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朝960年建国，1279年被灭，前后长达319年，是我国历代王朝中国祚最长的一个。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是从总体上看，由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演变而成的社会危机始终贯穿着大宋王朝，尤其是国防军事方面的表现，相当差强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地形；重文轻武；骑兵；战略；素质

一、农耕经济的华夏民族具有热爱和平的传统

从地形上看，东亚大陆并未深入海洋被分割成数块，而是比较完整地呈弧形状，由东北向西南分布。人们在也只能在这片大陆上活动，因为受制于古代科技、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北边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西边斜跨南北的喜马拉雅，南边千里石塘的南海，东边神秘莫测的太平洋，都阻碍了人们的对外联系，成为探索外部世界的障碍。所以东亚大陆看似广大，实则封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不自觉的培养出封闭保守型的心理定势。在人口的巨大压力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下，人们专注于土地，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使人们对土地有一种特殊而执着的感情追求。人们安土重迁，向往和平安宁的生活。

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为什么要重文轻武呢？这首先是赵宋统治者内心的极度恐惧。从心理学上讲，人对安全的需求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自唐末至五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整个社会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与不安。军队在这段时间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较色，许多军事将领发动军事政变，王朝频繁更替。正是这种恐惧的心态，使赵宋统治者对和军队相挂钩的一切事物都极其敏感。为了防范武将专权，文臣的地位直线上升，在太宗中后期，就开始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文臣占据着国家各个重要机构。以致社会上呈现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政治决定军事，赵宋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制定，就已经从政治层面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最终命运。

三、弱小的骑兵队伍

在古代，骑兵是一个国家强大国防的象征。那么宋朝的骑兵队伍怎么样呢？首先，强壮且数量充足的马匹是建设一支强大骑兵的基本前提。但是宋朝建国之初，当时产马的两个主要地点，即蓟北之野和甘凉河套，都已分别被契丹和党项占据着。宋朝没有马就只能靠养和买，尽管王安石是天才的改革家与政治家，可是他并不懂养马需要在高寒之地的大谷草原群养群放，而不适宜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分散圈养。买马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买马需要巨额资金，同时马匹作为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少数民族政权必然对宋朝的马匹贸易产生防范心理，从而对马匹的数量和质量加以种种限制。正是由于极度缺马，以致骑兵队伍中出现兵多马少的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往往每正军一名，马三匹。在长距离的奔袭作战中换马不换人，常常保持“蹄有余力”，所以以胜为常。其次，骑兵人员的作战能力也是衡量一支骑兵强弱的重要因素。与北方少数民族所独有的马背文化不同，中原民族如果把一名普通百姓训练成合格的骑兵，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财富。从时间上看，少数民族由于游牧的经济生活方式，他们从小就接触马匹，使用弓箭，长于骑射，普通百姓与正规军队相差无几，战时可迅速形成战斗力。以致沈括说：“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今“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从财富耗费上看，宋朝除了买马需花费巨额财富外，组建训练骑兵，打造与骑兵相关的设施设备也需要较大的投入。所以不少宋朝官员以此反对骑兵建设，以便将骑兵之费用于步兵，损马益步。因此，宋朝的骑兵在缺乏马匹，疏于建设，错误的指导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并没有成为一只独立的军种，而是沦为步兵的附庸。

四、混乱的指挥策略

首先，每遇战事，赵宋统治者在打与不打之间总是处于犹豫徘徊的状态。由于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皇帝心中会不自觉的对战争经济成本进行盘算，同时他也会对这场战争所带的政治风险进行考量。大臣中又有主战主和两大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于是就陷入漫长的争论之中。要知道，“闪电战”并不是二战德军的独创，宋代时的北方少数民族早已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发动突袭，朝发夕至，来无影去无踪，远程攻击，饱掠而归。当宋廷还在为各自集团利益无休止的争论时，敌国骑兵或已渡过天险，兵临城下了。其次，为了加强对军队的防范和控制，设置了诸多机构使之相互制衡，纵使加强了中央集权但这是以军队对临时性突发性事件的反应速度为代价的。平时将不知兵，兵不识将，每遇战事才会选兵点将组成作战机构，事罢即撤。临时拼凑的军队，士兵之间素不熟悉，也不能相互信任。士兵与将官之间则更加生疏。最后，我们看一下指挥作战的皇帝和将领。除了太祖皇帝外，其他皇帝大多是深居宫中，饱读诗书，养尊处优，很少经历过战争的锤炼。但是他们又非要显示出有指挥作战能力的样子。这其中又以太宗皇帝极为典型。他制作了一套阵法，叫“平戎万全阵”，颇为得意。每遇战事，则授阵图，同时派遣监军加以督战，结果往往大败而归。后来的皇帝也多效法。对此许多大臣提出疑义，王德用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阵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皇帝之外，将领又如何呢？赵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杰出的军事将领还是有的。例如岳飞，韩世忠等，然而杰出的指挥才能往往遭到君王的猜忌。宋朝前后两次削兵权，把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将领都加以罢免甚至迫害，这比我们熟知的大清洗运动好不到哪儿去。

五、军队的普遍素质差强人意

宋朝实行养兵制，首先从兵源上看，赵宋统治者奉行“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的祖宗家法，每当发生灾害，官员就去征兵，而走投无路的灾民也乐于投之。体质健壮者充为禁军，“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这就是说，宋军中有很大一部分兵源是来自灾民，他们从军是有着万般无奈的心态。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不会从心底热爱这个职业，只是为了生存。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犯罪成员，这部分人是“天下失职犷悍之徒”，这部分人不但不会对军队乐于投之，反而对约束其自由的军对心存厌恶。其次，对于招收进来的军队，其训练程度又如何呢？自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天下久不用兵，自然军队的训练程度大不如建国之初。例如在对西夏战争中，骑兵“其有不能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以堕地”。禁军战斗力的退化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最后，军人的生活状况又如何呢？宋代军费开支庞大，這是否就意味着士兵的生活就很好呢？其实不然，士兵面上常有饥色。将校常常侵夺兵食，克扣粮饷。有士兵曾说：“他军所得请给，则有减克，又如科作纳袄之类，自身虽暖，老小则冻馁矣”。可见军饷发到士兵手中已不多矣。低廉的薪水难以调动军队的积极性，此外士兵还会遭受多种奴役和剥削，战斗力大打折扣。

总之，宋代军力的脆弱性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有传统的，有当代的；有内在的，有外在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所有的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终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这其中隐含的问题，引人深思。

【作者简介】

郭卓文（1990—），男，汉族，四川巴中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