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放眼历史与国际，军事绝不仅仅是战争或冲突那么简单。在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间，运用军事资源通过合作与对抗，维护国际行为体间的共同利益，解决相互间的争端与冲突的系列行为，被研究者称为“国际军事”。如今国际军事涵盖了国际军事安全，国际军事合作，国际军事利用以及国际军备发展、控制与裁军，反恐怖斗争等多个领域，成为现代军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战略平衡、国际安全，乃至人类社会的存亡安危，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为了维系国际军事安全与合作，军事外交必不可少。通过军事合作、军事同盟、国际军事会议等方式贯彻执行国家的外交战略、方针、政策，塑造国际安全环境，扩大国家的对外影响力，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必修课。纵观历史，一次次国际军事会议、一纸纸国际军事条约影响深远，涉及同盟条约、停战协定与利益分配的方方面面。透过它们，研究者可以清晰地理出近代以来国际军事外交发展的趋势——从炮舰外交到雅尔塔体系，从冷战的双雄对峙到核不扩散条约，复杂多元的国际军事关系正在我们眼前浮现。

炮舰与外交

军事外交与军事条约古已有之，如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就通过广泛的军事外交活动，争取盟友，孤立、打击主要敌人。公元前1283年（一说前1296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国王哈图西利斯三世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这也是已发现的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军事条约。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困难、信息闭塞，当时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局限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这一现状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近代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640年后，欧美一些国家相继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军事从农业时代逐步跨入工业时代。连接欧洲、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跨地域国际体系初步形成。国家间冲破了地域的限制，出现了世界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一时期，争夺霸权和建立殖民体系成为国际军事最重要的特征。

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原料产地、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建立海外霸权，凭借着坚船利炮，不断对外掠夺和扩张，推行殖民主义。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用炮舰打开非洲、亚洲和美洲沿海国家的门户，通过武力威胁和军事占领，强迫弱小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瓜分世界，争夺大陆和海上霸权，也频繁地爆发冲突和战争。在频繁的冲突和战争中，各国广泛运用了联盟战略。例如，1793～1815年，英、俄、普、奥等国为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对外扩张，先后7次结成反法联盟，并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通过《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建立了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维也纳体系。联盟战略的运用，使国际关系变得盘根错节、复杂多变。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炮舰外交促成了军事与外交的分工，军事外交成为国家外交的重心。军事外交内容、样式和规模有了很大发展。军事代表和军舰出访、军事外交谈判成为其重要形式，国际军事会议日益增多。国际军事的作用愈发凸显，新的危机却在背后悄然酝酿。

世界大战间的格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两大军事集团——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国、法国、俄国为主的协约国之间展开。至1918年，战争最终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这场战争打破了原有的国际格局和秩序。为摆脱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法、美等战胜国主导召开了凡尔赛会议及华盛顿会议，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并成立了国际联盟。

基于对战争残酷现实的认识，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和争夺激化，军备竞赛反而愈演愈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带来持久的和平，国际联盟也未能真正发挥其抑制战争的作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于1945年9月以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而告终。战后，中、苏、美、英、法等国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成立联合国，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雅尔塔体系。国际安全格局获得了暂时的稳定。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外交服从战争需要，外交活动配合军事行动，政治外交与军事外交高度集中统一。交战双方围绕军事结盟开展战时外交，结盟国家之间的军事外交对战争进程胜负有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成立了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这些机构既是作战指挥机构，又是军事外交协商、协调、联络、合作机构。战争形势变幻莫测，围绕战和问题的军事外交活动和谈判格外活跃，充斥着最后通牒、宣战、加盟、停战、媾和等活动。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同盟国先后召开了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国际军事会议，制定共同战略，巩固同盟关系，协调作战行动，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确立战后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具有重要影响。

复杂多变的现代军事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对立格局形成，冷战开始。两大集团分别成立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大力扩充军备，建立了庞大的核武库，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恐怖平衡”。这一时期，国际军事关系复杂多变，军事外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美苏两大阵营在军事上处于不战不和的对峙状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军事集团为依托，军事外交为美苏争霸的全球战略服务，为冷战政治服务。

从这时起，军备控制与裁军已成为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美苏为争夺军事优势，一方面，双方都发展了远远超出实战需要的庞大核武库；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巨大的毁伤力，双方又都把军备控制与裁军视为限制对方、发展自己的手段，形成了一种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并行的局面。在這一时期，美苏双边缔结了一系列军备控制与裁军条约。此外，联合国根据其宪章宗旨，先后设立了负责军备控制与裁军的机构。联合国大会宣布20世纪70～90年代为三个“裁军十年”，并于1978、1982、1988年召开了三届联合国大会裁军特别会议，对推动裁军进程起了积极作用。冷战结束后，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范围和内容更加广泛，涉及核武器、常规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外层空间等诸多领域，重点由过去的防止核战争转向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主要国家积极推进军事革命，谋求军事优势。围绕国际秩序、综合国力、地缘政治的竞争和角逐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矛盾不时显现，局部冲突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尤其是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911事件、北约东扩、西亚北非动荡、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均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安全威胁趋向复杂化，产生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安全最有效的手段。军事因素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仍将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