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考古学有着文物学、社会历史学、文化学、文化遗产学乃至科技学的不同取向，这是由考古学自身的学科内涵、特性及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所决定的。

16世纪前后是考古学的早期阶段，它主要以“古物”或“文物”为发掘和研究对象，直到1764年，温克尔曼发表《古代艺术史》，主要还是以古物造型演变及其编年体系作为学术目标；19世纪中叶，汤姆森提出史前史“三个时代说”，还是依据文物的质地和形态而做出的时代特征认定。19世纪中下叶，考古学趋向成熟，但对文物的发现和编年研究、对社会历史的复原与修补仍然是学科的主要任务。20世纪初，米勒在《欧洲史前史》一书中使用了“文化”这一概念指代考古遗物，此后，经过科辛纳、柴尔德等的探索，考古学家最终选择了“考古学文化”这样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作为新的学术目标，许多科技手段也逐渐为考古学所广泛采用，“田野资料”扩充到“文物”之外的一切考古发现。

从“文物”到“文化”，从“古物学”、“社会历史考古学”到“文化考古学”、“科技考古学”，这个过程是考古学史上的重要阶段性特征和逻辑过程，也是考古学从文献史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中国考古学同样也有过这样一个历程。试想，如果不是“考古学文化”理论传入，中国何以产生从“仰韶文化”的发现到目前数以百计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建立？何以观察到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背后不同空间、时间、人群对“文化”乃至“文明”的创造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