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佳

论门罗《亲爱的生活》中的理性诉求

张佳佳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生活是门罗作品中的常见主题，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探究《亲爱的生活》中静水流深的生活镜像之下的理性诉求，包括个人对权力的诉求、家庭对和谐的诉求以及社会对再生产的诉求。对《亲爱的生活》的理性反思也折射出门罗对现代社会理性吊诡的反思以及对重建交往理性的召唤。

艾丽丝·门罗；生活世界；理性

《亲爱的生活》（以下简称《生活》）是艾丽丝·门罗2012年出版的作品，该书一经出版，就获得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华盛顿邮报》评论凝练地概括了《生活》的主题：“没有人能像门罗那般擅长，用最不经意的举止，最细微的语言的变奏来描画爱的瑕疵，生活的困顿失意以及蛰伏其中的残酷和背叛……”。门罗像是一个心灵惠巧的魔法师，神奇的笔触游走于生活边际，撷取生活的碎片勾勒出一段段生活寓言，将生活及心灵深处难言的隐秘蕴于其中。

门罗在这部作品中洞察了父母子女，男人和女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折射出她对20世纪战后社会现状的理性反思。与此同时，门罗细致地构建了战争背景下社会个体复杂衍变的内心世界，凸显了其对个体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的关注。这就呈现了门罗与社会哲学大家哈贝马斯共同的生活世界。哈氏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他接手了韦伯的社会合理化问题，并且认为重建交往理性才是改良资本主义的良方。门罗执意描绘的生活大观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因此具有显性的亲和性。对于门罗的最后一部作品，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还鲜有从社会学角度探讨门罗对现代生活中交往关系的理性反思与建构。因此，本文试图以《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切入点，探究门罗故事中潜藏在生活背后的理性诉求。

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对父权的批判和女性身份的诉求

尽管门罗并非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但毋庸置疑，她的笔尖始终围绕着女性和女性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展开。《亚孟森》里的薇薇安和玛丽就很好地诠释了门罗对父权和女性身份的反思。福克斯医生是作为一个鲜明的父权制代表出场的，作为一个偏远地区的主治医师和特殊患病儿童的教育负责人，独立决定医院的运转和患肺结核儿童的教育方案，面对从多伦多来的年轻教师薇薇安，他的态度总是警惕的，言语中的嘲讽与刻薄令薇薇安感到气愤和不安，然而当他对薇薇安产生好感时，没有正式的邀请，他就自主决定了他们的约会地点，在发生关系后，福克斯一句“我真的打算和你结婚”（艾丽丝·门罗，2014）53，就决定了两人的订婚，但又为了掩人耳目取消了婚礼仪式。在父权制体制下，原本思想独立的薇薇安也逐渐被成为一个“有男人的女人”的角色所吸引，变得越发被动和依赖。尽管薇薇安一再妥协，福克斯还是在薇薇安满怀对婚姻的无限憧憬时残忍地宣布他做不到，并且在薇薇安心碎茫然之际迅速地安排薇薇安返回多伦多。

当薇薇安告诉福克斯自己接受了小女孩玛丽观看演出的邀请时，福克斯断言演出很糟糕，而当玛丽在两人约会时登门补演自己的曲目时，福克斯的言语令人咋舌：“够了…我说。够了…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饭。你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得到邀请。”“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自怜自哀而扑倒在雪堆上冻死了。”（艾丽丝·门罗，2014）51-52这段福克斯和玛丽之间的争吵既呈现了福克斯粗暴的父权形象，也隐现了玛丽身上莫可名状的野性。虽然玛丽看似比薇薇安争取了一些自主和独立，但她也变得冷漠自持和粗粝，这种女性气质的异化可以视为对福克斯身上所彰显的专制父权的影射和控诉。他一直在努力迎合社会上的“男性总应该是做决定的，主动的，无所不知的”要求。门罗在故事中所呈现的交往病理揭示了“在一个父权制的世界里，女性要想争取个人主权，就必须有所妥协和失去。”（Zehelein，2014）17然而，“达成妥协根本就不是对有效性要求的话语兑现。”（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35薇薇安和玛丽的遭遇表征了父权对女性的压制，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是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亚系统和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亚系统入侵了以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破坏了日常生活实践，引发理性与自由的关系失调，最终导致生活世界不能合理再生产。

门罗在《生活》中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施以重墨。《庇护所》中的道恩姨妈和莫娜也为读者提供了窥探父权制社会的缩影。贾斯伯姨夫是一个白手起家，医术高明的医生，在社区里为人谦和，受人尊敬。然而，在家里他却是一个十足的王者，道恩姨妈完全臣服于她的丈夫。当“我”和姨妈谈论起姨夫对音乐的看法时，姨妈说他喜欢“某种更加老派的音乐”当我问“那你喜欢什么呢”，姨妈则说：“我几乎什么都喜欢”，（艾丽丝·门罗，2014）109-110然后就不愿意再说，而是给了我一个甜美的紧张的笑容，就像问姨夫觉得晚饭怎么样的笑容。这个对话呈现了门罗对女性权利和身份的理性反思。道恩姨妈并不是真的缺失理性，而是让自己的女性意识处于休眠状态。姨夫的权威压制了姨妈天真活泼的性情，在父权制的钳制下，她选择压抑自己的兴趣，保持沉默，隐藏其真实的自我意识。她对权力的渴求可以从她瞒着丈夫，邀请邻居和丈夫厌恶的音乐家身份的妹妹莫娜来家里做客的经历中显现出来。会面当天，当邻居就自己抢在女主人前面点了自己喜欢的曲子而表示歉意时，道恩姨妈则说，“哦不，不用管她，她什么都喜欢。”（艾丽丝·门罗，2014）114门罗在这里刻画的是姨妈对暂时女主人身份的满足和陶醉，脸红则显示自己承受了少有的认同而兴奋不适，同时也暗示了内心潜藏的对权力和身份的渴求。

《离开马弗里》中利亚的悲剧也是对父权的控诉。因为受到父亲的极端压制而处于可怕的孤僻和无知当中，然而在自己逃离家庭之后，对激情与自由不加遏制地追求最终导致自己被社会驱逐。故事中另一个女主角是受人爱慕兼艺术家气质的伊莎贝尔，她勇于反抗社会规约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既是对当时父权制社会的反抗，也凸显出门罗对女性追求自由幸福权利的赞许。相比利亚艰难处世的境遇，伊莎贝尔抵住流言和偏见，与丈夫相濡以沫，彼此善待。所以伊莎贝尔在门罗笔下是一个理性追求生活幸福的女性角色，对伊莎贝尔的刻画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消解，而门罗通过呈现理性和非理性的女性人物的不同境遇不仅表达了对父权的批判，也表达了对合理性行为的召唤。

二、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对家庭和谐关系的诉求

门罗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理性和非理性、跟随本能还是自我约束之间徘徊。家庭是社会王国的一部分，也是交往行为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场所。门罗对生活世界的理性反思正是通过其执意描绘的家庭生活辐射开来的。《漂流到日本》通过呈现一位母亲个人主观世界的挣扎，折射出日常生活实践中一种病态的家庭交往模式。丈夫彼特是一位克制严谨的建筑师，格丽塔则是一位追求激情和自由的诗人，醉心于对激情的渴望与自己主妇角色之间的彷徨，格丽塔一直在幻想与真实之间游离而倍感压抑。当她选择逃离并且在火车上因为自己的私欲差点丢失女儿时理性才得以回归，遗失孩子的恐慌与负罪感让格丽塔开始反思，自己对丈夫和女儿有所保留，对激情和身份的追求剥夺了原本属于孩子的关注，自己只是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然而当火车抵达目的地，格丽塔遇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幻想对象时，她努力建构起来的理性也最终崩塌。

门罗通过刻画一段婚姻疲软期的家庭危机反思了家庭当中沟通与共识达成的重要意义。“任何一种沟通可以说是主体间为了相互承认语境而相互合作解释过程的一个部分。”（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69“解释（Interpretation）的核心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协商对共识的语境加以明确。”（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84然而丈夫沉默寡言、宽厚包容的性格让格丽塔感到生活的平淡乏味，话语的缺失无益于家庭中交往理性的建构。交往理性概念即是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10格丽塔和彼特本来应该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但是却没能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协调起来。所以导致家庭内部沟通和共识的失败，才促使格丽塔冲破理性约束而逃离家庭。

《沙砾》可以看作是《漂流到日本》的重演和恶化。同样是一位飞蛾扑火般追求激情与自由的母亲，放弃体面优渥的生活，带着两个孩子与一位地方演员私奔。故事中的小女孩卡萝尽管内心承受着莫可名状的熬煎，在家人面前依然表现得乖巧懂事，却仍然不能吸引母亲的关注，受到冷落的她只能从宠物狗身上寻找安全和慰藉，这与门罗的另一部作品《逃离》中的卡拉从小山羊弗洛拉身上寻找慰藉也有相通之处。这种在动物身上寄托感情的行为实际上映射了生活世界异化的交往关系。当卡萝最终溺水身亡，一切关系都分崩离析，母亲的理性才渐渐回归，学会务实和担当。故事中同时将狗身上体现的人性和人的非理性进行对比，狗在远离城镇之后回归自然和本性，人在追求激情和自由的过程中却遗失了理性。“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够得到现存的规范语境的接受，既不感情用事，也不目的用事，而是努力从道德角度对争执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并加以调节和达成共识”（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18就是合乎理性的行为。卡萝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对母亲缺乏理性的映射，故事中的“我”梦中频现卡萝骄傲和胜利的表情，实际上是卡萝通过死亡表达了对和谐家庭的渴求。

《多莉》和《夜晚》则通过呈现一种和谐的家庭交往模式凸显出门罗故事中少有的暖色。前者描写了一段迟暮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与一个挨家挨户推销化妆品的同龄女人渐渐交好，却意外发现，这个女人与自己丈夫在服兵役时期曾经有过一段速食爱情，因此陷入无限遐想，自我纠结和折磨，甚至离家出走。然而所幸最终顿悟，双方坦诚沟通，实现了“和解”。这也折射出门罗对家庭中交往理性的召唤。“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与相互承认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于尔根·哈贝马斯，2011）376和谐的家庭生活方式即体现了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夜晚》中的“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因为患病导致连夜失眠而在夜里独行排遣心中的不安，面对成长中的迷茫和焦虑，她对父亲袒露了心迹。父女之间及时有效的沟通促成了父女间的情感同盟，也实现了自由平等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家庭交往中，“父母的输入”对于孩子的身份建构和心理图景的形成“有着更集中而持久的影响”（Zehelein，2014）111。交往理性是一种为爱护航的心灵秩序，只有首先回归家庭，重视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共识力量，才能促进交往理性的建构，实现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内在关系的和谐也关乎社会的呼吸与演进。社会成员间的交往关系是否和谐对于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整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再生产：对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诉求

《生活》中的大部分故事都被置放于二战的背景下，以一个年长者的回忆口吻娓娓道出。门罗通过刻画社会环境与个人身份的纠葛呈现了20世纪战后加拿大小镇破碎的生活图景和淡漠疏离的人际关系，借此表达对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一体化的反思。《骄傲》中的叙述者“我”因为自己天生的兔唇而成为一个孤立的边缘化个体。虽然叙事者表面上因为能够赚钱独立过活而骄傲，然而当自己见证了战争中大面积的死亡时却袒露，“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半是恐惧半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兴奋。所有人都变得平等——我不得不说，突然之间，和我一样的人，比我更艰难的人，以及那些普通人，大家都变得平等。”（艾丽丝·门罗，2014）131这些内心独白实际上披露了他内心的自卑，渴望平等，渴望爱和归属。表面的骄傲只是他抵御社会偏见和被边缘化的“自我捍卫”（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371。可见战争扰乱了社会常态，作为个体的社会参与者更容易被边缘化而不是实现社会化。

《火车》同样也淋漓尽致地演绎了社会环境与个人身份的纠葛。门罗在一次访谈中承认《火车》与《逃离》的相似，故事中的主人公杰克因为童年的阴影和战争中遭受的心灵创伤一直徘徊在社会边缘，以逃避的姿态来面对生活世界。女主人公贝尔在手术后顿悟了人性，对杰克逊坦露了心底的隐秘，可谓“言出心生”（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289，然而杰克逊却拒绝承认贝尔言语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他虽然表面上回应称贝尔的话并没有让自己觉得尴尬，然而实际上，贝尔的揭秘同时也掀起了杰克逊童年不堪的回忆。他并不认为“这是人性的错”，一句话就能弥补自己内心所遭受的最不愿面对的创伤。作为社会关系的参与者，交往双方必须通过自愿承认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来确保对事情的真正理解，即只有合作，才能实现沟通和共识的目的。但是杰克逊没有争辩，也没有合作，他和贝尔也就不可能达成共识。童年时期不能说的秘密成了他毕生所背负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安宁的空间逃避情感纠葛，寻找一个能为像他一样边缘化的“异类”提供的庇护所，排斥与他人的社会关联，自然无法实现个体的社会化。

“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再生产，实际上就是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一体化的互动过程。”（张向东，2007）个体的社会化需要个体通过学习机制进行反思，将生活世界的前背景知识内化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而个体的反思是通过语言交往进行的，只有通过以达到沟通为目的的语言交往，才能将生活世界的背景性知识转化为合理化的、现实的行动规范，并在交往实践中产生新的发展。门罗笔下的艾达和贝尔通过个体积极的反思和沟通，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接受了生活，走向成熟和理性，实现了个体的社会化，而身患兔唇的“我”一直逗留在原点，踟蹰不前，杰克则一直在逃离的路上。社会的整合需要社会的“交往参与者相互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由此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308在交往中达成的共识就是合理化的结果。“交往行为网络依赖的是生活世界的资源，但同时又构成了具体生活方式的再生产中介。”（于尔根·哈贝马斯,2011）368

四、结语

门罗在《生活》中通过描写各种交往关系，一定程度上还原了20世纪战后加拿大小镇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揭示战争和社会的变迁对于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的影响。通过反思个人对权力的诉求，家庭对和谐的诉求以及社会对再生产的诉求，折射出门罗的社会哲学视野，表达了其对个体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的反思。文本中所揭露的现代交往的困境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交往理性的召唤。

《生活》是门罗对理性进行社会实践考察的载体，体现了日常生活与思想的强烈的诗性品质和对瞬间的鲜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可视为现代性与交往理性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回应，也诠释了门罗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具有恒远的价值魅力。门罗身处后现代文学时期，却对现实主义作品情有独钟。她是一位“逆流而上”的勇士，是一位捍卫启蒙理性的英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门罗王国中决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善良意志，尽管笔下大多揭示的是人生隐含的悲剧，但其作品向我们昭示的却是通向生活本真与美好的希冀。就像门罗在接受粟野的访谈中所言“‘亲爱的生活’像是一种愉悦的妥协，当你说‘亲爱的’——这个词的时候——它反响的不是悲伤，而是一些宝贵的东西。”（Awano，2013）尽管生活中有背叛、悔恨、疾病、衰老和伤痛，生活依然是可爱的、美好的、珍贵的。门罗为我们诠释了一种别样的英雄主义，即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把握素年锦时，珍惜似水年华就是门罗所有故事的教益所在。

艾丽丝·门罗.2014.亲爱的生活[M].姚媛,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51-131.

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0-371.

于尔根·哈贝马斯.201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368-376.

张向东.2007.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9.

Eva-Sabine Zehelein,eds.2014.For(Dear)Life:Closing Readings of Alice Munro's Ultimate Fiction[M].Berlin:Lit Verlag, 17-111.

Lisa DicklerAwano.2013.An Interview withAlice Munro[J].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89,(2):180.

Rational Quests in Alice Munro’s Dear Life

ZHANG Jia-jia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ractLife is a recurring theme in Alice Munro’s oeuvre.This paper studies Munro’s rational pursuits in that seemingly ordinary and simple but in fact complicate and unpredictable life in Dear Lif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including individual's quest for power,family's quest for harmony and society's quest for reproduction.Munro’s reflection on Dear Life shows her thought on rational paradox in modern society and her wish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rdsAlice Munro;Lifeworld;reason

I106

A

1671-055X（2017）01-0016-04

10.16595/j.1671-055X.2017.01.005

2016-03-29

张佳佳（1991-），女，河南上蔡人，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Email：115119738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