛涉猎名碑名帖，他更对秦汉简牍、瓦当、古玺青睐有加，反复临摹，爱不释手，直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在苦练书内功的同时，更着眼于书外功的积累。他对古文字著作、古代书画经典作品、历代诗词、书论、印论、画论乃至哲学著作百读不厌，并有意识地借鉴、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在不平常的岁月里，沙曼翁凭着不平常的意志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使得精神生活变得充实无比。正是这段时间的刻苦磨砺，为其劫余的大收获、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各项事业得以拨乱反正，文艺百花园的春天重新到来。对于沙曼翁来说，政治气候的宽松给他带来了第二次生命，从此，沙曼翁的艺术生涯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时期。

1979年，刚创刊不久的全国第一家书法专业刊物《书法》杂志发起主办“全国首届群众书法评比”活动，在国内引起广泛的注目。年逾花甲的沙曼翁先生以一幅书卷气十足的甲骨文对联在数万投稿中脱颖而出，在10名金奖中占得一席。这一评比活动对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的“书法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而10名金奖得主自然也成为众多书法爱好者的追逐偶像。沙曼翁的名声一夜间远播海内外。

然而，获奖后的沙曼翁并未表现出多少激动，更未因此而裹足不前。实际上，写字刻章是沙老的“日课”，早已融化为沙曼翁生命的重要部分。“我手写我心”，只要能以笔墨线条抒发心中的块垒，就十分满足了。至于得奖与否，那是评委的事。

沙曼翁依然故我，天天做他该做、想做和乐做的事。他每日晨起，除了洒扫庭院外，便是煮茶品茗、读书观画、写字刻印。他常说：“攻艺如品茗，味虽苦而趣无穷。”他还援引古人“清爱梅花苦爱茶”之句，取别号为“苦茶居士”，并刻章一枚，用以自励。50岁后，他又开始涉猎丹青，常以梅、兰、竹、菊自娱，故笔下多为清气扑鼻、高雅脱俗的文人画。后来，当代草圣林散之称曼翁先生的这段生活为“水上人家独自闲”。

1980年，对沙曼翁先生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先生正式退休，但是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却与日俱进。他恰好利用退休下来的空闲时间去广泛接触社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正是从这一年始他兼任着苏州乃至全国多个书法、篆刻团体的职务。据不完全统计，他曾任苏州市书协副理事长、东吴印社社长、中国书协江苏分会理事、南京印社名誉理事、彭城印社名誉会长、中泠印社名誉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83110部队艺术顾问、苏州市书画研究会顾问、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评议委员、菲律宾中华书学会学术顾问。直到今天他还担任着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印社顾问、苏州市书协顾问、东吴印社名誉社长等职。

这一年有几件事在沙老的艺术生涯中非同寻常：3月，沙曼翁作为苏州书法界的代表与祝嘉、张寒月等一同出席江苏省第四次文代会；6月24日，作为组织、领导苏州地区书法活动的专业团体——苏州市书法印章研究会宣告成立，沙曼翁被推选为副会长；7月，“沙曼翁书法篆刻展”在南京博物院隆重举办，先生雅擅各体书法，风格清新俊逸，赢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林散之先生观后赋诗赞道：

其一：久闻湖上一沙翁，更习珍传秘所从。预料终非池中物，云兮云兮我从龙。

其二：能从汉简惊时辈，文习殳书傲俗儒。左旋右抽今古字，纵横篆出太平符。

同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在沈阳举办，沙曼翁先生作品参加展出。时隔一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沙曼翁成为首批加入的中国书协会员。沙曼翁书法名声鹊起之日正赶上全国范围内“书法热”的广泛掀起。因此，各地的书法社团纷纷诚邀沙曼翁先生担任名誉职务，同时，全国性大展及众多的碑林、博物馆等也接连发函邀请。以河南省为例：1982年河南省博物馆邀请沙曼翁到中原举办个展，同时与苏州另一位著名书法家费新我一同被河南省书协聘为客座教授，为当地培养书法篆刻人才。至1984年，河南再度邀沙老举办展览，1986年又邀请沙老出任中原书法大赛和国际书法大赛评委，并担任河南美术出版社创办的《青少年书法》杂志的特约编辑。可以说，河南书法在近二十年的异军突起，掀起墨海狂潮，在相当程度上和沙曼翁等书法名家的言传身教、亲临指点密不可分。现在活跃于全国书坛的一批中原书家如张海、王澄、李刚田、焦智勤，包括英年早逝的刘顺等均受到了沙老的直接影响。

而在苏州，沙老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除了在市书协担任主要领导外，1983年12月，他与瓦翁等发起成立东吴印社，众望所归被推为首任社长。在他的影响带动下，一大批中青年篆刻作者并迅速成长起来。沙老对后学一方面热心鼓励，另一方面则严格要求，常谆谆教导他们要耐得住寂寞，有坐冷板凳的毅力，多读书、多参悟，下真功夫，做真学问，切勿朝三暮四，急功近利。1983年，在全国首届篆刻评比中我市的篆刻家群体脱颖而出，马士达荣膺一等奖，卫知立、王建平等多人获优秀奖。1988年全国首届篆刻展中苏州有9名作者入展，其中多人为沙老的私淑弟子。

从1986年起，沙曼翁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书法（主要是篆、隶），出版教材。1986年至1994年，他先后四次应邀赴新加坡举办个展，在当地博物馆进行书法讲学，受到热烈欢迎。此时的沙曼翁影响早已远播海外，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日本著名书法大师梅舒适、今井凌雪等慕名来苏州拜访，相互切磋交流，和沙老结下深厚友谊。至今，今井先生仍每月寄刊物《新书鉴》供沙老审读。

沙老平生很少出版个人作品集。八十年代后期曾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过《沙曼翁篆刻》手卷，直到1992年《沙曼翁书画印集》才在香港出版。1993年他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聘为教授，虽已过古稀之年，但沙老锐气不减当年，继续为书法事业培养后进。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沙老步入八十高龄后，他外出大大减少，而平时除了逛书店、喝早茶，应邀参加一些展览活动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三友草堂”度过。在这种宁静而又富有规律的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自在的心态，虽然由于眼力减弱的缘故而很少凑刀刻章，但在写字、作画上花的时间很多，作品的风格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用笔更见简练苍老。按理说，到沙老这样的年龄，又有这样大的成就，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瞎搨搨”了，沙老却丝毫不放松临池做日课。有好几次他参加书法活动，活动刚到一半，他便向主办方请假提前离去，问其原因，方知他急着回家做功课，其认真如此！沙老对自己这般“苛刻”，但对书坛上的年轻一代显得很宽容，常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创造，走自己的路。2001年6月，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江南风——吴门青年书家十人展”，在随后的作品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年纪大不等于作品好，可能活到100岁，作品还不如30岁的人写得好，不要听名头，这是某某老，那是某某老，关键要看东西。年纪不代表水平，不俗气就是好。功力不好不要紧，功力好得要命就死了，观念要改变。”正因为沙老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所以他的作品不断有新的境界。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年，沙老精湛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广泛的注目。就国内书法专业报刊而言，几乎没有一家不对其作专题介绍。2001年4月和7月，他——86岁的书法老人携精品百余件，应邀赴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和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展览中有一半以上的作品为本年度新创作的。在首都展出期间，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填词一阕《贺新凉》，以表钦佩之情：

四壁云烟起。觉萧萧，蓊然展卷，长洲图似。都下暑蒸炎正盛，独领一堂清气。叹奇绝，得来非易。案寐昔年如病鹤，小寒窗，历尽愁滋味。谁与问，东风泪。

吴霜皤首今而已。写肝胆，胸中邱壑，怒猊渴骥。润剖蓝田豪兴举，旁溢闲情墨戏。总一格，高标雅致。莫道相如才思减，炳烛明，自拓新天地。参活笔，岂虚耳？

沙老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受到首都文艺界的高度重视。中顾委原顾问荣高棠，中国文联副主席高占祥，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立平，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谢冰岩、冯立、文怀沙、张旭光、吕如雄等出席开幕式，中国书协顾问刘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誉沙老的书品人品。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将军在开幕式当天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在观摩了首都的展览后还专程于壬午新春来苏造访住在乌鹊桥一人弄里的沙曼翁老人，并赋诗一首：“巷深不掩墨花香，春到姑苏细柳长。驻足游人相指点，一人弄里一人藏。”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一代耄俊曼翁先生的敬仰之情。

在长期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沙老已形成了“三不”习惯：不写不雅之文，不写有错之文，不对客挥毫。不少外地书法爱好者登门造访，希望能一睹先生挥毫风采。先生则婉言：“不经深思熟虑，对客挥毫无一可观。”平日里，先生创作往往将一张宣纸悬挂于墙，对着白纸观看，酝酿数日后方动笔。考虑采用何种书体、什么款式、分几行书写等等。遇到写篆书，就更慎重了，如遇《说文解字》中没有的字，则考虑假借，决不杜撰。作为著名的书法家，对待创作严谨如此，确实为中青年一辈树立了榜样。

沙老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书印以秦汉为宗，自创新意，尤擅甲骨文、秦篆、汉简，亦精小楷、行草，高古典雅，平淡天真，清逸蕴藉，朴茂峻爽。他又常以梅、兰、竹、菊入画，韵味隽永。曼翁先生的高足，现为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言恭达先生这样概括沙老的艺术人生：“笔墨之间，渊然有自，醇然有味，于矩度中别具炉冶。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先生广取百家之长，兼采各体之妙，磊落大家风范。其芒砺不懦之笔，不可羁勒之气，流美行间，令人挹想其高风逸躅。曼翁先生驰骋翰苑，已为一代耄俊，蜚声南北，每为有道所折服。”

的确，沙曼翁先生的书法、篆刻和绘画艺术不仅形成了鲜明的风格，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更可贵的是他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了独到的见解，汇成《曼翁谈艺》，这些心得虽片言只语，但对学书者有极大的启发性，发人深思。如谈创新，沙老认为：“书法肯定要继承，先继承了才能传下去，当然受老师的局限也不可取，林散老说：‘学我者死，叛我者生’，背叛老师才能生，故而搞艺术要敢于变，善于变，事物都在变，天天变，如人天天变老，字不变怎么能行？可如何变就要用心思。书法是有源有流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故意人为的变化是不行的，从三代一直到秦汉，这里面书风、书体的变化是逐步变化的。汉隶到分书经历了300多年，这说明不是说你想变化就变化得了的，现代人把创新看得太简单了。”在谈到“书外功夫”时，沙老认为：“学习书法、绘画、篆刻，首先要懂得好与坏，雅与俗。见到一幅古人或近人的作品，要能懂得好在何处？坏在何处？这就需要自己具有鉴赏能力。如何使自己有鉴赏能力？重在多读书，多见古人原作，多研究，这就叫做‘书外功夫’。”先生强调学书要“取法乎上”，要避免盲目学近人。“取法乎上”不是保守，而是在真正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蜕化、发展，逐步形成自家的艺术风貌。风格不是举手可得的，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接受多方面的修养，基础要打好，底子要深厚，再慢慢创出风格。由此观沙老的书印作品，浓厚的金石味和清新的书卷气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又蕴含着他自己的情感和气质。而情之所出，不独是潇逸之气所书，更渗入了强烈的时代气息。他那古拙浑厚的书风、奔腾雄壮的气势、磊落正大的气概不表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博大、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