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联华

[提要] 作为中华文化的第一书——《尚书》，本身意味着是中华儒学的第一教材，是儒学的发源地之一；《尚书》有多层意味：上古之书、顺天命之书、先民遗传密码之书；《尚书》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信使，充满中华民族治理天下的政治智慧。《尚书》在当下中国意味着先人给我们提供了一部解决现在面临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等问题的借鉴可能，其地位与西方的《圣经》相似，可谓中国的《圣经》。

关键词：上古之书；顺天命之书；先验遗传密码；《圣经》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7日

朱熹的学生和高徒蔡沉在给《尚书》作序的时候大声叹道：“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这段话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尚书》很难懂；而是《尚书》不是一般的书，是大经大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经大法，二是治天下的大经大法，而且是二帝三王（尧帝、舜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治天下的大经大法，这样，就把《尚书》的地位推到了中华文化的始源处。

《尚书》作为记载中国远古尧舜时代以来历史事迹的典籍，是一部很难懂的书，不仅仅是因为它成书的年代距今遥远，文字诘屈聱牙难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对《尚书》本身的意味理解不深刻，冤屈了《尚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那么，《尚书》本身意味着什么呢？尚书》对于当下中国能意味着什么？

（一）《尚书》是中华儒学的第一教材，是儒学的发源地之一。《论语·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有讲标准语的时候，诵《诗》、读《书》、行礼的时候都用标准语，从讲标准语的角度场景看，这些事应该是发生在孔子课堂上讲学的时候。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礼》和《乐》主要是在实践中发生，主要操作性的事，《易》是孔子晚年最喜欢的书之一，有所谓子读《易》韦编三绝之说，但难度较大一般不易在课堂上宣讲。司马迁说：“孔子厄而作《春秋》”，《春秋》的创作贯穿孔子的一生，是孔子自己的作品，依照孔子的性格是不会把它当成课本，因此经孔子整理的先前古籍《诗》、《书》是最适合作为孔子的教材，因此《尚书》实际上就是孔子给学生讲授古代史的课本，和《诗经》一起《尚书》是中华儒学的第一教材。如果把儒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孝治天下、礼乐治国、诗书传家。其中的诗书传家的“书”指的就是《尚书》，诗书传家表明了《尚书》在家学上的地位与教材性作用。

（二）从语义发生学的角度看，《尚书》有多层意味

第一层，《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可见，原来的“书”只是简册的代称，可以泛指所有书籍，《尚书》应该在其中。《尚书》在先秦只称《书》，到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才称作《尚书》，所谓“《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笔下的《书》和《尚书》有区别，前者多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后者少，经过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删编，成为“独载尧以来”的《尚书》。相传先秦时记载上古历史的《书》有几千篇，孔子为了教学方便，就删成百篇之数。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引述《书》的内容。东汉马融解释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按照这样的说法，“尚”就是“上”，《尚书》可理解为“上古的史书”。

第二层，郑玄说：“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所以，《尚书》的第二层意思，意味着“尊崇”，认为此书是经典、天书，要尊重。中华先民崇尚天命，与《尚书》密不可分。崇尚天命与封建迷信不能等量观之。有了这层意味我们再看《尚书》的第一句：“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一般都把“曰若稽古”当成是追述历史往事的发端词，没有多大深义。但是如果“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就不一样了。郑玄把“稽古”解释为“同天”，把“若”解释为“顺”，这就意味着“稽古”即便看作是“考古”，还需“若稽古”连读，于是整句的意思是：能顺着對于古道的考察行走，才能承受天命，这是名叫放勋的帝尧所为，于是就有“主不稽古，无以承天”的疏解。

第三层，也是最难的一层，意味最为深刻。《尚书》具有中华先民的先验意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遗传密码。比如“通三统”的正统观，一个新王朝或新时代要获得正统地位而民心悦服，需改正（含改礼乐），通三统，也就是前两正或两统的后裔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你的封地，“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那么你就得了当下的正统，也就是正当其时的那一统，你就是真命天子而非篡逆者。而这正当其时，必以保持过去之时并向将来新统之时开放为前提。中国古代政治的“正统”观，就是从这儿来的，充满了生存时间感。而且，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不仅有政治意义，还有宗教的神圣深度。这从后面“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等都能反映出来。他从天上引下的时间，就像神灵、伟人、诗人“从天上引下的神圣之火”，使人间的生存和谐化、美好化。所以就这样一个“历象”之“历”，就有历史之历的意义，参与造就历史和天命。《尚书大传》里有一句话，由汉儒伏生所传：“孔子谓颜渊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皋）繇（陶）谟》可以观治。”这些都充满了中华先民的先验意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遗传密码，是先人的大智慧。

（三）《尚书》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信使，充满了中华民族治天下的政治智慧。儒家不喜怪力乱神及虚妄无稽之谈，《尚书》之所以被重视，正是因为它记载上古历史的忠实可靠；其中很多篇章保留了原始的政治公文面貌，可以称作信史。金景芳先生在《（尚书·虞夏书）新解·序》中称《尚书》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可谓知言。从《尚书》所记录的政事中，我们还能约略看出当时社会酋长和官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密无间的情景。他们谈论的要点仍旧是放在治国安民上。比如，在《舜典》中有这样的记录：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以上记录的是：舜帝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分派职务和责任，每个人在接受职务前都要谦让一番，然后由舜帝拍板，很有意思，这在今天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在这里他们提出了君和臣分别应当遵循的准则：做君主的，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位，做自己应做的事情，使大臣们做到公平正直，要举贤任能，广泛地听取意见，赏罚要严明得当。做臣子的，应该是君主的膀臂和耳目，应直言敢谏，不要阳奉阴违，要团结左右大臣，政务的处理要严明得当，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对于正确意见要及时反映，否则便要受到惩罚，在他们看来，只有君臣之间如此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而且各尽本分，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政务才能处理好，等等。

（四）《尚书》是中国古代的百科事典。《尚书》对一系列政治理念、伦理道德、法律、诗歌等方面的思想以及人们生存应该拥有的品行进行了形象、深刻的揭示。它涉及政治家形象范式的历史定位；展示了丰富、系统的政治思想体系；建设了具体、清晰的伦理道德规定。比如，在法律方面，《舜典》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不仅规定了各种刑罚的样式，而且提出了“惟刑之恤哉”的司法原则；在乐教方面与政治理念的关系上，《舜典》记录了：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体现了乐教细雨润无声的功效。这样《尚书》是在叙述历史，又像是在叙述一种社会理想，真实的历史被仔细地梳理之后所凝结的核心价值，包容了先贤所思考的种种社会现实问题以及种种社会生活应该具有的样式，于是，它也就能够高于现实，超越时空，成为一种伦理道德的典范和一座政治思想的高峰横亘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它所蕴涵的积极因素无疑应该引发当代的高度重视，如强烈的忧患意识，德才兼备的用人观，重视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勤政勿逸的为政追求，刚柔相济的人格培育，乐以载道的文艺思想，以刑去刑的法制认识等，一系列有价值、有意义的阐述至今仍活跃于现代生活中，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提供着有益的资助。

（五）《尚书》在当下中国意味着先人给我们提供了一部解决现在面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等问题的参照背景，其地位與西方的《圣经》相似。如果说《圣经》是通过教导人承认人是堕落、有罪的，堕落有罪的人是无法活出高超伦理、道德的生活的。它告诉人要接受基督作生命，这生命活出的自然结果就是超越的伦理、道德的生活；那么《尚书》则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一系列政治理念、伦理道德、法律、诗歌等方面的思想以及人们生存应该拥有的品行进行了形象的揭示。和《圣经》在西方世界的作用类似，《尚书》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阐释与弘扬之下，以其经典性的权威和超越时空的思想内容潜质，在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引领作用，它的内容在许多领域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认同，至今仍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尚书》和《圣经》一样，通过对先民历史的追溯，体现了政治家形象范式的历史定位。《尚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通过记言、记事，把中华民族著名政治家的形象具体化，体现出他们的实在可感性。可以说，正是这一叙述形态，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等人物的言语行事得到了具体的表现，既确立了中华民族政治家的形象范式，又宣示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这些和《圣经》通过历史追溯产生象摩西那样的历史人物并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是何其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尚书》是中国的《圣经》。

主要参考文献：

[1]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2]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张祥龙.《尚书·尧典》解说[M].北京：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