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向荣

【摘要】《爱人同志》中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没有错综的人物关系，而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将人物放置到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描写人物的生活状况，剖析人物最隐秘心理变化的流程，从而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时代；历史；生存困境

《爱人同志》讲述了一个女中专生张小影和对越反击战伤残英雄刘亚军的爱情故事。在那个纯洁的年代，刘亚军是被人们仰慕和尊重的英雄。英雄的身份不仅为他赢得了鲜花和掌声，也赢得了张小影的爱情。作为美女配英雄的故事结局，张小影和刘亚军应该幸福的生活下去。然而在艾伟这里却并非如此，他将两人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通过日常生活的琐事直逼人物的内心深处，揭示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一、历史时代下的虚构生活

艾伟曾在在一篇创作谈里提出了“时代意志”这个概念，并认为“我们都是历史中人，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意志的左右。我所说的时代意志非常复杂，它可能来自于权力，来自于意识形态，来自于全民的共同想象，来自于发展这样的历史逻辑。而一个时代的人性状况取决于此”。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不可能脱离历史和社会而独立存在，因此人的存在必然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与束缚。

战场上的刘亚军想过死亡，却未曾想过会失去双腿。突如其来的地雷不仅击中了他的肉体，更击中了他的灵魂。清醒后的刘亚军发现自己被社会、舆论赋予了“英雄”的称号。他拒绝这种身份，因为他知道，“英雄”身份的获得基于一个残酷的前提：身体的残疾和美好东西的丧失。刘亚军在对人生道路茫然无措时，时代与社会推动，让他走上了偏离自己意志的人生道路。

在那个英雄至上的年代里，刘亚军得到了张小影的爱。张小影迷恋他，同情他，她觉得自己就是简单地喜欢他，没有理由。而刘亚军对待爱情却是矛盾的。他没有想到自己残疾后居然还可以得到爱情，内心的自卑使他本能地拒绝了张小影的爱。然而，他们的情感问题并不由他们做主。

爱情与婚姻本是一种个人化与私密化的行为，但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私人化成为了一种公共化的行为。他们的爱情不是你情我愿的个人需要，而是时代的需要、官方的需要。正如接待张小影父亲的那位青年军官所说：“这样典型的美好的故事目前是需要的，因为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和军队需要安慰前线牺牲者的家属和负伤的官兵。”张青松阻止女儿的婚事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这已不是一桩简单的婚事，而是一件公众参与的社会事件。刘亚军和张小影的爱情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控制，成了遵循社会需求的被动行为。他们的爱情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被定义成“英雄”与“圣女”的爱情。在外力的介入下，他们的婚礼甚至成了一场表演，一个拥军报告会。

他们扮演着“英雄”与“圣母”的角色，成了那个时代人们竟相追捧的对象。于是，众人景仰的目光、接踵而至的报告会、政协委员的头衔，这些虚虚实实的东西将他们推到了人生的巅峰。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幻，英雄与圣女的爱情故事很快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所取代。往昔的荣耀与激情在时代的潮流中逐渐化为泡影。那座政府给予他们的花房，在时代的巨变中面临着被拆毁的窘境。这个战场上的英雄，在时代轰隆作响的推土机的碾压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恐怕是他唯一一次自我选择。这一悲剧性结局耐人寻：人物的死亡，家园的毁灭，隐喻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这个社会早已有了关于英雄的新的标准，他们就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而刘亚军他们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除了亲朋好友，几乎没有人记得那场战争中的牺牲者和英雄了。”他们不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只是被上一个时代所抛弃的遗留物。

二、日常生活中的生存困境

刘亚军和张小影是时代意志造就的英雄与圣母，是时代的精神坐标。时代的发展将他们从神话世界打入现实生活。没有了鲜花与掌声的簇拥，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

被冠以圣母的称号后，张小影一直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她时时刻刻都以圣母的形象严格要求自己。当肖元龙质疑她生活的真实性时，她决定要像报告中的圣母那样完美无暇，让他无话可说。张小影对圣母的迷恋逐渐失去自我，她不愿承认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英雄”与“圣母”贬值的现实。虽然刘亚军一直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击碎她虚妄的幻想，但她却在自己编织的神圣梦想中沉睡不醒。直到刘亚军成为破烂王，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境况是如此的悲惨，所谓的高大形象对社会已经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张小影因过度迷恋神圣化的形象而自我迷失、自我扭曲，她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那高尚的圣母形象而活。时代赋予她的这一形象使她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寻找到生存的出路。

与张小影相反，刘亚军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对他而言英雄的称谓是一种讽刺，他反感社会强加给他的一切，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他渴望脱离“英雄”身份，融入社会，自食其力。他不惜放下身份去当门卫，却因为脾气暴躁、爱管闲事失去这份工作。之后他又去影院倒票，去广场看车，去捡垃圾。不难看出，刘亚军本想介入现实社会，终因肢体伤残、脾气暴躁遭到了社会的拒绝。在刘亚军与社会现实发生碰撞后，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即使所谓的“英雄”也逃不出理想与现实的怪圈，尤其如刘亚军般存在诸多脆弱面的个体——人性的缺憾与幽暗注定了悲惨的结局。

肢体的伤残，让敏感的刘亚军更加自卑、多疑，“性”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樂趣。在他看来，“性关系不仅是特别紧张的发泄，而且是人际交往的唯一途径。”男女之间的性事是作为一个男人活着的证明。新婚初夜对张小影来说是生活的一个意外，而对性的证实也是刘亚军生活中的一个精神支柱。然而来自于外界的猜疑和内心深处的恐慌，迫使刘亚军疯狂地证实“自己能行”。这种求证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对张小影虐待式的纠缠上，他甚至把这种无法言说的证明外化于日常生活中：在张小影同事好奇地在屋里观察时，刘亚军居然突兀地交代张小影到学校领避孕套；在和邻居老头闲聊中，他大谈男女之间的性事。对刘亚军来说，证明自己生命力的唯有“性”，他沉迷于一切情色作料的书刊中，穿梭于暧昧的小巷。他对“性”的极度迷恋，将自己由“英雄”变成了“性变态者”，这一人性堕落的过程，既可以看作刘亚军对命运的逃避，也可以看作他对命运采取的极端反抗。自甘堕落并没有使刘亚军摆脱困境，而是让他陷入生存的困境中。刘亚军的心理变化向我们揭示出日常生活对人性无形而又强大的消解力。

在经历了与现实的对抗后，刘亚军发现的不是生命的意义，而是生命的卑微和灵魂的黑洞，看到的是人性生存的虚无。他把自己关进黑屋子，在黑暗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在黑暗的绳索中，他再次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世界在他的拉动中转动。那“黑暗中的绳索”传达出的是对那个抛弃他的世界的尖刻嘲讽和无言戏谑。

三、结语

从刘亚军与张小影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变化的轨迹既可以看出个人对抗历史时代的虚弱，也可看出人性被日常生活消解的无奈情景。人在特定时代下的生存无形中会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人们总是面临着无边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 艾 伟. 人及其时代意志[J]. 山花， 2005，03.

[2] 艾 伟. 爱人同志[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

[3] ﹝美﹞卡伦·荷尼， 陈 收， 译.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