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芝

（1.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400031；2.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从馆臣漏辑大典本宋集篇目看清代官学约束

张晓芝1，2

（1.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400031；2.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四库全书》大典本文献是四库馆臣辑佚的重要成果，然其部分成果是“残缺”的。研究发现，《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篇目颇多缺漏。以现存的《永乐大典》考辑，四库馆臣所遗漏的条目不下1 800条，这些条目绝大部分是馆臣刻意漏辑或“放佚”的。乾隆“无关典要”者不辑的谕旨，从根源上造成了大典本宋人别集的缺失。馆臣以“弃瑕录瑜”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扩大式”删削，进一步造成了宋人别集的损失。学术屈从于政治，成为《四库全书》纂修的重要官学约束。

《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宋人别集；漏辑；官学约束

清修《四库全书》时，辑佚了部分《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共辑出522种书籍，其中385种刊入《四库全书》，127种予以存目。在刊刻的近400种古籍中，集部辑佚书共有164种之多，其中宋人别集128种，占集部辑佚书总数的78%。然大典本宋人别集的辑佚有诸多漏辑的情况，综合考察漏辑的宋人篇目，发现清初存在着“纯学术”和“官学术”两种学术理路。以《四库全书》纂修为研究基点，两种学术理路的博弈以“官学术”的胜出告终。《四库全书》漏辑大典本宋人别集篇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的也是官学的胜利。官学思想的确立，使得《四库全书》的纂修从根本上成为一种官方思想控制行为。

一、“无关典要”：圣谕对大典本宋集的“放佚”原则

乾隆谕旨是《四库全书》纂修的最高指示，馆臣依旨办书，将乾隆主见集中反映在书籍辑佚与提要纂写中。自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上奏校核《永乐大典》后，三十八年二月初六乾隆下谕办理《永乐大典》辑佚书，谕云：“今就各门汇订，可以凑合成部者，亦足广名山石室之藏。”[1]55二月十一日乾隆再次下旨，先指斥《永乐大典》纂修体例不当，后指出“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若准此以采撷所登，用广石渠金匮之藏，较为有益”[1]57，并详加传授办书之准则，“除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义无关典要者，不必再行采录外，其有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出（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指，叙列目录进呈”，“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祇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1]57-58。这是乾隆对大典本所有古籍的评判标准，而宋人别集辑佚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多依此谕。由于圣旨严明“无关典要”者不辑，倘有流传很少而又“启牖后学”之书，还要撰写书中大旨，列出目录供乾隆定夺，因而馆臣所辑宋人别集存在诸多缺失。

本是纯学术的工作，由于乾隆谕旨的干涉，加上了诸多限定条件，四库馆臣畏首畏尾，造成诸多缺陷，如体例不周、遗漏甚多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曾著录《永乐大典书籍散篇目》一书，今不可见。然参考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以及郭伯恭《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一览表》等专文发现①，“无关典要”之书未被辑佚，馆臣所辑之佚书也的确在社会上流传极少，有些甚至是佚失的古本。这些古本是《四库全书》的精华部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也成为清初官方学术鄙陋的表现之一。一万余册（乾隆时清点已少一千余册）、两万余卷的《永乐大典》仅辑出三百余本“有益视聪”之书，绝大部分皆湮没无存，这是中华文化的巨大损失。在乾隆谕旨的强压之下，距清朝已有近千年历史的宋代文集，也不可避免地被挑出不合统治者心意的违碍之文。加之乾隆授意“今诸臣从事厘辑，更系弃多取少，自当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诮汗青无日”[1]58，要求从速办理，辑佚工作的诸多失误在所难免。栾贵明先生辑有《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一书，其中馆臣漏辑宋人别集者占到九成。而栾氏所辑也只是依据现存的《永乐大典》本②，倘若以清乾隆间所存大典本辑佚，恐辑佚数量数倍于此。

官学思想以“典要”为重，辑佚之书的著录谨遵谕旨。乾隆三十八年要求辑佚书籍当“弃多取少”，留其精华；乾隆四十年又详加披阅馆臣所进《永乐大典》辑佚散篇，颁旨《谕内阁〈学易集〉等有青词一体迹涉异端抄本姑存刊刻从删》。其谕曰：

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披阅，内宋刘跂《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前因题《胡宿集》，见其有道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旧。今刘跂所作，则因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抄本不妨始（姑）存，刊刻必不可也。盖青词迹涉异端，不特周、程、张、朱诸儒所必不肯为，即韩、柳、欧、苏诸大家，亦正集所未见。若韩愈之送穷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假托神灵，游戏翰墨，不过借以喻言，并非实有其事，偶一为之，固属无害。[1]474

此旨主要是针对宋人别集中青词、道流祈祷之文所发。评判标准是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所作之文，以及韩、杨、欧、苏诸大家文集。以周、程、张、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的是崇道抑文，反对形式主义的各种文章以及佛、老之文。两宋理学家创立的是“明体达用”之学，其实早在周、程之前，石介就把文章、佛、老并称三怪，强烈批判浮夸的文风，崇尚儒家之道，认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2]。乾隆推举周、程、张、朱等人，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出发，是有其深意的。韩、柳、欧、苏是文章大家，其所作之文是后之典范。韩、柳古文运动贬抑时文、崇尚六经，在文与道的张力中，强调道的方面，要求思想与文字即内容和形式都回归原来之经典形态，即所谓的“尊经”。乾隆谕旨即是从尊经的角度出发，维护的是程朱理学的地位，也是为了国家文化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不仅如此，“宋代儒学的复兴主要面对两个对立面，一是佛老，其中主要是佛教文化的挑战，另一是浮文华辞”[3]，谕旨所提到的青词便是浮文，它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李肇《翰林志》云“凡道观荐青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4]。青词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形式要求工整，文字注重华丽。从青词特点来看，其不会也不可能被清朝统治者所接受。乾隆圣谕下达，馆臣立即忙于删除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宋人别集中的青词，《四库全书总目》宋刘跂《学易集》提要即云：“今恭承圣训，于刊刻时削去青词，以归雅正。”[5]133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只著录《学易集》八卷，无一篇青词，栾氏所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也未见，也就是说现存《永乐大典》本已经不存刘跂所作的一篇青词了，其佚失已不可弥补。另，文渊阁本胡宿《文恭集》前有乾隆《御制题胡宿文恭集》一诗，通过此诗亦可窥见乾隆授意馆臣对胡集所进行的删削③，兹录全诗如下：

久曾割裂得全难，四库搜罗为复完（是书亦散见《永乐大典》中，经词臣采辑复成完本者）。如此立朝有本末，可教遗帙听彫残。既经呈览斯予事，自与发潜令彼安。通集原应俾钞录，至文乃合命镌刊。教坊致语宁忠告，道院青词实异端。去取之间系旌瘅，示兹大畧付儒官（胡宿文笔颇佳，允宜刊以传世，第集中兼及道场青词，殊乖正道，且代教坊致语及为内中侍御贺词，则尤为琐狎，自当存其正者刊行，全集钞存可耳）。[6]

此诗作于乾隆乙未（即乾隆四十年，1775年）仲春，通过诗中自注（见加点处），可知乾隆对青词以及教坊致语十分厌恶，于是命馆臣只将有益世道人心的“正者刊行”，全集钞存。文渊阁本《文恭集》中不见一首青词，然栾氏通过《永乐大典》辑有四库馆臣漏辑的六条文献中有《醴泉观雅饰真君圣像祭告青词》一道。词云：“伏以神泉有开，闲馆惟旧。绍营祕寝，修奉睟容。祗告于灵，尚监兹志。”[7]25此词虽无实质性内容，但就整部文献而言，这些青词、教坊致语、贺词等反映出政治与文学之关系，以及政治需要与个人创作时段的思想变化。四库馆臣漏辑所造成的文献缺失，使学者无法对作家进行“全豹式”研究。这样一来，所谓的“启牖后学”也只能成为托词。

二、“弃瑕录瑜”：馆臣漏辑及“扩大式”删削的借口

官学约束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阶级统治，体制中的个人言行皆服从于官方思维。馆臣作为直接服务于皇帝的人员，其工作性质是听从皇帝命令，按照皇帝的思想办书。在严谨的学术面前，乾隆与馆臣竟然达成共同的默契。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谕：“现在纂辑四库全书，部帙计盈数万，所采诗文别集既多，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弃瑕录瑜……该总裁等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1]474此谕所提的“弃瑕录瑜”一词成为馆臣速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的指南，馆臣以乾隆之言为准则，将皇帝的“群言雅正”与“鉴古斥邪”作为办书宗旨。在这个谕旨的背后，四库馆臣又添加了诸多本不该有的个人色彩。馆臣为了维护乾隆之言，在辑佚《永乐大典》之时刻意漏辑诸多有碍视聪的条目，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是媚乾隆之好，二是明哲保身。所以戴逸在引《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所言后指出，“这一官方的评判立场，给四库全书造成了重大的损害”[8]。仅从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宋人别集来看，馆臣根据乾隆谕旨实行的策略是“扩大式”删削。即除谕旨中明确指出的无益之作遵旨不辑外，在官方看来有涉异端的作品也不在辑佚范围之内。

四库馆臣在学术与政治两者间游离，最终倒向政治一边。为了能够使所辑文献做到“群言雅正”这一官学思想，馆臣所作所为甚至苛严于乾隆皇帝。在刘跂《学易集》提要中，馆臣讨好乾隆之行为可见一斑。提要云：“其《同天节道场疏》、《管城县修狱道场疏》、《供给看经疏》、《北山塑像疏》、《灵泉修告疏》、《仁钦升坐疏》、《请崇宁长老疏》以及为其父母舅氏修斋诸疏，皆迹涉异端，与青词相类，亦概为削除。重加编次，釐为八卷，用昭鉴古斥邪之训，垂万世立言之准焉。”[5]1337于是本该是十二卷本的《学易集》经过删削，仅剩八卷。另《四库全书》收有郑獬《郧溪集》，系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作三十卷，而库书及其提要皆为二十八卷，所遗失的两卷很可能与《学易集》有着相同的经历。异端之作与青词诸文成为统治者“鉴古斥邪”的刀俎之肉，馆臣在办理《四库全书》时似乎也扮演着卫道者的角色。宋翟汝文《忠惠集》，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十卷，《附录》一卷，在《四库全书总目》及其库书提要中并未提及辑佚中违碍删削的问题。然而，实际上馆臣并未将散落在大典中的《忠惠集》散篇全部辑出。现存的《永乐大典》中，共有四十条记录，而馆臣漏辑者有五条[7]210，其中就有《焚献三境上帝圣像青词》一首，《黄箓大醮五香盥沐词》一首。由此可见，馆臣是将此类词作直接舍弃而不加辑佚，直接原因就是乾隆四十年颁布的谕旨。据库书提要，《忠惠集》于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校上，于乾隆颁布不收青词谕旨已有6年，此旨早已深入馆臣内心，因而他们“弃瑕录瑜”的同时，不会另外详加说明。不仅如此，藏大英博物馆的《永乐大典》卷八千二十二“成”字韵，引有翟汝文《翟忠惠先生集》中《宋翟省试孔子集大成论》一文，四库本不存。此文语言恣肆，发抒己见，针砭时事，毫无隐晦，在馆臣看来也是“迹涉异端，与青词相类”之文，很可能也是直接删削不加辑佚。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说：“高宗谕限辑其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而本系现在通行，及属古书词意无关典要者，不辑；故结果，遂致弃多取少焉。且校辑时，馆臣复多就其中易为功者辑之。”[9]155郭氏所言的两种情形，加之馆臣刻意漏辑的行为，此三者造成《永乐大典》辑佚书籍多有遗珠之恨。郭氏在书中指出周永年为大典本辑佚书贡献不少，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仅以周永年一人之力辑佚大典文献，效果甚微，加之周氏不会违背谕旨，所辑亦会有所删削，这是不争的事实。服从于统治者的四库馆臣，同时也带有统治意识。除去谕旨明令禁止的青词、教坊致语等，其它漏辑的宋人别集篇目，很大程度上就是馆臣的“自我发挥”。他们一方面以己之意，严苛忖度，不合皇帝胃口的诗文篇章他们宁愿舍弃。如綦崇礼《北海集》，除了《温州景灵宫奉安圣祖天尊大帝圣像青词》不辑外，诸如《徽州天庆观奉安圣像奏告圣祖天尊大帝》《徽州天庆观奉安圣祖天尊大帝圣像》《朝请郎诰词》等文[7]226-227也不在辑佚范围之内。又如王洋《东牟集》，其漏辑的《僧画梅赞》《己未岁新复河南故地肆赦诸神文》三首、《祭大稷文》、《（祭）后稷氏文》等，明显也是刻意漏辑的。馆臣的这种“扩大式”删削不断膨胀，其结果还波及到其它非大典本宋人别集。宋韦骧《钱塘集》，四库著录的是汪如藻家藏本，原本十六卷，但汪氏藏本第一、二两卷原阙，实际应为十四卷，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撰写提要时即写明“十四卷”[5]138。而实际上，库书著录的《钱塘集》只有十二卷。另外两卷遗失在哪里呢？现在我们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找到了答案。翁氏《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介绍了此书的详细卷数及各卷内容，其中第十六卷是姻礼书、祝文、青词、墓志铭、行状、张璪行状[10]，与库书著录的《钱塘集》内容进行比对，发现第十六卷所有内容库书竟不存一字。很明显，馆臣是直接将此卷内容删除的。如果说姻礼书、祝文、青词是乾隆明令不存的文章，那么像墓志铭、行状这种自身具有极大史料价值的传统文体，馆臣径直删削，则是对文献的不负责任。

刻意漏辑与“扩大式”删削根源于“弃瑕录瑜”的乾隆谕旨。其中最有影响的还有旷日持久的禁书活动，“随着禁书活动的大规模展开，各地督抚为迎合乾隆旨意，往往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乾隆也察察为明，复加苛求”[11]。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馆臣是无力将青词和教坊致语进行全部删削的。以青词为例，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存有大量青词，散见于各书之中，如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九即有《唯室青词》1首[12]。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十三也有转引自《蓬山志》的《降青词》1首[13]。托名宋谢枋得所撰的《翰苑新书》是一部类书，其《别集》卷九中录有刘后村、方秋崖、戴象麓、吴雨嵓四人所作青词21篇[14]。宋苏颂《苏魏公集》七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言“《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作七十二卷，今本与之相合，盖犹原帙……今检是集，凡诸家所举各篇，悉在其中，足知完本尚存，无所阙佚”[5]1314，也许正是因为《苏魏公集》为完本，因而不得不将其所作的《中太一宫谢晴青词》等6首全部收录。这种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此书并非散逸书籍，与辑佚书有着很大的不同。高压政治下的辑佚可以不辑甚至删削，而作为一部完整的文献，若直接删削，四库馆臣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目的便会为后世所诟病，这也是他们所忌惮的。需要着重指出的还有宋王珪《华阳集》一书，此书系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刊于文渊阁库书之中，其中存有王珪所撰青词两卷一百二十一道[15]。如此大量的青词存在于大典本辑佚书中，是不可想象的。盖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中有青词、密词、道场文、斋文、乐语之类，虽属当时沿用之体，而究非文章正轨，不可为训，今以原集所有，姑附存之，而刊本则概加删削焉。”[5]1314如今所见刊本并未删削，这个矛盾如何解释，煞费纠结。按理乾隆谕旨应该严格遵守，不应有如此姑息。笔者认为，盖因辑佚者并非一人，观点或略存差异；抑或详校官、誊录官并未注意此书内容，从而导致大量青词存在。由此看来，这并不与馆臣所持的“扩大式”删削的意识相悖，而是疏忽所致。

三、学术屈从政治：宋集辑佚与官学思想之博弈

由于官学约束的存在，清修《四库全书》体现出学术屈从于政治的思想倾向。单单从《永乐大典》的辑佚来看，宋人别集的遭遇已然能够看出官学的片面性。官方确立的辑佚原则并不是要辑出所有散佚之书，而是加了诸多限制性条件。这些条件忽视了学术自身的客观性，主观意识的加入使得学术不再纯粹，更有甚者趋向于“谬误”。在官学的压力之下，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官学思想逐渐形成并畸态发展。清代本该是总结近两千年文明与文化的时期，终归由于思想的“相异性”以及统治者的文化“剥夺性”，导致清代文化处于一种迟滞状态。所以乔迅先生认为：“（清朝‘故事’）修正后的版本赋予清代一个崭新且更值得同情的形象，认为在这一历史时刻，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正与其辉煌历史形成的压力进行着抗衡。”[16]这种抗衡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违碍”诗文以及思想的清除，加之乾隆依靠文治治理社会的想法，以“文”为代表的文学、思想以及学术等皆被政治所改篡甚至同化。乾隆曾说：“钦崇至道，敷政教以淑群黎，法祖隆师，罔敢或斁，俾海内外无一夫不与被圣人之泽，朕志也。”[17]冠冕堂皇的圣人之教化，成为同化的借口。不仅如此，其在《御制文渊阁记》中将文治思想阐述得更加详细，对“稽古右文”进行了更高层次的补充，文曰：“国家荷天庥，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而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8]这样一来，学术这一探求客观真理的手段被彻底政治功利化。

辑佚工作是《四库全书》纂修期间重要的一环，散见于《永乐大典》已经失传的文献赖此方法得以重见天日。宋人别集的辑佚成果在《四库全书》集部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今天看来，馆臣的辑佚成果是大打折扣的。其将很多诗文篇章弃收，导致辑佚文献的再次缺失。弃收原因比较复杂，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政治因素，为维护统治的需要；第二，诗文本身不甚雅观，考虑到作者的身份以及声誉而不得不弃收；第三，《四库全书》誊录者因其繁琐，不全抄录；第四，刊刻流布未必求其全，刊刻者或求著者诗文概观可览即可。后两点是技术因素，与论题所言无涉，而且其导致文献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比较小，具有恢复的可能，暂不评论。前两点则可视为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危害在某种程度上是灭绝性的。以《四库全书》著录文献为例，《四库全书总目》与库书著录的卷数时常不同，这并不是四库馆臣一时疏忽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因素，抽毁、删削了部分卷帙。乾隆谕旨明言：“（王质《雪山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着交该总裁等重加厘订，分别削存，用昭评骘之允。”[1]474四库馆臣视谕旨为金科玉律，这一点可从于敏中写给陆锡熊的手札中看出，“前次取到《永乐大典》各本，曾据将著书人姓名及书中大旨，摘叙略节见示。此次送到各本并未见有另单，诸觉茫然，嗣后务仍开寄为嘱。再，此次取到之书，昨已发下《汉秘葬经》、《吴中旧事》、《金碧（璧）故事》三种，并谕皆非要书，毋庸刊刻。则《吴中旧事》亦可无须再行缮进，即在应抄之列，亦止须缓办。再检阅此书所载，并非前贤嘉言懿行，不过诗话、说部之类，似不应附于史部，应请再酌”[19]第四通，“盖所集四百余种，未必尽能凑合成书，亦未必尽皆有用”[19]第二十二通。于氏所言不仅口气与乾隆相似，观点更是出奇一致。所以，有学者言：“对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要推行某种政治方针，都必须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协作者，‘乾纲独断’，并不排除倚任辅佐之臣。”[20]统治者及其拥护者如此思路办书，文献缺失便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过程，辑佚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也被严重毁坏。

大典本宋人别集的辑佚与其刊刻、抄存以及删削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术被政治所压的同时，终归有部分人守住学术的底线，使得一部分文献能够完整留存。排除馆臣由于不甚仔细导致漏辑的非人为因素，现存《四库全书》中的大典本宋人别集有很多是极具文献价值的。虽然袁同礼在《〈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一文中指出了大典本的诸多缺陷[21]，郭伯恭也指出“大典辑佚本之遗憾”[9]157-162，但其自身价值不可否认。据曹书杰先生《〈四库全书〉中“大典”本辑目》一文查阅宋人别集[22]，又据《四库全书总目》及库书提要所论，发现馆臣辑佚的同时是将学术放在首要的位置，当学术（违碍诗文的辑佚）与政治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尽量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四库本宋夏竦《文庄集》三十六卷，馆臣辑自《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总目》说：“竦之为人无足取……盖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废矣，集中多朝廷典册之文，盖所长特在于是。”[5]1309“朝廷典册之文”乃官样文章，体制单一，形式古板，似不应在刊刻之列；而馆臣所言“不以人废文”“其文可取”就是一种著录策略，也是与官学博弈胜利的重要筹码。他们抓住了统治者的心理，因为冠冕堂皇的姿态方显官方的容忍大度，官方愿意被吹捧。当然，矛盾依然存在，据《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所辑的篇章来看，制体文在辑佚文中占据大量篇幅。以吴泳《鹤林集》为例，《四库全书总目》云：“谨裒辑编次，釐为四十卷。放佚之余，篇什尚多，亦可见其著作之富矣。”“放佚”之文到底有多少，仅据《四库辑本别集拾遗》考察，馆臣漏辑者有四百条。这四百条中，有三百九十余条是“制文”[7]285-402。如此多的制体文被排斥于刊刻的正本之外，的确不合情理，在书籍编纂这一学术问题上，政治因素的干预使得学术在与政治的博弈中，出现学术屈从于政治的结果。

大典本宋人别集辑佚的过失是官学约束造成的，屈从于政治的学术必定存在诸多瑕疵，研究《四库全书》大典本宋人别集不得不注意这一问题。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谕着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核《永乐大典》”开始，谕旨中业已暴露出辑佚的不客观性，所谓“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1]55，使得学术工作成为一种官方鉴定行为。同年二月十一日“谕内阁《永乐大典》体例未协，着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详定条例分晰校核”，也强调“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出（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指，叙列目录进呈，候朕裁定，汇付剞劂”[1]58。直到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乾隆详细御览进呈的《永乐大典》辑佚书，再次提出了“群言雅正，鉴古斥邪”这种表面宽容，实际上却极为严苛的辑佚原则。从大典本漏辑宋人别集篇目的官学约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的强压，导致辑佚的不科学，文献的缺失造成研究结论的片面。因而，重新审视《四库全书》所辑佚的大典本文献价值，是学术界亟需进行的一项工作。

注释：

①关于《永乐大典》佚书书目考证的专文有多篇，如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1929年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3/4合期；《〈永乐大典〉存目》，袁同礼题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或嘉庆二十年（1815年）统计《永乐大典》所遗留的底册，1932年12月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1期；郭伯恭《〈永乐大典〉考》一书附录有《〈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一览表》，据《〈永乐大典〉存目》所作；郝庆柏《〈永乐大典〉书目考》，收于《辽海丛书》。以上诸文所考大典本辑佚书可与现存文献比较，部分存世者或仅大典本而已。

②据栾氏所言，《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所辑佚文是根据中华书局1960年本《永乐大典》和此后该局由国内外新搜集到的六十五卷，以及分散多处的五张零页。此书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上海此书出版社影印海外新发现的《永乐大典》十七卷中的佚文并未收录。十七卷中有22种107条见于《四库全书》大典本，还发现曾巩佚文，其学术价值很高。郝艳华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5期的《〈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校补〈四库全书〉本之价值》一文有详细介绍，可参看。

③需要指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文恭集》提要并未提及乾隆谕旨，亦未有只字谈及胡宿《文恭集》中的青词。《四库全书总目》云《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然文渊阁库书只有四十卷，且无补遗一卷。据文献推测，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是，库书中的《文恭集》辑佚之后又经过删削，而《四库全书总目》在纂写提要时并未来得及更改。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63.

[3]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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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楙.野客丛书：卷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24.

[13]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80.

[14]谢枋得.翰苑新书：别集卷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0-95.

[15]王珪.华阳集：卷十二，卷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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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乾隆.御制文初集：卷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42.

[18]乾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365.

[19]于敏中.于文襄公手札[M].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1933.

[20]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13.

[21]袁同礼.《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G]//张升.《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71-378.

[22]曹书杰.《四库全书》中“大典”本辑目[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3）：139-140.

（责任编辑：田皓）

Authority Restriction Seen from the Contents Leakage of Song Works in Si Ku Quan Shu

ZHANG Xiaoz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

Works compiled from Yongle Encyclopedia ar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Si Ku Quan Shu.However, some of its achievements are“incomplete”.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contents of Song works compiled from Yongle Encyclopedia had many omissions.To examine existing Yongle Encyclopedia,the omissions of the entries are more than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items which are omitted deliberately by the staff in the institute of Si Ku Quan Shu. Qianlong’s omitting the unimportant parts caused Song works’omission from the source.The staff harbored an excuse of abandoning defects and recording virtues to cut out the entries openly to cause a huge loss.Academic research subjecting to political force became an important authority restriction in Si Ku Quan Shu.

Si Ku Quan Shu;Yongle Encyclopedia;Song Works;entries leakage;authority restriction

I206.4

A

1674-9014（2017）01-0119-06

2016-10-12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四库全书总目》稿本、阁本、定本系统中的明代文学观研究”（2015BS099）；重庆市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学批评史观的建构及反思研究”（16SKGH110）；四川外国语大学学术专著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SISU2015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研究”（11AZW006）。

张晓芝，男，山东蓬莱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