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

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讲，模仿、借鉴与交流是自古延续的种族基因。咖啡与现代人类社会所有经过全球性传播进而确立地位的现象级物种一样，它最终成为一个跨文明的存在，存在于市场扩张、文化交流、风俗互渗等一系列逻辑链条之中。咖啡与可可、茶，构成当今世界的三大流行饮料，它们无一例外，皆是上述过程的产物同时参与了过程的塑造。

尽管进入世界现代体系的时间短暂，但是西藏却似乎反应迅速且善于融入潮流，这根植于它在自身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基因。尽管人们总是倾向于坚持西藏独特的“神圣性”与“纯洁性”——这往往意味着西藏无论是作为一种地域还是文化，都需要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与世界流行性文化语境相隔离和区别——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西藏高原以及生活其间的人们，从来就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并将之加以本土化改造，最终纳入自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当年茶叶传入藏地，所已经发生、衍生且还在延续的历史一样。

正因如此，咖啡与西藏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再明朗不过：咖啡是西藏實践现代化的一个明确的符号象征，而西藏，是咖啡的世界性特征得以强化并持续创造文化多样性生长的绝佳佐证。

咖啡入藏，百年演义；历史风云，震荡唇齿；小文爬梳，供君审讨。

20世纪（上）

从春丕河谷开始的咖啡之旅

20世纪10年代，无疑是英国殖民者美好而得意的岁月。现在，通往神秘高原的大门已经敞开（1904年，由弗朗西斯·荣赫鹏上校率领远征军强行进入拉萨，用暴力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大门），他们可以在某个宁静的清晨或下午，悠闲地坐在春丕河谷，一边啜着咖啡或者品味下午茶，一边从容地规划着如何扩张在喜马拉雅山南北的贸易版图与政治力量。

不得不承认，头脑敏捷的英国人不仅善于经营庞大的殖民帝国，同时又非常懂得如何平衡自己的日常生活，殖民者为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一整套严整的现代制度和语言器物，也带来了东方茶叶与绅士风度。现在，是时候将欧陆咖啡与英伦礼节，传播到依然保守并充满警惕心的“喇嘛王国”了。

无论是在军政还是在文化上，这均是一次大胆而冒险的行动，好在掌握着现代性话语权的英国人自始至终充满自信，难道不可以吗？就数百年的殖民经验而言，上帝总是站在他们这边。

早在19世纪，英国就未雨绸缪，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锡金纳入英印控制版图，从而取得了通往西藏高原的绝佳“通行证”。紧接着，英国人将传统印藏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除了甘托克仍然作为名存实亡的锡金行政与宗教中心、气候宜人的大吉岭被迅速经营成英国人的度假休闲与教育基地，以及除加尔各答以外的夏季行政中心，而同样被并入印度的噶伦堡，日益发展成为以羊毛为代表的西藏大宗货物的国际贸易基地。

英国人同样需要在喜马拉山北麓建立直接的安全保障，1904年侵藏战争之后，他们立即在毗邻印藏边境的西藏亚东境内设立租界地以及商务代理处，根据协议，印商货物只需经亚东商务代表处登记即可进入市场。很快，英国商务代表处的名字迅速增加到江孜、噶大克（今阿里噶尔）以及拉萨，除此之外，他们不仅在亚东和江孜驻扎武装卫队，还有权直接经营从亚东至江孜的12个驿站以及相应的电话、邮政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政局正在持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边疆危机，清末驻藏大臣张荫堂、联豫先后推动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与行动，皆以失败告终，激进粗暴的方式弄巧成拙，反而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避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已病入膏肓的清帝国一夜崩溃，中原政权自此长期无暇顾及西南边疆。

如此“利好”之下，英国人几乎可以不受干扰地经营从春丕河谷开始的涉藏事业。无论是西藏的达官贵族还是英印的官吏商人，跨越乃堆拉山口，沿着景色宜人的春丕河谷依然是进出西藏最便捷与美好的通道：官吏、士兵、商人，传教士、探险家、旅行者、留学生纷至沓来，人流与物流穿梭不绝，自此，西洋货物与英式生活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高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开始真正传入西藏。

现在，尽管西藏依然对外界保持着极其有限的开放程度，但无论是麦克唐纳夫妇（亚东英文学校创办人）还是古德爵士（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职权相当于领事），总算可以在旅行的某个时候，认真坐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地上，喝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了吧！正如同以前正在康藏高原进行自然与人文考察的那些西方博物学家一样：苦涩的咖啡竟为他们的旅程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甜蜜。

20世纪30年代，麦克唐纳博士的《锡金西藏旅行记》问世，成为西方人沿着春丕河谷入藏旅行的绝佳指南，里面详细描述了入藏的旅游路线与种种建议或须知，为那些寻求新鲜刺激的西方人提供了最佳时尚——这至少证明，入藏已告别了难以忍受的畏途，成为一种可以提供安全保障与一定舒适度的经验旅行。

咖啡，作为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随之被身份各异的西方人带入了西藏。

咖啡激荡雪域高原

但最初，这仅仅是一种外来者的日常行为，与它被常常用作并列谈论却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茶叶相比，本地藏人对咖啡的理解和接纳，远远不如同样从次大陆输入的另一种饮品——甜茶。也许在藏人眼里，甜茶代表的只是更舒适的味觉，并未触及深层的传统，但是咖啡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式品味，真正意味着一种彻底颠覆了。

不管怎样，这种黑褐色的汤水跟随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沿着春丕河谷逆流而上，进入了西藏人的视线和味觉。

最开始，藏族人还是按照对已知事物的理解，将其称之为“次格加”，意为焦茶。众所周知，熬焦的茶汤难以下咽，咖啡对于藏人来讲，似乎并不受待见。

所以，还是让它留在西方人的胃里翻腾吧，酥油茶才是统治西藏的最纯正味道。

但正如国家实力膨胀总是伴随着文化扩张，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性成功，英式生活风俗与不列颠制度一样，逐渐显现出无穷魅力。在短暂流亡印度并领略了西方器物与制度的“威力”之后，当时西藏的实际掌权者——正值青壮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极力推行“新政”，他毫无疑问选择了与之打交道最多的西方——英国，并开始一系列纯正的“英式模范改革”。

咖啡之香逐渐从英国人的办公室和住所飘散开去，激蕩在藏族人的口舌与内心。

1913年，作为初次尝试，十三世达赖喇嘛选派四名贵族子弟去伦敦接受英国教育。1923年，噶厦政府开始将改革推行到西藏本土，英国人费兰克·卢德洛得到任命创办江孜英语学校，包括之前1912年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会麦克唐纳夫妇创办的亚东学校以及1943年拉萨建立的英文学校，英语、英式教育与英式生活模式以一种相对柔和的方式揳入了藏族传统社会。

然而部分已经开眼看世界的藏人内心真正明白，现代教育只是系统性和长期性改革的一部分，急迫性和革命性的措施必须体现在新式军政体系的建立之上。1915年，应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请求，英国人在江孜成立军官训练学校，教官由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会公署的英籍军官担任。学校成为藏军中下级军官的培训基地，完全采用英式军事训练科目，“藏人来此训练，一直到1924年，中间很少中断。”

尽管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的改革遭遇了来自僧侣集团和保守阶层的阻力，但同时改革自一开始就凝聚了一批不甘于传统束缚的新型贵族和军官，这些沉迷于英式教育或醉心于英式军事体制的人群，是西藏境内第一批从内心折服于西方现代性文明，也是第一批集体沉醉于咖啡和西式生活的藏族人。

擦绒·达桑占堆是其中的代表，这位因耿耿忠心而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赏识的军官，曾被派去印度学习炮科，早已接触到另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后来官至藏军总司令、首席噶伦，几乎成为西藏噶厦政府最具权势的人物。20世纪20年代，“他的身边聚集了接受过西方教育和训练的军官，他们见面相互握手，用咖啡代替茶叶，甚至打网球。”（索穷：《翻越雪山看世界》）

他们时常待在江孜城，这里不仅有纯正的英语学校和英式军官训练学校，作为贸易通道的最重要节点，江孜城在当时聚集了最多的西方人士与异域思想。这群思想新锐的军官，在江孜接受西式现代性洗涤，始终是波诡云谲的西藏政局变化中，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

国际商贸迅猛发展造就了江孜城的异常繁荣，在那个年代，它是仅次于拉萨的西藏第二大城市，也因时时受“西风”吹拂，成为西藏最“洋气”的城市。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江孜城内出现了西藏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咖啡馆，名为“罗措”，光临咖啡馆的客人，除了英国人和其他国籍的西方人，还有印度人、尼泊尔人，以及行为新潮的藏族人。据藏族作家索穷探访所得，这里是当年的尼泊尔商会暨尼泊尔代表处所在。“罗措”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年会，源于每年藏历六月江孜的尼泊尔人在此集会，一个是“罗扎瓦”的转音，意为翻译，传说尼泊尔人最初到江孜经商，不得不求助于一位当地懂尼语的藏人，后来老先生去世，尼泊尔商人就买下他的房子作为商会经营场所，以表感激纪念。

时光荏苒，“罗措户”的遗址仍存在于江孜老城，指示牌上书“当时为尼泊尔公馆，也是当时第一座咖啡馆所在地”。

跨越喜马拉雅的寻觅

从英国人带来的咖啡杯里，一群进取之士看到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更看清了异常冷峻的现实，他们逐渐不甘于被动接受外来的零星器物与体制片段，而是主动翻越喜马拉雅雪山，走向世界。1913年的幼童留学英国，是一次谈不上成功的尝试，随后的西藏留学潮，才真正将西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系统植入了一批藏人的血液。

先驱者还是擦绒·达桑占堆，他自始至终都是改革论者和英式制度的崇拜者。这位出生于拉萨东北澎波地方一个制箭工匠的儿子通过联姻，将自己变成了西藏最具权势的贵族之一。他的出生与经历，使之比起其他传统贵族和上层官员显得更为开放大胆，以至在某些行为中因太过“先锋”而成为“表率”。擦绒最早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大吉岭学习，包括西藏最早的女留学生——他的女儿仁钦卓玛。紧接着，西藏的部分开明贵族，如车仁、嘎雪巴、彭康、索康等家族，也纷纷把自己家的公子、侄儿甚至儿媳，送往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留学。

如前所述，大吉岭在英国殖民期间，被精心耕耘成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度假和教育中心，无法忍受印度平原炎热气候的英国殖民当局，甚至在一年中的几个月里，将其同时作为行政办公场所，以尽情享受这里凉爽宜人的气候与风景。而毗邻的噶伦堡，则因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成为当时连接西藏和世界的主要贸易城市，一条“江孜—亚东—噶伦堡—加尔各答”的贸易路线，垄断了当时西藏的绝大部分国际贸易，亦因此吸引了西藏的众多商号长期入驻，他们在这里，学习着包括贸易在内的所有现代化规则和生活范式。

越来越多的藏人眼界大开，不仅是噶厦政府官员、贵族和大商人，一些中小商人也送子女出国，西藏的贵族圈和商人圈慢慢形成以印英文化为榜样的风尚。国外留学渐成时髦，在大吉岭、噶伦堡、加尔各答等地，除了著名的圣约瑟学院，霍姆斯（Homes）、圣奥古斯汀（ST.Augustine's）、Convent女校等学校，都有西藏留学生的身影，每天，他们都“可以和欧洲的孩子交融在一起，学习欧洲的思想、行为和风俗”（索穷：《翻越雪山看世界》）

这些在国际学校接受了纯正和系统英式教育的藏族留学生们，最终实现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共同夙愿。麦克唐纳在《旅藏二十年》中记述道：“他们（留学生）态度气质上的变化……都能操正确的英语，……一切行为纯行欧化……”留学生们将在英国殖民地学习到的欧式礼仪反向传回西藏本土，他们不仅在拉萨河边炫耀着新式的泳装，也将咖啡作为西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带回了西藏，而作为母语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得到本族人的接纳、认可以及效仿。

2016年的拉萨，一个秋天的午后，我拜访了当年的西藏留学生，至今仍然健在的斋林·旺多老人，老人精神矍铄，口齿清晰地回忆道：“（当时）西藏的部分贵族家庭里保留了喝咖啡的习俗，最早出现在擦绒家族和车仁家族，他们最早送小孩去印度留学，家里的行为和外国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当时的拉萨并没有咖啡馆，但是藏语中，出现了咖啡最早的名称——‘GOFEE（音）。”

1946年，噶厦政府派遣了最后一批留学生，由领隊嘎赛雪顿珠带领，就读于大吉岭圣约瑟北点（North Point）学校，斋林·旺多为其中一员。

老人的讲述，是咖啡入藏的重要佐证。

从充满传奇的春丕河谷开始，咖啡进入了西藏，它从最开始的零星单向行为最终变成了一场多向度的主动传播。

小小咖啡演绎着宏大历史。随着达赖喇嘛改革的失败和圆寂，以及“二战”后，殖民势力的世界性衰退和民族革命的全面兴起，西藏在国内外前所未有的政治形势变化中，再次经历了影响至今的根本性转变。

咖啡在西藏，尚来不及稳固和普及，就和其他种种英式习俗一般，被视作西方殖民侵略的符号，面临跌宕难测的悲剧性命运。

20世纪（下）至21世纪

咖啡的世界征途

斋林·旺多在圣约瑟学院留学期间，目睹了英国殖民势力的衰退：随着英伦生活的逐渐撤出，西方礼仪也随之而淡化，曾经琳琅大吉岭街头的咖啡馆越来越少。

当他回到拉萨，英国人的形象在新型革命语境中，已经跌落到了谷底，咖啡几乎从视线中消失了。斋林·旺多记得：“20世纪50年代，家里还仅存的小罐装咖啡，是来自印度的‘Nestle（雀巢），我用以招待贵客，但他们都觉得一股子焦味，难以下咽。”

咖啡在高原的命运，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这种认知的循环，是咖啡从孤独诞生到世界扩张并成为全球化符号过程中的异域再现。

自公元6世纪最早被埃塞俄比亚卡法（kaffa）地区的牧羊人发现之后，这种神奇的提神醒脑植物迅速流传至临近的中东和北非。穆斯林们欢呼雀跃，他们终于找到既不违背禁酒戒律又能兴奋大脑的饮品，“真主安拉赐予的饮料”——他们如此推崇这种苦涩的焦褐色汤水——可能早在13世纪，大马士革、麦加等地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咖啡馆。强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更是意识到咖啡的无穷潜力，它在发展咖啡烹饪经验的同时直接垄断了咖啡的种植与东西方贸易。

可怜的欧洲大陆，直到16世纪初，才开始领受并折服于咖啡的浓郁味道，然而它偏偏来自那个令人头疼的异教徒国家。在欧洲人最初的认知中，咖啡无疑是一种“恶魔的饮料”，是上帝故意派来考验基督徒的意志与信仰。但咖啡的独特芬香终究魅力难挡，浪漫的法国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时的法国国王、教宗克雷门八世脑洞大开，干脆宣布：“我们不能让异教徒独享这种美味，让咖啡受洗为上帝的饮料吧。”从此，咖啡开始堂而皇之地征服欧洲人的味觉，并直接参与了欧罗巴精神的塑造：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地无数的咖啡沙龙里，诞生了启蒙现代世界的伟大文学、哲学、艺术与思想。

17世纪，咖啡传入亚洲，在印度南部和印尼爪哇岛，咖啡开始规模化种植。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百年间，咖啡种植和生产迅速蔓延到加勒比海、非洲以及中南美洲的欧洲殖民地。

就在咖啡随着欧洲人的全球性征服遍布“新旧”大陆之时，中国人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撞击中经历了从不解讥讽到追逐时髦的“被征服”过程。据最清晰的史料记载，18世纪嘉庆年间，咖啡登陆中国大陆，来到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广州，从此在古老东方帝国经历了“黑酒”“磕肥”到“考非”、“咖啡”的认知演化。

现在，只剩下“孤绝于世”的帝国边疆——雪域西藏。

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叶，咖啡作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被西方人和部分开明藏人引入了高原，成为一定群体的时髦消费品以及改革思想的行为载体，但随着中国国内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销声匿迹了。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国产的“上海牌”铁罐咖啡成为仅存而稀缺的记忆。

咖啡重生高原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旨在接轨国际的“改革开放”，西藏和内地几乎同时，再次向世界打开大门，久违的全球风尚才再次渗入古老的东方。

数百年来，西方人对西藏尽情想象，并因此塑造了西藏的“世界形象”。这一次，他们满怀着激动和好奇，重新以一种不同于先辈的轻松愉悦方式，走进西藏。斋林·旺多成为西藏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涉外导游，在他的回忆中，咖啡也随着外国游客重新出现在拉萨饭店等涉外场所。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开始受到国内部分文化群体的特别关注，这群现代文艺青年运动的鼻祖，将自己的人生境界和艺术理想，投射到遥远的高原，理由单纯得可能仅仅因为：西藏象征着抽象而模糊的远方。不管怎样，这种仍带有革命年代浪漫主义的动机，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聚集在拉萨。

在风雷激荡和思想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他们当然要将最时髦最文艺的生活方式引入拉萨。

《西藏人文地理》的主编洛桑嘉措亲身经历了这场中国式“文艺复兴”在雪域的合奏，在他的记忆里，最迟到1987年，西藏自治区文联出现了拉萨市第一家咖啡馆——“拔嘎布”（藏语意为：白面具藏戏），由著名作家魏志远（时任《西藏文学》编辑部编辑、诗歌散文组组长）创办。咖啡馆里运来最时髦的上海牌罐装咖啡，但当时却无人拥有在高海拔烹煮咖啡的经验，无奈之下，嘉措自己竟无意间成了第一代“高原咖啡师”。每天，咖啡馆里聚集了正当年华的马丽华、马原、于小冬等人，他们写诗论文、争辩思想……形成名副其实的咖啡文人沙龙。

“拔嘎布”咖啡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时高原的左岸，那一代“藏漂”的境界与理想与今日的“拉漂”不可同日而语。事实证明，这群从咖啡沙龙的细啜慢咽里走出的“藏漂们”尽管后来命运各异，但是他们的灵感和成名都源于西藏。

咖啡重新在雪域生根生长，依然延续了传统的路线：它首先在西方人和“先锋”群体里重生——这同时代表着格调以及隔离。当时流行拉萨普通家庭的，是另一种世界性饮料——可可粉，咖啡要成为高原人的普遍选择之一，还需要等待。

等待经济繁荣，文化变迁。

雪域咖啡复兴运动

危地马拉人拜伦（Byron）热爱西藏，每年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留给了拉萨。他清楚记得，2002年，自己第一次来到西藏时，拉萨面向公众的咖啡，只能在尼泊尔餐厅觅得，环境与味道都是差评。

这对于从小生活在遍布咖啡种植园国度的人来讲，简直难以忍受。

好在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在随后几年逐渐结束，一场“咖啡复兴运动”让人始料不及地发生，本地人的主动参与成为无可替代的推动性力量。

即使还一时无法接受苦涩的原味咖啡，机智的藏族人开始了对咖啡口味的改造：他们试着将咖啡粉放入甜茶杯，调和出混合清淡茶叶香和浓郁咖啡香的“鸡尾酒式”饮品！的确不错，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味道真正美极了！

比起传统的甜茶馆，咖啡馆里同样可以沐浴拉萨慵懒的阳光，无疑是善于享受生活的高原族群眼中，一个环境舒适的新鲜去处，拉萨街头的咖啡馆随之增加，在咖啡館里，嗜甜的藏人族群，逐渐发现并从此异常青睐摩卡、拿铁、卡布奇诺等带有牛奶、巧克力或甜味的咖啡品种，他们也将咖啡馆发展成了交友、餐饮、娱乐、休闲的新场所，“‘咖啡+蛋糕‘咖啡+音乐‘咖啡+读书，正成为不少西藏人生活的一部分。”

咖啡重生在西藏，并迅速生长，比起最初进藏的旅途，这一次，它显得轻松愉悦，也势不可当。

从21世纪10年代开始，咖啡在西藏的存续产生了新的变化：一群锐意进取的年轻人，以更为新潮和多元的方式，创新着咖啡的表达，也于口舌之外，坚定地寻觅着咖啡的人文气质。

他们开始注重咖啡豆的产地，咖啡生产的方式，咖啡的烹调，咖啡的包装以及咖啡所蕴含的精神，也更张扬自己创立的咖啡品牌与咖啡馆的独特性格。

“古林坊”“甲瓦”“藏喜”“赞西萨梵”“猫屎”……等等，这些拉萨最潮“咖啡新阵地”的掌舵者们，口中所强调的关键词，是原产地、有机、水温、人工、公平贸易、慈善等等咖啡从种植到烘焙，与世界前沿理念接轨的每一个过程，他们所精心呈现的咖啡场域，是从现代、格调、设计、品味、设备、服务等等塑造咖啡馆与众不同之处的每一处细节。

从21世纪初开始的这次“咖啡复兴”运动，持续纵深发展，在雪域西藏的烈日下，它正在实现深层次的文化交融，并导向多种可能性的未来……

“咖啡馆只会出现在繁华的地方。”斋林·旺多老人说。

拜伦（Byron）则坚信可以在西藏培育出上等的咖啡豆。

咖啡入藏演义，百年时代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