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立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大学语文课始设时间考

韩建立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关于大学语文课的始设时间，徐中玉和叶圣陶都有各自的表述，但均未能明确指出大学语文课最早的开设时间。大学国文课始设于1904年的说法，没有史实根据，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考察也有失偏颇。大学国文课始设于1908年的说法，尽管表述上有不准确之处，却庶几近之。钩沉历史文献，可以确定，大学语文课始设时间应为1929年。

大学语文；大学国文；大一国文，考证

作为现代大学课程之一的大学语文，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它始设的具体时间，则不甚明确。目前关于大学语文课始设时间的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分歧较大且多有模糊甚至错误之处。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大学语文课的始设时间略加考证。

一、关于大学语文课始设时间的两种不同说法

讨论大学语文课的始设时间问题，要追溯到它的前身“大一国文”。2007年，徐中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高校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公共课，大学语文在建国前许多高校都已开设，名称和叫法不全一样，有叫‘中国文学名著选读’，有叫‘文选及习作’，口头统一名称叫‘大一国文’……大学语文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开课程，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代语文的教学，白话文迅速流行，从高中到大学，就有必要继续选教文言文，增加语体文这两方面的文章。一是仍要文言文的根基教学，二是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语体文的新作品，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立足于汉‘语文’的各类名著”[1]。作为百岁老人、大学语文教育发展的亲历者和大学语文教育界泰斗，徐中玉的话应当真实可靠。但是，口头谈话仅凭记忆，没有史料作为依据，难以贸然相信。再说，“新文化运动后”的时间界定过于宽泛，一般来讲应该在1919年后，但到底是指何年何月，殊难确定。因此，徐中玉的话只是一个模糊的说法，不能作为定论。

依据叶圣陶的说法，大学语文课的始设时间则要推后近十年。“大学一年级添设国文课，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满足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2]叶圣陶的说法似乎非常明确，即‘大一国文’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开始设置的。但是，在后来编辑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这段话被修改为“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3]98。将“添设”改为“普遍添设”，前后意义大不相同。“民国二十七年添设大一国文课”意思是民国二十七年才有大一国文课，在此之前是没有的；“民国二十七年普遍添设大一国文课”意思是民国二十七年之前就有大一国文课，到了此年度已经普遍开设。修改后的文字是对旧稿的订正，但是，大一国文课究竟开始于何时，仍然没有表述清楚。

二、大学国文课的始设时间不是1904年

有学者认为，大学国文课是随着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而开设的。如“大学国文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中小学语文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分科教育的产物”[4]23-24。目前，我们尚未发现中国的大学在1904年就已经开设大学国文的相关史料，现只就“癸卯学制”进行解析。“癸卯学制”涉及一系列学制文件，与大学有关的是《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大学堂章程》。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是大学预科，学科分为三类，均开设“中国文学”，共开设三年。前两年，“中国文学”的内容都是“练习各体文字”，第三年另增加“兼考究历代文章（名家）流派”的课程内容[5]338-344。在这门名为“中国文学”的课程中，“练习各体文字”相当于当今的写作课，“考究历代文章（名家）流派”相当于文章学研究或文学流派研究之类，都不属于国文课的范畴。

《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分为八科。此八科“在京师大学务须全设”，外省“可不必限定全设”[5]340。八科中的经学科大学（理学附），除主课外，还要兼开“随意科目”，其中有“中国文学”。《奏定大学堂章程》还作了说明，“各随意科目，此时补办，碍难全设；应俟第一期毕业后，体察情形，酌量渐次添设。各分科大学之随意科皆同”[5]345。随意科相当于今天大学的选修课。姑且不论这门“中国文学”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史”还是“大学语文”，按照《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1904年的大学堂是没有开设“中国文学”的，因为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这些“随意科目”，要“俟第一期毕业后”“酌量渐次添设”。

从学制上看，1904年确实是个关键点，但通过以上考察，笔者以为大学国文课始于1904年的说法不能成立。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林传甲在1904年撰成的《中国文学史》是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何二元、黄蔚认为，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不但是国文讲义，而且就是“大一国文”讲义，进而确认1904年是大学国文的起点[4]26。其实，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林传甲的讲义不是国文讲义，而是中国文学讲义。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之一是林著封面“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几个字，定为书商所为；标出“京师大学堂”，无非是借助“京师大学堂”的名气以扩大书的销路，实乃书商牟利策略。理由之二是“国文讲义”的书名有违常理。按惯例，称“××讲义”，“××”应为课名，但“国文”在此并不是课程名称，林传甲讲授的这门课叫“中国文学”。林传甲书前自序说：“传甲学问浅陋，僣登大学讲席，与诸君子以中国文学相切磋。”[6]29据此，写成“国文讲义”，定非大学者林传甲所为，而是书商之举。书商将林著写成“国文讲义”，大概受江绍铨所说“吾友林子归云，著书才也……甲辰夏五月，来京师，主大学国文席”[6]3的话中“主大学国文席”的误导。其实，关于林传甲“主大学国文席”的说法并不准确。江绍铨对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履职情况不太了解，甚至与林传甲也不很熟识，只是妄称“吾友”而已，因为他连林传甲的字都搞错了：林传甲的字应是魁云，而不是归云[7]。正是因为“国文讲义”几个字的误导，林著才被认作是大学国文教材。林著讲义应名为《中国文学史》，证据有三：一是书前江绍铨《中国文学史序》中有“《中国文学史》十六篇”云云；二是在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之林著影印本每页书眉上均有“中国文学史”字样；三是在林著版权页上印的就是“中国文学史”。

第二，林传甲执教的优级师范科，其前身为师范馆，是高等学堂（即大学预科）的平行机构，非大学一年级，所以，林著不能称为大一讲义，同理，如上文所述，也不能称为“大一国文”讲义。

第三，从课程上考察。据《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记述，“《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京师大学堂仅开办了仕学馆和师范馆”。1904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本年先后录取学生200余名。师范馆的学生是第一期，优级师范科的学生是第二期[8]3-4。林传甲入职后即在优级师范科授课。《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师范馆可以按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5]396。《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之学科分为三节：一是公共科；二是分类科；三是加习科。公共科学科凡为八科，课程限一年毕业，其中有“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分类科学科分为四类，每类每学年都有“中国文学”科，内容都是“练习各体文字”。分类科课程限三年毕业[5]420-428。所以，不论是优级师范学堂的公共科还是分类科，开设的课程名称都是“中国文学”，而非“国文”。

第四，从林著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考察。林著十六篇内容依次为“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群经文体”“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周秦诸子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体”“诸史文体”“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骈散古合今分之渐”“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6]5-26。各篇题目与《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所定的“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至于“研究文学之要义”后二十五款，涉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等，因与“中国文学史”相距较远，故弃之不取。

再看林著的性质，虽然这部中国文学史与我们习见的同类著作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必须承认，它是以文学为旨归的，是一部“错位”的文学史讲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文”教材。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讲授中国文学，却偏偏按照“文学科大学”的要求编写了一部讲义，这种“高攀”，使得它成为一部“错位”的文学史。最为关键的是，林著是论说体，而不是文选型的国文教材，这与“大一国文”的文选性质大相径庭。仅举一例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如第十六篇第十小节“唐初四杰之骈体”之下，没有选录四杰的骈体文，而是一大段评论“四杰”骈体文的文字。各篇各节的体例、内容均如此。写文学史要史论结合，“史”是叙，“论”是议论；编国文教材可以“选评结合”，但选文是主要的，评析是次要的，也可以不要评析，只录作品原文。林著的写法昭显出它不是国文教材，而是一部议论体的著作。林著自序说要编写《中国高等大文典》，若此书编成，或可作为大学国文教材使用，可惜未见此书面世。

三、大学国文课的始设时间应为1908年

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有这样一段话：“戊戌年间，大理寺正卿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本世纪初，唐文治曾于该校主讲国文。至1909年11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9]38其中的“该校”，联系上句，似应指“南洋公学”，其实表述内容有误。据上海交通大学网站公布的资料，南洋公学起止时间为1896—1904年，1905—1906年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1911年又改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896—1906年间，未见有唐文治在南洋公学和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主讲国文的记载。1907年8月，邮传部尚书陈璧奏请派唐文治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即校长）。同年9月初，唐文治赴任。显然，此处的“该校”当指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据《唐文治教育文选》所附《唐文治年谱》、《工科先驱，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所附《唐文治生平大事记》和《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中的《唐文治传》记载，1908年夏，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增设国文科，并开设国文补习课，于星期日分班授课，唐文治亲自讲授。国文科的任务是加强国文教学，组织开展课外国文教学活动。又成立国文研究会，全校学生均为会员，每年举行一次由大、中学生参加的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当时称为“会考”。星期日的国文课和一年一度的国文大会，1908年至1920年从未间断。1909年冬，唐文治聘请著名学者辜鸿铭为学堂教务长，为学堂的特色课程国文教学增加了师资力量。唐文治在办学中强调保存国粹，重视国文。他把国文作为一门主课，与理工科并重。学生从一年级到毕业，都要上国文课。第一学年国文课的内容为古文释义；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国文课的内容是作文、尺牍，第二学期国文课的内容是尺牍、明学；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国文课的内容是政治浅理（或“天文浅理”），第二学期国文课的内容是政治浅论（或“天文浅理”）。

上段引文中，“至1909年11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中的“1909年11月”的记述有误。《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在“《高等国文读本》（1—4卷），唐文治编纂”后注有“原名：高等学堂国文讲义”[10]343，这印证了“高等学堂国文讲义”与《高等国文读本》的关系。又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的著录，《高等国文读本》的出版时间是“1909年1—5月”，所以书稿不可能在1909年11月递交书局。但是《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将其作为“清末中小学教材”也不妥，《高等国文读本》是大学国文教材，这一点在当时教育部复函中也可以找到证据。教育部复函云：“惟查本部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审定之书，以中学校以下为限，本书（即《高等国文讲义》）不在审定范围之内。”[11]119这也反证了该书为大学国文教材，而不是中小学教材。

唐文治于1913年9月在《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国文讲义》中所指的“高等国文讲义”当为《高等国文读本》，因为此函中有“是项国文讲义前年印刷之初”的字样；这里的“前年”不可拘泥于字面理解为指“1911年”，而应当解释为“往时”，就是指《高等国文读本》的出版时间——1909年。“前年”当“往时”讲，古已有之，例如对《后汉书·冯衍传》中“上党复有前年之祸”的“前年”，李贤注为“前年犹往时”[12]973。

唐文治有感于西学东渐后，我国文字被置于无足重轻的地位，各地学校的国文科大都空洞无物，“日就肤浅”，担心“苟长期因循，我国固有之国粹，行将荡焉无存，再历十余年，将求一能文者而不得”。“有鉴于斯”，他对“本校国文一课特加注意”，“并于公余之暇，辑有高等国文讲义”[13]117-118。该书“例言”说：“教授国文宜视程度浅深，若躐等陵节，便易误人。”“自初等小学至高等小学至中学堂至高等学堂，国文课本必须衔接一气，庶次第井然，不致复沓。”“兹编系为高等学堂而设，必须中学毕业国文具有根柢者，方能领悟。”[14]74《高等国文读本》各卷中每个单元均有唐文治见解独到的讲稿。首论文之根源，次论文之气、文之情、文之才、文之志意与理、文之繁简、文之奇正变化、文之声、文之色、文之味、文之神，末论文之戒律。每篇论文之后，均选古文数篇，以备举隅，可谓“古文义法尽于斯”。全书共4册，500页，其中，有些篇目由教员逐字逐句详加讲解，而另一些篇目则由学生举一反三自行研读。这样的编写体例，在后来出版的大学国文教材中，未见广泛采用。刘声木评价说，近世出版的国文读本，以唐文治编辑的《高等国文读本》“较有条理”[15]123。

可见，《高等国文读本》是一套从文章选本出发、体例严谨的大学国文教材，而将其看成是“传统读经内容”，进而否认它是现代大学国文教材[16]是错误的。另外，有研究者将丁福保编、上海文明书局1905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国文读本》和潘博编、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出版的《高等国文读本》，均看作高等学堂国文教材[17]，实属归类错误。这两本教材均是中学国文课本。关于《高等教育国文读本》，有的学者认为，“作为清末主要的教材出版者，文明书局出版发行的中学国文教材，同样是不止一套，制式也不尽相同。例如，《高等教育国文读本》，编辑者为无锡丁福保，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印刷，同年九月发行，由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地的文明书局共同发行。该书针对学习者作文‘失诸浅陋，是不读古书使然’，取‘昔韩子有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之义，‘上溯上（上，引者注：疑当作“商”）周，下迄汉代，选其理正辞醇、足资学人之考镜、文家之采拾者’，节选而得若干课，编辑成书，给读者以引导”[18]71。朱绍禹、张文颖编著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指要》“语文教科书要目”中，也将此书列入[19]327。关于《高等国文读本》，《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清末中小学教材”著录，“《高等国文读本》（1—5册），潘博编辑，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3月初版，1908年9月再版”[10]343。《母语教材研究·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的演进》写道：“《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学制六年，中学堂学制五年，从语文教科书看，一般均以此为参照，组织语文教学内容。从当时出版的教科书看，或按学年编排，如潘博等编《高等国文读本》（1906）为5册。”[20]7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和郑国民的《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均将潘博的《高等国文读本》作为中学国文课本。

由此可见，大学国文课的始设时间是1908年夏，但这时还不能称为“大一国文”，因为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国文课是各个年级都开的。

四、大学语文课的始设时间应为1929年

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于1913年1月12日颁布《大学规程》，其中第三章“预科”将预科分为三部：“第一部之科目为外国语、国文、历史、伦理、论理及心理、法学通论”；“第二部之科目为外国语、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及矿物学、图画”；“第三部之科目为外国语、国文、拉丁语、数学、物理、化学、动物学及植物学”[5]721-722。“国文”是大学预科各部的必修科目。大学预科不是大学一年级，大学预科开设的国文课，还不能称作“大一国文”，但它是大学国文课。有一种看法，似乎认为大学预科不算大学，大学预科是“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的，而非“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17]，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论是1902年的“壬寅学制”，还是1904年的“癸卯学制”，均规定高等教育阶段包含大学预科。设置预科，是因为现代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初建，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不够完善，需要有个调整平台。正如盛宣怀所言：“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底；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呫哔之迂途。”[21]269这样，进行基本的算学、物理、化学等西学知识以及传统的经学、词章的学习，以保证大学堂的生源质量，使得开办预科教育成为势在必行。在预科中，所开设的与国文有关的课，诸如经学、诸子、词章等，并不以“国文”称之。大概到了1913年颁布《大学规程》，在预科中才有了“国文”的课程名称。

以“大一国文”为名称，作为一门课程被确立下来，是在1929年8月14日公布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中。该规程第八条规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课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基本课目”[22]125。1931年3月26日公布的民国政府教育部《修正专科学校规程》第八条也规定，“各种专科学校，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为共同必修课目”[22]151-152。《大学规程》和《修正专科学校规程》颁布之前，各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各行其是，比较混乱。在此之后，才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当时政局动荡，政令的颁布难以立竿见影，若要完全贯彻，尚需一定时日。郭绍虞在1937年撰文写道：“自大学取消预科之后，各大学的大一国文便成为全体必修的课目。”[23]142这话说得似乎有些绝对。据谢循初不完全统计，截至1935年，有些大学仍未开设大学国文课；在已开设的大学中，为国文课设置的学分也相差较大[24]。

五、结语

在现代大学教育史上，大学语文课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课程，它的开设曾经起起伏伏。探究大学语文课开始设置的时间，弄清相关问题，不仅能为当下的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提供借鉴，而且有助于大学语文教育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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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谢循初.今日大学课程编制问题[J].安徽大学季刊，1936（1）：1-15.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arliest Opening Time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

HAN Jian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On the earliest opening time of College Chinese Course，XU Zhongyu and YE Shengtao have their own opinions，but are not sure about the earliest opening time of the course of College Chinese.There is still no agreement on this issue.Opinions about LIN Chuanjia’s History of Chinese are biased.Although there are inaccuracies in terms of expression,the statement that College Chinese Course started in 1908 is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It is certain is that the College Chinese Course started in 1929.

College Chinese；Chinese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college；College Chinese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the first year；textual research

H193

A

1009-7740（2017）01-0067-05

2017-02-26

韩建立（1963－），男，吉林长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