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正明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周恩来外交修辞中的象征

解正明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周恩来外交修辞中的象征有四个层级，即战术思维、战场思维、战略思维和指导性思维。外交语体是外交修辞的象征框架，场景是外交修辞的象征基础。周恩来外交辞令中的象征具有建构价值，外交象征的动机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周恩来；外交；修辞；象征

基于场景创意的象征是周恩来外交修辞的重要特征。只有全面了解周恩来外交修辞中象征的层级、框架、基础、建构价值和动机，才能进一步把握周恩来外交修辞的艺术本质。

一、新的修辞模型和象征模型

修辞的四大要素是修辞事件、修辞推理、修辞话语和修辞效果。不同于一般事件，修辞事件的特点是事件的形式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不同于一般的逻辑推理，修辞推理的特点是以话语形式为推理结果。不同于一般话语，修辞话语的特点是具有互动艺术性。修辞效果是修辞的宗旨，分为主观效果和客观效果。如果主观效果和客观效果取得一致，或者客观效果好于主观效果，那么修辞行为就是成功的言语行为。如果客观效果完全和主观效果相悖，那么修辞行为就是失败的言语行为。就修辞要素模型而言，修辞行为成败的决定因素是修辞的主观效果。主观效果是事前效果，事前效果是修辞者的内心活动，是事前预测的效果，是修辞创意的基础。

象征的三要素是本体事物、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本体事物具有本体特征。本体事物不直接具有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对于本体事物，象征意义是外加的。本体事物必须通过突显某些本体特征的象征符号来获得象征意义。譬如，喜鹊（本体事物）因为叫声“佳佳”（象征符号）而获得“吉祥”等褒义（象征意义）。乌鸦（本体事物）因为叫声“刮刮”（象征符号）而获得“搜刮”等贬义（象征意义）。通常情况下，人们把喜鹊、乌鸦等本体事物直接作为象征符号，忽视了象征符号的具体能指。

在外交修辞的象征里，本体事物和象征意义之间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通过外交家对本体事物特征的突出描绘，会使受众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领悟到外交家所要表达的象征含义。

二、象征的层级和框架

《新中国的外交》一文是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节录[1]1-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外交修辞的象征层级体系。“斗争、联合、朋友、敌人、和平、战争、主权、尊严”是周恩来外交修辞的八个关键词，构成新中国外交的四层思维：明线“斗争”与“联合”是战术思维，暗线“朋友”与“敌人”是战场思维，高压线“和平”与“战争”是战略思维，底线“主权”与“尊严”是指导性思维。其中，明线、暗线和高压线可以交叉使用，底线不可动摇。只有坚守这个层级思维，才能取得我国外交的主观效果。由上可以看出，周恩来外交修辞的象征有四个层级。

外交语体是外交修辞的象征框架。外交修辞场景决定着外交语体的选择。《周恩来外交文选》收录80篇文章：谈话语体39篇，报告语体11篇，讲话语体7篇，发言语体5篇，会谈语体5篇，致电语体4篇，答记者问3篇，声明语体2篇，致信语体2篇，祝酒词语体2篇。其中，谈话语体约占50%。这是周恩来外交修辞的基本框架。作为基本框架的语体，涵盖了炼字、炼句和炼篇。谈话语体是周恩来外交修辞最常见的语体。谈话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交流智慧，其基本修辞指向是“洽同（consent）”。

类似的修辞话语、修辞框架同样是可以变化的。《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是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演说的谈话；2014年5月21日，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前者是谈话，后者是发言，二者的客观动因有类似的地方。习近平的外交修辞既继承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坚守了主权和尊严的底线思维，同时又扩大了联合范围，这是周恩来外交修辞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

三、象征的基础和建构价值

外交象征需要和具体的场景结合才有实际作用。场景是外交戏剧现场里主客观因素的综合，是外交参与者互相知道，或者至少公认无异议的命题集。场景是周恩来外交修辞的象征基础。首先，周恩来非常重视主观场景。场景分为主观场景和客观场景，主观场景是指与周恩来外交思维对应的场景，是二分的“朋友”与“敌人”式的战场场景；客观场景是指外部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主观场景决定客观场景。因此，任凭外交风云变幻，周恩来的修辞思维不变。其次，周恩来非常重视动态场景。主观场景分为两个层级：动态场景和静态场景。与前两组外交概念“联合与斗争”“朋友与敌人”相对应的场景是动态场景，与后两组外交概念“和平与战争”“主权与尊严”相对应的场景是静态场景。动态场景有发挥的余地，静态场景很难发挥。因此，“联合与斗争”“朋友与敌人”成为周恩来外交修辞的主要场景。最后，周恩来非常重视现场。场景分为现场和身份。“联合与斗争”是现场场景，不可预知；“朋友与敌人”是身份场景，是预设的。因而“斗争与联合”成为周恩来外交修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机器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斗争先于联合，但同时，斗争与联合又必须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外交修辞的艺术。修辞的五个环节是：炼物、炼意、炼字、炼句和炼篇。周恩来外交修辞的象征基础是场景命题集，即炼物和炼意。

周恩来非常重视外交修辞的象征建构价值。外交修辞，不仅表现为修辞行为本身，而且能够建构国内的现实，国内的现实存在是由外交修辞构成的。这里，我们对两种表达作对比分析。《1950年共和国大事记》记载的国内大事是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婚姻法、统一财政和镇压反革命[2]。周恩来在1950年刊发的6篇外交文章里也谈到了国内情况：在《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中指出，自从中国人摆脱了美国的“援助”，中国就好起来了，就真正地独立起来了；在《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中强调，老实说，我们的工作是落后于形势的；在《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中号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指出，中国与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发展了贸易关系，当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估计是可以达到并超过预定计划的；在《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中呼吁，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在《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中强调，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可见，在1950年的外交修辞中，象征意义的关键词是“独立”“落后”“万众一心”“贸易”“和平”“恢复生产”，这与作为本体意义的国内情况是不完全一致的。

修辞幻象是象征建构的具体载体。在外交活动中，外交家需要用修辞幻象来粘合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从而形成共识，构造一幅大家都共享的图景。外交修辞幻象，产生于外交想象主题。外交想象主题在各种场合中链接修辞行为，形成相对封闭的外交修辞链，从而激活国内外的公众修辞幻象。周恩来非常重视修辞幻象。例如：他在《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中指出，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同时也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他在《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表明，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于美国的描述，有着两种不同的修辞幻象——“残暴”和“友好”，不同的修辞幻象有着不同的外交价值。

四、象征的动机

外交象征表现为修辞幻象，而修辞幻象隐含着修辞者的行为动机。外交象征并不先于外交事件而存在，然后在外交修辞中被表达出来，相反，外交象征是在外交修辞中产生的，然后被植入主题幻想的外交戏剧中。这种外交戏剧不仅生成了外交动机，而且也维系着外交动机。就是说，象征意义和本体意义是互动的。外交象征的动机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在经济落后的时代，与别国拼的是革命。这种象征动机或许会引起国内革命或对外战争。因此，外交家往往身兼数职——革命家、思想家、外交家等。多种身份使得外交呈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周恩来从政为民，奉献于民，取信于民[3]。周恩来表明如下观点：我国外交的目标是“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等等。由此可见，人民利益是周恩来外交象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外交修辞的象征是一种比较心理的象征，是与国外情况进行共时比较而得出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外交修辞建构的现实与历史存在有很多不同的形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内矛盾的隐藏是外交修辞必备的象征策略。修辞象征不仅为外交家个人建构现实，而且个人会对修辞象征的意义趋同，会构建一个参与者共同享有的现实。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能形成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体会，能达到互相理解。在外交领域，外交人员的个人的象征世界在某些外交活动中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甚至类同，那么修辞就可以创造真理。这样的象征意义具有开发历史和未来的重要价值，而不仅仅是建构“现实”，这是战略外交家必有的修辞境界。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中国网.1950年大事记[EB/OL].[2016-11-09].http://www. china.com.cn/news/60years/2009-07/30/content_1823 5168.htm.

[3]王家云.论周恩来的从政为民思想[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14-17.

The Symbol of ZHOU Enlai’s Diplomatic Rhetoric

XIE Zhengming

（Faculty of Arts，Huaiyin Normal Univeristy，Huai’an 223300，China）

The symbol of ZHOU Enlai’s diplomatic rhetoric has four levels,namely，tactical thinking，battlefield thinking，strategic thinking and guiding thinking.Diplomacy style is the symbol framework of diplomatic rhetoric and scenario is the symbol foundation of diplomatic rhetoric.The symbol in ZHOU Enlai’s diplomatic rhetoric has the value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motivation of diplomatic symbol is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dignity.

ZHOU Enlai；diplomacy；rhetoric；Symbol

H15

A

1009-7740（2017）01-0032-03

2016-12-3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周恩来外交修辞创意研究”（项目编号：16YJA740016）

解正明（1965－），男，安徽六安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