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源，汤艳杰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清代白洋淀流域的河流与淀区社会发展

王永源，汤艳杰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白洋淀，又名西淀，位于太行山东麓永定河与滹沱河冲积扇中间的低洼地带，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由潴龙河、孝义河、唐河、府河、漕河、瀑河、萍河等河流汇入，故称“九河下梢”。复杂的水域环境使得白洋淀在历史上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地带，对淀区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然而，灾后的白洋淀又是另一番景象，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淀区人民形成了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种植业、渔业、苇席编织业等多种方式混合经营，集为一体。

白洋淀；河流；水域环境；社会发展

对于白洋淀的研究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但是目前对于白洋淀的研究，多集中在自然地理学科方面，以历史学为角度的研究，其论文数量相对比较少，只有数十篇左右①，其次就是相关著述中的寥寥一段。已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白洋淀的形成与演变、湖泊的发展方面，对于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比较稀少。总之，对于历史上白洋淀流域水运发展、特色经济、水利营田、市场等方面都缺少研究，有待提升和突破。本文就以白洋淀为中心，对该流域河流与淀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一简单论述，供方家指正批评。

一、白洋淀流域的自然环境与河流状况

白洋淀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是这里最大的淡水湖泊。西达保定，东连天津，是沟通津、保地区的重要水上通道。该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季多风少雨，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高温一般出现在七、八月份，温度达到35℃以上，年均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上。该流域地形复杂，河流众多，淀区内地势低洼，气候条件差异较大，降水分布不均匀，年际降水变化大，易发生水旱灾害。

白洋淀地跨“雄、新数邑之境，既广且深，西北诸山之水皆汇焉[1](P2604-2607)。”发源于太行山的潴龙河、孝义河、唐河、府河、漕河、瀑河、萍河等河流汇入，各个河流水文特征不一，支流众多。进入清朝时期，白洋淀流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流自西而来携带大量泥沙入于淀泊，严重影响了白洋淀的蓄水功能，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使其往往泛溢为害。西有府河“挟支流凡十三”；西北有雹河(瀑河)“挟支流凡五”；西南有潴龙河“凡会支流二十三，合之滱(唐河原名为滱水)、滋、沙共二十六河”；北有白沟河“凡挟支流二十七[2](P607-608)。”入淀河流数量之多，对白洋淀的蓄水量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由于各河流水势勇猛，水势、水量亦大，一到汛期河水暴涨，冲垮堤坝，对淀区及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的灾害，凡入淀之水，“皆奔冲突腾，漭泱无际[2](P181-184)。”潴龙河，由唐、沙、滋三河所汇，其“水性湍急奔流，最难捍御[2](p26-28)。”而唐、沙、滋“三水颇称巨流[2](P189-195)，”流经地区植被破坏严重，河流含沙量大，入淀时，河道变宽，水势减缓，“泥沙下沉动辄淤塞尾闾[3]，”一到汛期，雨水连绵，淀泊往往泛溢为害，“将田禾尽行淹没[4](P89-93)。”白沟河有支流二十七条，且携带大量泥沙汇入白洋淀，常常淤积淀泊，“盖白沟涨时近自诸山而下，推擁泥沙，所至填淤，四十里之柴火淀，变为桑田者什三四矣[2](P29-30)。”白洋淀的入淀河流之多，水量之大，每到汛期淀泊将受到严重的挑战，其排水量与入水量相比，使得对其造成的危害更加显而易见。

入水量大于排水量，这是白洋淀的一大隐患，在洪涝时由于排水不及时，以及治水的不力，会加剧灾害造成的损失。赵北口位于西淀之中，“旧有石桥八座，白洋诸淀之水皆有桥下东流，实西淀之咽喉也”，由于排水量有限，以及泥沙淤积，“石桥卑隘礙流[2](P29-30)，”而水的供给往往过多，加之泄洪有限，同时由于民间对赵北口的占地与破坏往往使得泄洪更加困难。“连桥上下被居民堆砌園土，河窄如沟，淀水为之不流”，入淀河流“每逢大雨即携沙带泥”，“且倒灌而西，致淀水全无去路[1](P2664-2665)。”排水不畅，同时由于河流的倒灌使得入淀之水过多，堤坝溃决，河水泛溢，淀区及周边村庄、农田往往被淹没。淀区“漥地乡民亦散布稻种，私冀旱年一获，每当伏秋涨发辄遭漂没[5](P122-126)。”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平地水深数尺，九河泛涨，诸堤俱決”；清朝初年，水灾甚多，每次大水“九河泛溢，堤決田禾尽没[4](P89-93)；”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直隶大水，潴龙河等河流洪水泛滥，安州受水灾严重，“本境南北堤亦有溃决，沿河沿淀村庄，皆平地漫水数尺[6](P2144-2145)。”

二、白洋淀的整体面貌

白洋淀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地区。入淀河流数量之多，以及河流含沙量大，每到雨季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泥沙淤积，河床抬升，冲垮堤坝，对淀区及周边人民造成严重的灾害，人民备受煎熬。在给淀区人民造成灾害的同时，它也为这里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充足的水源、沉淀的泥沙带来庄稼、芦苇、渔业所需的丰富营养物质，有利于农田、渔业、蓆苇业的发展，造福了一方人民，使白洋淀显得那么繁荣，成为一个集粮、苇、渔、航为一体的湖泊经济区。正如《历数沧桑话安新》中所言：“如果把华北平原比作美丽的王冠，那么，白洋淀便是镶嵌在它上面的一颗晶莹透亮的明珠。这块明珠似玉的宝地，历经沧桑。旱涝之年，民不聊生，使这块珠玉黯然失色；天时得当，人民辛勤耕耘、颇得渔米之利，又使这块珠玉尽管在阴云密布之下也还是能放出一点异彩[7](P1-2)。”

清朝初年，直隶地区水涝灾害多发，河流泛溢，白洋淀水流泛滥，殃及人民。鉴于此，政府大力进行水利建设，治理水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中央提出开挖引河，疏浚河道使诸淀泊相通，围堤造田等方案治理水患，这些治水措施被以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大力治理白洋淀。通过开挖沟渠、围湖造田、修筑堤坝等使得白洋淀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淀内沟壕纵横相连，田园、苇地星罗棋布，散落于淀中。这不仅减缓了灾害带来的损失，同时为农田、苇席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白洋淀地形复杂，有其独特的地理风貌，水淀台地分布较多，淀中村庄、农田苇地、沟渠等纵横交错。每次大水过后，人们在淀中开挖沟渠引水灌溉，淀中地势较高的地方涸出淤地，许多陆地突出形成大小不一的岛屿，面积较大的岛屿上面居住着农户，人们在淀中开挖沟渠引水灌溉，修筑农田，小的岛屿上面长满芦苇，“沿淀淤浅之地，民间侵占为田，渐成村落[8](P330-351)，”“其中稍高之地，筑室而居，村落相望[1](P2668-2670)。”经过历代的发展与对白洋淀水患的治理，这些使得白洋淀分为140多个大小不同的淀泊和3700多条沟壕，淀内沟壑纵横，村庄、农田、苇地交错纵横，其中“50%为水体，36%为苇田，14%为村台，淀内村台一般在9～10.5米之间，淀内园田有72%，高程在8～9米[9](P33-46)。”

白洋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据考古资料可得，早在大约4 000～5 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安新县西的留村附近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人们为了寻找水源，“沿着古拒马河冲积扇脊部迁徙到白洋淀周边居住[10](P4-6)。”淀区人民依水而居，有的依靠在淀边的堤岸上，有的在淀中面积较大的岛屿上建房居住，村庄有淀边村庄和淀中村庄之分，“淀区纯水村34个，半水村38个[11](P105-107)，”形成一种孤岛与半岛交错分布的独特的地理风貌。淀边村庄有端村、北冯村、关城村等，它们往往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依靠堤岸，发展为码头、市场，运输往来物资，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淀中村庄有郭里口、王家寨、圈头村等，自古以来这里的村民“依水而居，以水为生，出行皆以船代步，与外界的交通联系不便[12](P129-130)，”粮食、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大多需从外地购买。

总之，白洋淀在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村庄、田地、沟渠等交错分布的景象，人们依水而居，以水为生。

三、白洋淀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白洋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人们形成了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淀区人民主要以捕鱼、织蓆为业，同时兼种农田。

淀区“鱼肥蟹鲜，渔船如梭，台田淀畔，稻谷飘香[10](P4-6)。”淀区捕捞渔民分为专业和兼业两种，“生活在纯水村的为专业，以捕捞业为生，淀边村的为兼业渔民，兼业渔民为农渔兼作，农忙季节种庄稼，农闲季节捕鱼，兼业捕捞船只占专业一半左右[13](P89-100)。”白洋淀,在新安县南十五里，周围六十里，“人以水势汪洋故名，内出鱼藕以利军民”；烧车淀，在新安县东北一十里，周围三十里，“内产鱼藕菱芡以益军民[14](P19-20)。”白洋淀所在的保定、天津、河间等地“饶菱蒲鱼鳖之利”，有以捕捞为业的渔民，靠“捕鱼贸粟”维持生计[15](P142-143)。渔业的发展，满足了淀区人民自身的需要，以及对周边地区的供应，同时将剩余的物品拿到集市上换取粮食等日常生活物资。

淀区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编织苇蓆的传统，苇蓆种类样式繁多,遍及周边广大地区。“明、清时盛产于安州、老河头一带，其贸易遍布直隶及关东口北[16](P1157-1158)。”但是，历史上白洋淀常年遭到洪水的影响，积水严重，许多土地盐碱化程度高，土地贫瘠，比如，新安县西部障水埝地区、安州、关城、端村、南冯等乡多壤质盐化潮土，水区为草甸沼泽土，这都不利于农田的发展,相反为芦苇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促进了白洋淀苇蓆业的发展。再加上每到丰收之时，一遇大水往往歉收，淀民只好另谋生路。丰富的芦苇便为淀民提供了谋生的手段。白洋淀诸淀泊，每当夏秋大雨盛行，河水暴涨，众流东下，“膏腴变为舄卤，菽参化为萑苇[1](P2615-2616)，”“万顷田禾俱为萍梗，是故三二年间，民皆薪芦苇，而饭鱼虾[17](P16-17)。”淀区人民织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灾害所迫，为了谋生，而采取的一种自救措施，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大水，安州境内各堤埝被水冲垮，四周汪洋一片，大量灾民“行逃于外境，织蓆为食[4](P39-42)，”每当淀水泛溢，周围庄稼皆被淹没，积水在短时间内难以排除，无法继续耕种，“故除织蓆一条生路别无活计[4](P76-77)；”淀区地势低洼，常遭水患，“居民粒食维艰，赖有河下芦苇，妇女织蓆为生，稍免冻馁[4]248-249)。”淀区的环境有利于渔业与苇蓆业的发展，它们不仅用于淀民自身的消费，除此之外还运往天津等地。白洋淀的渔苇生产，不仅是淀区人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且是北方重要的淡水养殖业的生产基地[18](P591-592)。”

淀区地势较高的地方，灾后往往涸出淤地，人们开挖沟渠，引水灌溉，围筑农田。白洋淀地区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农田耕种，其粮食生产不仅满足当地的需求，而且用于补给边疆军需供给。宋代何承矩经营保定时，在白洋淀“大兴稻田，蒲苇鱼蛤，充牣其中。外限契丹戎马之足，内助边饷之不给[1](P2653-2654)。”“明弘治前，地可耕而食，故四围征粮中俱系牧马场，鱼课籽粒之地[4](P333-334)。”嘉庆《大清一统志》对白洋淀有所记载：“相传明宏治以前，其地可耕而食，中央为牧马场，自正德间杨村河(潴龙河)決入，始成泽国。”

白洋淀淤地的开垦得益于政府的鼓励，政府允许在河淀低洼地带，适于耕种的地方“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19]，”地方官吏、胥吏不得勒索阻挠。除此之外，民间效仿自发的开辟农田也在进行。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二月，云祥建议“治水营田”，很快成立了“营田四局[10](P16-23)，”在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营田的推动下，淀区人民开辟了数千顷稻田。仅就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营田数量就以达到相当多的程度，据总理水利营田事务怡亲王允祥等奏疏，自政府倡导营田以来，白洋淀所在安州、新安等州县“稻田七百六十顷七十二亩[2](P210-211)，”民间自发营田数量更加可观，如“安州、新安、任邱等三州县，二千余顷[20](P589-590)。”自实行营田以来，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与民间自发营田的努力下，白洋淀淤田得到快速地发展，尤其在乾隆以后得到快速地发展，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命令将淀泊河滩地分给附近贫民耕种；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淀区淤田涸复，允许居民垦种纳粮,此后民间私营田地更加频繁。

总之，淀区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比较多样，多种方式混合经营，种植业、渔业、苇蓆编织业等集为一体。苇蓆业和渔业是淀区人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利用便利的水源条件发展渔业和苇蓆业，弥补了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除了供应自己生活所需之外，他们生产的苇蓆、捕捞的鱼产品运往外地，以及到市场上进行销售，以换取生活所需物资，维持生计。

四、村庄集市的发展

“河水之利，利农商也。商得河道易于转输”，“农得河道易于灌溉[4](P23-24)。”淀区村庄集市的发展得益于便利的水上交通，白洋淀是连接天津与保定的中间纽带，往来船只络绎不绝，成为了两地货物贸易的集散地。淀区的渔业产品、苇蓆等得以便利的运往周边地区及外地。同时淀区人民也可以通过便利的航运条件从外地运来粮食、蔬菜等日常生活物资。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吏部尚书刘于义和直隶总督高斌勘查直隶水情，开挖引河，并修建水闸，将唐河引入府河，保定定新闸与安州膳马庙之间修建水闸六座，这样不仅治理了水患，同时便利了航运。保定经府河，横穿白洋淀，直达天津，使天津到保定通航达百余年，促进了京、津、保地区物资的交流，经济的发展。随着这些治水措施的实施，航运的便通，安新的新安、安州、赵北口、端村不断地发展，形成水陆码头，“桅杆林立，舟船云集，繁华热闹。每天，成百吨的物资运往各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10](P16-20)。”这样，淀区周边的许多村庄经过历代的发展，到清末民初时，安新等地每天有往返于保定、天津之间的客货轮船。境内许多村庄，如新安、安州、北六、赵北口、端村、同口、北马村等处发展成为水陆码头，“桅杆林立，舟船云集，繁华热闹，有骆驼(山货)、大车、小担会聚码头，运往天津及各地[10](P23-31)。”

白洋淀的航运便利，为淀边村庄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有的村庄早在宋时就已成为集市码头，进行与外地的贸易运输，安新县王岳村，村南的排水沟是当时的运粮河；北马村是当时运粮河北岸的一个码头。淀区各村镇的集市时间不相一致，有“一、六集”“二、七集”“四、九集”等，便利的交通为集市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吸引周边的客商往来与此，附近客商至此，不过一船之便，他们买卖货物，“下船即到市，下市即上船，全无转运之劳车牛之费[4](P33-34)，”极其便利。“每到集日，淀里、河里赶集的船只络绎不绝，赶集的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好不热闹[12](P99-100)，”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综上所述，白洋淀经过历代的发展变化，已经改变了其原来的面貌，其面积不断缩小，淀中村庄、田地、沟渠等交错分布，这不仅是由于自然原因，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白洋淀在灾害时，带来的是巨大的损害，民不聊生。灾后又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围湖造田，芦苇丛生、禾田丰茂、渔业繁荣，造福一方水土，有“华北明珠”“日出斗金”的美誉。淀区人们不是单一的从事于一种职业，而是耕地、渔业、手工业等为一体的混合经营方式。淀区人民有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淀边村庄与淀中村庄之间各有不同，淀边村庄依靠岸边水陆交通便利的优势，农、渔、苇蓆业得到不断的发展，市场繁荣，出现了一批码头城镇。而淀中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甚少，他们出行不便，日常生活用品都得从外地购买。总而言之，特定的地域环境造就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

注释：

① 王会昌：《一万年来白洋淀的扩张与收缩》(《地理研究》1983年第2卷第3期)；孙文举：《安新苇席生产史略》(《河北学刊》1984年)；朱宣清、施德荣、何乃华等：《白洋淀的兴衰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河北省科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张淑萍、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1989年第44卷第1期)；孙冬虎：《白洋淀周围聚落发展及其定名的历史地理环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何乃华、朱宣清：《白洋淀形成原因的探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年第10卷第1期)；吴忱、许清海：《“演变阶段”与“成因”不能混为一谈——也谈白洋淀的成因》(《湖泊科学》1998年第10卷第3期)；舒伟：《近代白洋淀特色经济述论》(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石超艺：《明代前期白洋淀始盛初探》(《历史地理》2012年第26辑)；石超艺：《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的变迁研究——兼谈与白洋淀湖群的演变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27卷第2辑)；常利伟：《白洋淀湖群的演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只列举这十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1](清)贺长岭，魏源.清经世文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清)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M].许道龄，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3]王建革.清浊分流：环境变迁与清代大清河下游治水特点[J].清史研究，2001，5(2)：33-42.

[4]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34)[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101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安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新县文史资料(第1辑)[M].政协安新县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6.

[8]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9]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文史集粹(风物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10]安新县交通局编史组编.安新县交通史稿[M].安新县交通局编史组，1988.

[11]曹广志.燕南赵北的民俗与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12]田素宁主编.安新县文史资料(第5辑)[M].政协安新县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2007.

[13]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19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4]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弘治保定郡志(卷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严兰绅主编.袁森坡，吴云延著. 河北通史(清朝.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6]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市县概况(下)[M].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

[17]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雄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8]《河北经济手册》编写组.河北经济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19]薛刚.从人口、耕地、粮食生产看清代直隶民生状况——以直隶中部地区为例[J].中国农史，2008(3)：60-68.

[20]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编写组.河北古代历史编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River and Lake Area in the Baiyangdian

WANG Yongyuan, TANG Yanjie

(DepartmentofHistory,HebeiUniversity,Baoding071000,China)

Baiyangdian, also known as Xidian, located in the Taihang Mountain in Yongding River and Hutuo River, is the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in Northern China plain. The Zhulong River, Xiaoyi River, Tanghe, Fuhe, Caohe, Baohe, Pinghe and other rivers flow into Baiyangdian, which is called “the end of nine rivers.” Its complex water environment made the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frequently in the history of Baiyangdian, which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of the lake district people. However, after the disasters of Baiyangdian,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made people’s formed a special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style, which were a integrity of various ways, such as farming, fishery mixed operation, reed mat weaving industry.

Baiyangdian; river; water environment; social development

2016-10-16

王永源(1989-)，男，内蒙古阿拉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汤艳杰(1992-)，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考古学。

K928.43

A

1009-9735(2017)01-01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