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辉

《边城》的“隐喻”式叙事结构与沈从文的生命哲学

任 辉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凡是艺术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为“思想性”。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他唯美的“湘西世界”在平实淡然的叙事中展现出了这个世界一隅本然状态下的真实历史风貌，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所释放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特的“人性美”，充分显示了沈从文浓重的老庄意识和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所富含的深厚的生命哲学。其作品所赋予人们的是对于历史和新时代双重变奏之中，应该深切思考的深邃又复杂的美学命题。

审美意识形态；沈从文；《边城》；叙事结构

一、文学的叙事结构、意识形态与审美间关系的辩证

文学作品也是由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要素构成。只是文学的外在形式除了为内容服务，其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甚至是合二为一的。文学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叙事结构上：文学语言和叙事方法。

文学（艺术）叙事的目的，无非是要表达作者、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文学理论和美学史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那就是“思想”是否可以用来审美？

这首先要从“思想”这个概念说起。一般来说，“思想”含有广义和狭义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广义的思想性，就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与认识，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与看法，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同属于上层建筑。人们对外界所有的认识，包括对于世界，自然，社会，人生的看法和态度评价等等，都包含在内。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道德、法律、历史甚或是经济学等等学科，都含有、渗透着一定的思想性，也就是人们创造世界、理解人生、认识社会的开拓性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艺术产品都肯定是含有“思想性”的。在文学艺术中，它就更离不开，也就更明晰了：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是传达作者对于外界、客观世界的认识、感受的媒介。而这种认识和感受就是所谓的“思想”，而它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引起接受者的认可和共鸣，使得读者受到感化和教育。

在2009年最新版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作者就是这样表述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学和其他艺术一样，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生活进行的艺术创造，具有认识性、倾向性和实践性。”［1］73

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要完全地理解和把握经典艺术作品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感，就必须要从作者的叙事方法和外在形式之中找到线索。

从作家的角度来说，如何完美地表达思想、意识形态，塑造出经典的艺术形象，从而创造出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就需要艺术家对于形式美的把握能力和创造能力了。沈从文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最擅长的就是含而不露的“隐喻”笔法，其“湘西世界”系列作品师法自然，叙事淡然，语言自然，却是情怀深远，意境悠远，能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审美效果。他深怀悲悯达观、安时顺命的道家意识，又有现代性的忧患意识，他全部的思想情感，都蕴含在了看似漫不经心的叙事过程中、所选取的事情中和叙事方法上。

在现代作家当中，对于沈从文的作品的研究一直都是焦点之一，而且许久以来形成的共识也比较多。比如大家都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主要艺术特征和成就就是平淡自然，叙事文字朴实，感情内敛含蓄而不奔放、直接。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思想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所有这些论点都是模糊的，并不明晰。所谓的“人情美”“人性美”“老庄道家观念”等等，很多都是流于空泛的模糊概念。而在笔者看来，沈从文和他笔下的世界都是浓重的复合型宇宙：有古老的旧内容，也有新生活的崭新面貌；既有深重的哲思，也有灵动的艺术追求。重重叠叠，眼花缭乱，却又深藏不露，完全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隐喻”式的叙事风格。沈从文《边城》的选材以及叙事语言、方法和结构，都能显示出他深邃悠远的内心世界和哲学思考，从而在这位典型的现代作家身上归纳出艺术作品中应该具有的“审美”和“意识形态”间的辩证关系。

之所以说沈从文深含现代意识，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要展现其个体所在的天然环境，而且能够充分表现其所处环境的历史性文化氛围和文化观念。扩大来说，也是一个相当范围的群体的人们共同的思维模式、道德理念和行为习惯。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无论是悲情的《丈夫》，还是刻画命运不幸的水手和妓女的《柏子》；不管是对《萧萧》中命途多舛的童养媳的描写，还是对《菜园》中革命者校场陈尸的叙述，都没有大肆地铺排渲染，所有的叙事都是那么自然平淡，气氛平整。在《边城》这部作品中，沈从文的平淡而自然的艺术手法都是达到了“淡乎其无味”的新境界。从起笔开始作者就精心构筑了茶峒小山城，构造了一幅田园风俗诗画，细致地临摹了一帧湘西世界的自然画卷，笔锋细腻、悉心刻画，但又不着痕迹地委婉铺叙着人们不同却又大致近似的人生命运，以及天地造化的人情世界。作品开篇对祖父和翠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境的描绘，到这座小城依山傍水、翠竹青山、鸟语花香诗情般的描绘，对伫立的白塔和风格独特的吊脚楼的摹写，以及从自然景观到诗情画意的淳朴民风，沈从文总是娓娓道来，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好像是在描写一个遗世独立的“桃花源”，好像模糊了时空的很久远很久远的一个童话故事。沈从文的写作手法是那么自然平淡的慢条斯理，段落参差不一，句式长短交错，用语平淡，基本没有难以琢磨的辞藻。好似不是作者在描绘《边城》，而是这座小城就在那么平淡无奇、从从容容、不温不火的向人们自我叙说着什么：叙述着这里的平凡的世界，浓浓的乡土民风。这座小城那么温馨，温暖得沉醉，一切都在这怡然自得之中。对于祖父和翠翠、祖父和船总顺顺、翠翠和大佬以及翠翠和二佬等他们的关系和矛盾的处理和解决上，沈从文都是掌控、拿捏得恰中肯綮、恰到好处。《边城》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是叙事抒情小说，抒情性贯穿着含思婉转的故事情节，各色人物也非有多么复杂的关系冲突。作者用自己独特的笔调并不着意于冲突的渲染，而是使人物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缓和淡化的氛围中自然展开。

沈从文的这种平淡无奇、自然洒脱的叙事笔调，完全神话了道家文化中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的“无为”精髓。而这都是外在的形式美。沈从文自己的内心思想世界——他的“意识形态”就在这样的形式之中如水银泻地一般缓缓地铺展在了人们的面前。

二、平实的叙事里唯美的“湘西世界”

叙事语言和叙事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但这还只是外在的形式方面的展示，还不足以完全说明其内在的精神品性。分析作家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精神品格，更要从所选取的叙述的事物和叙事角度、方法着手，即“事情”——以“事”表“情”。也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除非作家是直抒胸臆式的表达方式，直接或者半直接展现其根本意图和思想。与沈从文基本同时代的鲁迅先生，就可以归之于半直接的表达方式。而对于类似于沈从文这样属于内敛式的蕴含深厚丰富的作家来说，直接观照是很难把握的。这种情形古今中外俯拾皆是。而这一类人等大都是经典作家，其作品也多是经典之作。诸如国外的“现代派”“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以及国内的“朦胧诗派”等等。如果非要把沈从文归于一个派别，比较合适的称呼应该是“自然写实派”：叙述方法是自然平铺式的；内容又是写实的，基本是现实生活的照实摹写，但问题又不那么简单。虽然是写现实，但是现实材料的选择看似不经意的，但却是极其有讲究的，而对素材的运用和叙述手法，也是匠心独运、紧紧围绕其主题而精心展开的。

沈从文的《边城》本身的主要艺术特色就是这样一贯的独特叙述结构，以及文体形式和平淡自然的叙事笔法，并不注重和追求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的其妙变换。沈从文构筑起的《边城》无疑是一幅风俗景观图，所以兼具美工上的艺术特性。但更像是随兴起意，而不是事先拟就。因而作者的这种平淡超然的写作手法和道家情意之中的直抒胸臆、超拔脱俗的精神内质极其贴合，一切都是那么浑然天成。

首先我们看沈从文《边城》的环境、景物描写。

沈从文喜爱绘画和欣赏画作，其“烟云供养”的画风和他的文学创作相映成趣，形成了“诗画相携”的写作风格。沈从文笔下的天然环境，都是自然成林、参差不齐的竹树，以及浓烟淡物的野岭。边城茶峒的自然美铺展在风和日丽的天气、缓缓流淌的河流、清澈透明的深潭和青翠欲滴的竹黄之中。作者只有内心深处与道家的顺应自然、崇尚天然的审美情趣深深契合，才能把作品中的环境刻画得如此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边城》这部小说格局较小，信息容量不大，但着墨实在是精致、灵巧、含蓄、隽永，诗意盎然：“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处处皆有吊脚楼。寥寥数笔，就点明了环境的特色：这是湘西山城所特有的自然风光。

其次，作者善于选择各种角度，对当地的民俗风情作深入全面的描绘，如：每到端午节，家家锁门闭户到河边、上吊脚楼观赏年轻小伙子在河面上赛龙舟；中秋夜晚，舞龙、耍狮子、放烟火，总会使那个小小的边城沉浸在一种欢乐的海洋中……这些山清水秀的风俗画散发着浓香馥郁的泥土气息。意象充盈的笔墨，使得这里的每个人，不论是船夫、姑娘、士兵，还是过往客商，尽管所属阶层不同，但他们都是那么质朴、诚挚、善良、古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和睦的，没有金钱利害的计较，没有物质利益的浸染。这些描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自然生存状态，也揭示了作者对自然的人性和淳朴的人情的推崇，深深蕴含了老庄精神中人与自然的齐物我、泯是非、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旷达境界。也暗合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哲思神韵。

正如欧阳修那句话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沈从文浓意着笔的这座依山傍水的小城的翠竹青山和鸟语花香，构造独特的吊脚楼，方头渡船和任尔飘扬的白云，其实用意颇深，那就是直指《边城》中所描写的淳朴的也是单纯的人情美、人性美：“农村社会所特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例庸俗的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2］1我们且不说那样的人情美的坚实程度如此之脆弱，以至于不得不让人那么的怀疑其人文根柢的质地。其实这也就是人们的社会观念——道德思想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的伦理观，是一个群体久远的历史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否具有“道德审美”特性，也只有完全走进文化核心探察，才可下定论。但是沈从文自己的着文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表达的就是泯灭世俗物质性的是非观和利禄观，张扬精神纯净的人格美、社会美，也就是“道德审美”。比如，老船夫在渡人过河后不收钱，并且还用自己的钱买来茶和烟赠送与过往的行人；顺顺作为富甲一方的船总，慷慨大度，仗义疏财，救人于危难中；杨马兵也是扶危济困，乐意助人的，外祖父过世后，他留下来帮助翠翠，急人所困；还有大佬天保，得知他们兄弟二人喜欢的是同一个姑娘时，便远走他乡去外地经商了；二佬面对磨坊和渡船，他宁愿选择简简单单地在渡船上度过一生。这些都表现出了茶峒人们的淳厚朴素的人情美。虽然船总顺顺和二佬傩送认为天保的死是船夫的原因，但是他的家人对船夫还是恭恭敬敬，待之如宾，这得拥有多么宽容的胸襟和心怀。在作品中，作者不怎么着笔于大佬二佬和翠翠，以及翠翠的父母之间的爱情关系，及其爱恋故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的描写，反而在着重刻画他们之间的单纯和朴素，不得不说这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质朴的乡下生活的用意，当然，不可否认其中也隐含着道家文化对他行文笔法潜移默化的渗透。

沈从文写作的中心思想就是“表现人性”，他认定“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①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29日。。他的作品所要着力刻画的就是自由自在的，自然天成的淳朴古风的人性，歌颂那种怡然自得，悠闲于天地间，不含尘滓的人生样态。

《边城》中的湘西世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自给自足。男子淳朴勤劳，女子天然率真，在他们的身上可以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感受到勃勃的生机。他们的爱可以包容一切，海纳百川，天然而成。沈从文给我们展现的湘西世界是这么的静谧祥和。在《边城》平凡普通人物中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拥有人性光辉的七十六岁的老船夫。他以撑船摆渡为生，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不管刮风下雨，忠于职守，他守着船，五十年如一日。茶峒的端午节十分热闹，赛龙舟活动尤其受人注重。但是由于渡船是自己的责任，就只能舍弃看龙舟的机会，必须守在渡船旁等待看龙舟的人们来过渡。老船夫的热情负责自然也受到了过往客商的尊敬和感激。但是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公家出钱来让他在此摆渡，与人方便是正常的。这种生活状态是真实平凡的，但就是在这平凡中，老人拥有一颗不平凡的心，这颗心犹比金石，醇厚真诚。沈从文在这里所要着力刻画的“老船夫”这一淳朴善良的形象，是边城中茶峒人的又一个真实的缩影，作者就是要突出表现湘西世界人们的人性和谐之美。

然而，沈从文平实朴素的笔调下、美丽旖旎的自然风光里，却蕴含着极为丰富悠远的哲学意味和人生、人性的哲理。

三、《边城》的爱情悲剧与沈从文的生命境界

沈从文笔下的安享静谧的湘西世界是美好的，人们是善良的，生活是平静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这就是沈从文所要奉献给人们的全部，那就是一种误读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翠翠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形象，是整篇小说之眼，她是大自然的女儿，在自然中悄悄安然地成长着。湘西世界中的清水、绿山、阳光，让她得到了晶莹剔透如水晶般的性格，爽朗清澈。翠翠生性天真清醇，从来就不会生气，只是喜欢看花轿，看“新嫁娘”。在傍晚的时候在小船的旁边学牛叫，无忧无虑地嬉戏于水边；或者和“大黄”一起躺在大岩石上数着天上的云朵。天性就像是一朵白莲花，或者是“映日荷花”，纯然恬淡。小翠翠在慢慢地长大，身体当然发生了变化，脑袋也变得复杂了起来，脸上含有了略带着些娇羞的神色。就这样，所有的人物和事物都在有条不紊、不慌不忙地发展着。但是，少女毕竟是在慢慢地成长，这带给了她灵动乖巧之外的沉思和羞涩而少了欢笑。这个纯真少女心里会莫名的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思绪，她在迷茫中不得不自己去品味以前经历过的种种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事情。但是，却又不知道这种感觉应该让自己快乐还是忧伤，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这种感觉，所以她还是以自己既有的态度去面对所有这一切，开开心心地和外祖父还有“大黄”一起平静地生活着。这个少女是湘西世界中古老生活中的一个缩影，有着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但是没有去主动追求、探寻，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只是按照既有的法则安分守己的生活着。并且就是这样一代代、一辈辈地在延续着。

当长大成人的翠翠知道前来提亲说媒的不是二佬而是大佬派来的媒婆时，内心有说不出的滋味，痛苦和矛盾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翠翠的自然天性——茫然而被动。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她能主动一些，能有某种程度的自主自我意识结果会怎么样，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就是一种文化必然——也就是沈从文的苦心所在。如果是假设的那样，大佬就不会离世，和二佬的感情也不会显得那么尴尬，不会陷入爱情的僵局，爱情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一切都是那个“也许”。其实反过来再来看翠翠的母亲，同样也是一样的人生境遇。她和一个当地的屯兵恋爱，虽然她是主动的，对爱情是忠诚的，但是由于老父亲尚健在，她也不愿离开生活已久的土地和屯兵远走高飞，然而却更不愿和恋人天各一方。屯兵也是陷入了两难的抉择，既要爱情，又要严守军人的职责和尊严，二人最终的选择就是生虽不能同穴，却要以死相拥。先是屯兵服毒而死，母亲在生下翠翠后也扔下翠翠和祖父也随着屯兵去了。

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主题事件、永恒的主题：两代人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其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为此服务的，这就是沈从文的叙事策略。我们只能随着作者的笔触去理解、去认识他神秘的湘西世界。我们既不能、也无法任意介入那个天地里的生活，就像沈从文本人一样，只能静观。我们不可以对着人们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生活、认识世界。我们只能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来解析沈从文的思想和理念，而衡量的基本标准和准则应该就是《共产党宣言》里的历史辩证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683。若非如此，任由万物消极漫长，那就没有人类文明史了。所以，天然生长并非是符合人的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也不符合人类文明史发展方向的，甚至都不符合两千多年前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所有的人的“自由”之中，建立它的基础和它的主要体现，就是人们的“社会道德观”，也就是艺术之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边城》中这两代人不完满的、充满悲剧的爱情故事本身是自然的，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和时代的典型和人物、环境的典型。但是我们却无法得出结论，来说这是“湘西世界的顺应自然的本然的生命形式”，于是它就应该遵循自然和如此的天道。如果这就是沈从文的初衷，那么《边城》也就不会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了。

其实，看似不经意的自然平白的描写，却蕴含沈从文深刻的沉思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把所有的感情和认识，都包含在了所叙述的事件之中，是让情感和人生觉察的自然流出。我们无法确定，翠翠的白璧无瑕的爱是“人性至真”。那就没有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力量”之美了。所以这也正是沈从文写作的高明之处，高明就高明在看似古今、内外“无差别”，却无时无刻不在提示着人们：还是很有“差别”的。生活在城市现代社会里的沈从文，经过了种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接受了几十年现代社会熏陶和浸染的沈从文，会认同、赞叹这种古今、内外的“无差别”？如果那样，就是“嗜痂之癖”了。恰恰相反，沈从文就是要在这样的“差别”之中，让人们自己去判断，去反思，去联想。而自己则并不介入。这也正是恩格斯所着力提倡的“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5］683-684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的实践理论基本原理，人固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其本质更应该是“自由”的，人本身是自主的，顺应人性本然本质的。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方向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剥夺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6］273

与之对照，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沈从文是悲悯的，静观的。他的叙述的特色和功力、成就都在于此，也就自于此：没有个人情感的流露，没有思想介入和人为干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笔调流畅，不温不火，既不热情，也不冷峻，既不多说话，也没有让人不懂得的故意的“省略”。或许，如果真不好懂得得地方，那么就必要地多说几句，多说几个故事。着墨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为了烘托，为了让人更明白，也是让湘西世界的人们更多的自我展示。人性，或人们的“类本质”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这就是马克思有关于“人”的理论的基本原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的内涵。但是，我们必须完整地理解这个“总和”：构成这个总和的并非是特殊的人群或者某个、某几个部族群落，而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基本情感、思维和利益联结的凝聚。沈从文的世界里不止“湘西世界”，从他的作品可以俯瞰到沈从文给我们展现的整个近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只是这里面含有某种秘密，就是沈从文所要着力展示的，让人们品味咀嚼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却也并非要让所有人都明白。但是，他也不可能隐藏的那么深，就像他自己所表露的：“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国闻周报》，1936年第十三卷第一期。。这里的表白，明白无误地暗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本质”的经典论述。

《边城》的爱情故事是凄美的，其实更是“凄凉”的，是美学意义上的真正的“悲剧”，甚而可以说，“湘西世界”的自然美丽的风光都不是“优美”，而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即“壮美”，优美的自然景色可以因为人们的非凡故事而撼动人的心灵。而《罗密欧和朱丽叶》 《双城记》 《悲惨世界》 《茶花女》 《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伟大作品是“悲剧”，却并不“凄凉”。因为爱情的主角不是被动的，而是自我的、自觉的，自由自主的，这就是差异和根本性区别。而翠翠的母亲的爱情故事看似主动的，却也依然是更“被动”：环境使然，她只能那样选择而别无选择。那个世界是不允许二人去完全主动选择的。否则，就会付出代价——甚至是高昂的生命代价。其实这也是文化之间的区分，每个个体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标注着各自的文化内涵，也显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意义。

从前述沈从文的写作实践之中，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明一点、得出一个结论：文学艺术是审美的，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但“意识形态”本身是不是能够纳入到“审美”之中去，基本取决于两点：一是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是真实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能不能最充分地展示有关于“人”的类本质；二是如何表达和叙事。如果仅仅是当作“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5］555，机械地去运用和生搬硬套，那么当然就不具有形式美的特征。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和审美境界这样的层面来观照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就完全可以理解沈从文自己对于《边城》的悲剧所下的定义：“……应当由人类那个习惯负一点责。应当由那个拘束人类行为，不许向高尚纯洁发展，制止人类幻想，不许超越实际世界，一个有势力的名辞负点责。”［7］394

沈从文这短短几句话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信息量：他所说的“人类”，既包含了实际的人类世界和本性，也直指他所在的当时的时代氛围。也就是说，观照他的“湘西世界”，所要着眼的高度是人类文明。另外就是有一种“势力”在“拘束”、阻挡着文明的发展、束缚着人自由的本性。这样的势力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几千年的宗法势力和纲常伦理，而这就是他所谓的“实际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是“物质世界”“世俗世界”。他的理想目标和归宿是“高尚纯洁”、有“幻想”且要“超越实际世界”，纯然而唯美的本性世界。

综合起来说，就是在某些境域并非“高尚纯洁”，但是要达到“超越实际世界”这样的境地，必须要克服阻止其理想的某种“势力”。其实几千年铸就的宗法制度和“纲常”伦理思想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根深蒂固的，或者说影响深远，沈从文所处的那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也不能得免。但是新时代的大思潮对于人们的思想的冲击力也是巨大的，身处最前沿的艺术家和思想者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窘迫之状自然也难以避免。所以，即使是身负历史责任的哲学家、人文学者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那平凡又平凡的“湘西世界”了。所以，要从沈从文的笔下找出“道德法理”的“道德审美”的特质、悟出沈从文幽深的生命哲学来，确乎需要非凡的辨析能力和对社会人生以及人本质的掌控能力。

［1］ 《文学理论》编写组.文学理论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2］沈从文.长河·题记 ［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 ［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孙希国）

Metaphor Narrative Structure of Border Town(边城)and Shen Congwen’s Philosophy of Life

REN H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Zaozhuang University，Zaozhuang 277160，China）

Any artistic works has an ideological property,which displays as ideological content in literary works.Shen Congwen’s Border Town（边城） is a model in this regard.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eautiful Western Hunan,Shen Congwen displays the real historic character with a natural and simple narrative style.The unique but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beauty of human nature released from the images in the novel fully shows Shen Congwen’s philosophy of life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such as Taoism consciousness and Confucianism.What his works give people is a profound and complex aesthetic proposition that should be deeply thought for both historical and modern variations.

aesthetic ideology；Shen Congwen；Border Town（边城）； narrative structure

I246

A

1672-8572（2017）05-0124-07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5.19

2017-04-16

枣庄学院2014年社科类重点科研课题（2014YY19）

任辉（1967—），男，山东枣庄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学、文化哲学和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