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澍

我和王宗仁的一次“交锋”

曹澍

春节期间泡图书馆，看到2017年1月4日《中华读书报》“作家访谈”栏目的文章《王宗仁：一生只做一件事》。文章写法简单朴实，记者问一个问题，王宗仁回答一个问题。

记者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价值？王宗仁回答：

任何一个被读者认可的作家，他们毫无例外都是以其绝无仅有的存在意义，矗立在文学史上的。也许并不是文学之巅，但是他的存在总是“这一个”。有了独特的题材，又具备了独特的表达方式，把审美意识浸透到整个创作过程，在读者中就有了立足之地。我努力这样做，也许达不到多么高的高度，但会不断往“高峰”攀去。写青藏高原，连泥带土地写，我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看完王宗仁的“豪言壮语”，老曹悄然笑了。按理说，王宗仁去过无数次青藏高原，应该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怎么还能说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怪不得俗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看来这个自知之明真是太“金贵”了。王宗仁已年逾古稀，在中国当代文坛之散文这个小不点的“忠义堂”，他是天罡星，还是地煞星，抑或小喽啰，他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记得好像是2008年秋天，王宗仁来到战国七雄赵国的都城邯郸；跟他同来的，还有在河北作协担任散文艺委会主任的一位女作家，是名校毕业的老大学生。她老家在湖北，而老曹也曾在湖北生活过十几年，便有几分亲近感。老曹看过她的东西，比较喜欢，读其文就想见其人。

邯郸在河北，也算历史文化名城，先辈遗泽至今日，舞文弄墨者甚多，一千多座位的大礼堂，“坑坑”都有一个恭恭敬敬的“大萝卜”，手里拿着本和笔；还有不少站客。老曹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王宗仁拉拉杂杂，漫谈他的散文创作道路。他既无讲稿也无提纲，可谓“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通篇类似北方的“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肉片，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讲清楚。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不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观念也陈旧。讲汽车兵进藏如何艰难困苦时，他说：“汽车在路上抛锚了，你拉着一车罐头，就是饿死也不能吃。”这让老曹大吃一惊：思想解放已经三十年，他还如此不开化。

等他讲完了，老曹走到主席台的边上，拿起一个话筒说：“我对汽车兵坚守纪律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我不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我觉得这时应该灵活些，汽车兵吃了罐头才能活下来，活下来才能修好汽车，修好汽车才能把罐头拉到兵站完成任务，最终送到各个哨卡。大家看过河南作家张一弓的获奖中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吧？大队书记李铜钟为了救老百姓的性命，在非常时期甚至违法开公仓借粮。后来县委书记也下令开仓放粮，最终被撤职批判……”

礼堂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大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太有名，看过的人很多。老曹的话还没讲完，王宗仁失态了，他对着眼前的话筒大喊：“就是饿死也不能吃！你没有当过兵，你懂什么！”

老曹惊讶地看着王宗仁，没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实在不理解，他有必要这样对待一个和他平等交换看法的文学爱好者吗？老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没有雅量的“著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初，老曹曾在北京人艺礼堂听过王蒙和苏叔阳的两场文学讲座，他们对不同意见的回答，那真可以用谦和中有坚守、坚守中有谦和来形容。那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系列文学讲座中的两场，演讲者都是当时中国文坛最活跃的一流作家。老曹至今记得苏叔阳讲座的开场白：“前天是我的半师半友王蒙先生讲的，今天我坐在这里感到压力很大。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坐在这里。”“文革”前，苏叔阳曾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教党史，是老曹教书的学校里许多同事的老师，这些同事一天到晚把苏叔阳挂在嘴上，非常自豪，所以老曹对他的话也记得格外清楚。

老曹真没想到王宗仁的涵养竟是这样。大概他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阵势，无论他说什么，大家都热烈鼓掌齐声欢呼，他的故事“征服”过无数文学爱好者。而此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突然受到空前的挑战，难免会情绪失控。

主持人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圆场。这时，《邯郸日报》社的一位副社长、转业军官、前上校，站起来“救场”了。他大声讥讽老曹，呼应王宗仁：“你没当过兵，不懂这个道理。你连写散文都不配！”

老曹对那位副社长说：“我是没当过兵，但我是老兵的儿子。我爹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路，我给他当了五十多年儿子，自信多少还是懂一点兵的。‘文革’前，我家有几乎全套的《红旗飘飘》，我少年时代是看《红旗飘飘》长大的。请问，我配不配写散文？”老曹这些话也是说给王宗仁听的。《红旗飘飘》的文章都是写老红军老抗联老八路的真切回忆，就算那位副社长未必读过，王宗仁也应该知道。老曹知道此时抬出老爹很无聊很无趣也很无能，但是在这种场合这种语境，这是老曹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反驳方式。

下面又有王宗仁的“粉丝”呼应这位副社长，大声叫喊，让老曹下来。老曹看看王宗仁——他没有继续表达的欲望，只是铁青着脸呆呆地无目标地望着台下——坦然走回自己的座位。

老曹下来后，河北省作协那位女作家讲她的一篇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经历，讲得比王宗仁精彩多了，显然是有备而来。这时，老曹看到王宗仁还没有从刚才的暴怒中缓过劲儿来，五官多少有些扭曲，拿水杯的手直发抖，而且抖动幅度颇大，送了几次都碰不着嘴唇。老曹估计他可能快七十了，也不知有没有心脏病。老曹有些害怕了，连忙走到主席台的边上，接过他的水杯，拿起暖水瓶，往里续了一点水，递给他，对他歉意地笑笑。他当然明白老曹的意思，情绪逐渐缓和下来，老曹的心也放下来了。

女作家讲完，进入提问环节。一个邯郸的年轻作家说：“请问两位老师，我们文学爱好者读什么书进步比较快？”女作家做了个谦让手势，请王宗仁回答。王宗仁可能觉得自己比那位女作家年龄长、水平高、名气大，又是北京来的“和尚”，当然比石家庄来的“尼姑”会念经，理应当仁不让。他语调舒缓，语气肯定：“诗，读李瑛的；散文，读杨朔的；小说，读刘绍棠的。”

老曹下意识地站起来，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不明显是误人子弟吗？旁边一位作家使劲拉住老曹。老曹一想也是，倘若再“发难”，没准儿真的要打120了。王宗仁啊王宗仁，你有多少年不读书了？这话，放在三十多年前说还算凑合，如今是21世纪，名家辈出，无论怎么排，也轮不上你说的这三位呀。对李瑛、杨朔和刘绍棠，老曹是尊重的，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都做出了贡献，但你把他们树为文学标杆，我却只能“呵呵”了。

王宗仁走后很长时间，“诗，读李瑛的；散文，读杨朔的；小说，读刘绍棠的”，成了邯郸文坛“教育”青年作家读书上进的经典段子；这个段子甚至传遍河北省。

那位和王宗仁同行的河北女作家也写博客。老曹和她联系了一次，她给老曹发纸条说：“邯郸之行，给我留下唯一印象的，就是曹先生的耿介风骨。”她过奖了。老曹只是有点“二”而已，做了一回说王宗仁“光屁股”的“老男孩”。会场肯定有比老曹更心明眼亮的人，也听出了王宗仁的错误，却选择了沉默。

这是老曹和王宗仁仅有的一次“交锋”。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作家，才气、学养和见识，三者缺一不可。才气，天赋的成分比较多；学养，靠按部就班地上学读书，虽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凭借如饥似渴地海量狂啃文学名著、刻苦钻研古典文学来弥补并获得成功的也不乏其人；而见识，恰恰是才气和学养的综合体现，也是最关键最难得的。优秀作家往往在见识上超拔绝大多数人。如今，为数不少的作家写书时间比读书时间长，王宗仁应属此类。当代文坛，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拎不清读书和写作的关系，十几年、几十年不读书，或者读书甚少，注定攀不高也行不远。七分读书三分写作，甚至八分读书两分写作，才是正途。一位韬奋奖的获得者跟老曹说，美国对公务员每年读多少书都有规定，级别越高要求读书越多，更不用说作家了。

王宗仁说，他已经写了六百多万字。他可能不懂，文学从来就不是以量取胜。司马迁的“鸿篇巨制”《史记》不过五十二万字，老子的《道德经》五千字，白居易的《琵琶行》字更少，六百多字而已。老曹看过几篇王宗仁的散文“代表作”，还算通顺，偶尔还能机智地抖个小包袱，给读者一点小惊喜，也没有语法错误和错别字。但是，在老曹看来，王宗仁的散文没有任何个性风格，绝对没有他跟《中华读书报》记者吹嘘的“独特的表达方式”。他的散文，换上张三的名字也行，说是李四写的大家也相信，说是王五和赵六切磋合作的也没有人跟你抬杠。唯一的可取之处，大概就是题材上占到便宜了。

以老曹的观察判断，咱国文坛不乏起点很低、最终也没有蹦多高的作家。而如马拉松比赛中跑完全程的最后那位选手，其可嘉之处，也就是那种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