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论宋代文人贬谪对文学传播的负面影响

张英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宋代由于政治斗争频发，贬谪文人众多。文人贬谪不仅影响到文学创作，同时也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传播。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两宋朝廷禁书次数很多，所禁图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贬谪文人的著述，特别表现在对元祐党人诗文著述的禁毁方面；宋代文祸频发，畏祸心态下，贬谪文人会有意缩小作品的传播范围，甚至删毁作品及藏书以杜绝后患；贬谪文人被放逐于远恶州地，地理环境之闭塞也会影响到文学的传播，特别影响到宋词以歌舞方式的传播，而文人贬谪后经济之窘困也会影响到他们及其子孙后代对作品的结集刊刻。

宋代；贬谪；文学传播；禁书

宋代由于政治斗争频发，贬谪文人众多。文人贬谪不仅影响到文学创作，同时也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传播。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文人贬谪对文学传播的负面影响。

一、朝廷对逐臣的诗文禁毁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禁毁书籍的现象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宋代是禁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禁书大观》中说：“如果说秦始皇实施的毁灭文化典籍的措施在汉唐七百年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拨,那么它在宋代可以说是经过一个扬弃的过程后又有了更新意义的回复。”[1]而根据四川大学林平博士论文《宋代禁书研究》中的统计，宋代禁书不少于116次，远超过前代禁书次数的总和[2]213。在这些所禁图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学著作，所禁作品的作者，则往往是遭遇贬谪的官员，或与这些官员有密切联系者。

这在北宋元祐党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哲宗绍圣之后，新党再次当政，元祐党人多被贬逐至远恶州地。徽宗建中靖国年间两党虽有短暂的调和，但随即崇宁改元之后，奸臣蔡京擅国，以“绍述”为旗帜对元祐党人进行了更加严酷的打击，先后于崇宁元年、崇宁四年立元祐党人碑、元祐党籍碑，并对元祐党人的著述实施多次禁毁，禁毁著述中包含大量的文学作品，北宋文字之祸由此也达到了一个顶峰。

对元祐学术的禁毁主要在徽宗崇宁至宣和年间。崇宁年间，朝廷禁毁元祐学术的诏令有：崇宁元年十二月：“诏诸邪说诐行非圣贤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三）崇宁二年四月乙亥，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邠《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禁毁。”（《宋史》卷十九《徽宗纪》）崇宁二年四月戊寅，诏：“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书，令本路监司觉察。”（《宋史全文》卷十四）崇宁二年七月，知泅州姚孽上奏：“伏观学制，凡邪说诐行非圣贤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非此法特施于太学耳。其在外者，厉禁未加，且邪说诐行，非特成人之学可禁，而童子之学亦不可不禁。讲义司看详，欲令诸路州县并开封府管内，遍行晓谕，应私下聚学之家，并仰遵守，一依上条。从之。”（《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三）。崇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又诏：“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宋史》卷十九《徽宗一》）诏令中所说“元祐学术”，即元祐文人所作的诗赋等文学作品。萧庆伟《元祐学术之禁考略》一文中对徽宗年间禁书情况与禁书原因有详细考辨，其中既有真正入党籍的元祐党人如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晁补之，马涓，也有与元祐党人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洵、范祖禹、范镇、释文莹等[3]。

在崇宁之后的政和元年，又有对陈瓘《尊尧集》的禁毁。政和元年十二月乙卯，其时臣僚上奏言：“陈瓘《尊尧集》十卷，大纲取《日录》之事，解释成文有论及王安石事，臣虽不见其全文，但瓘在建中靖国间尝以安石《日历》为不然，昨来大臣领政典局，知瓘素有异论，欲助成非谋，故下瓘家取索，望特旨严赐，禁约不得传习，如有已曾传录之家，并乞立限缴纳，仍下瓘家取索稿本，一切焚毁。”（《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十八）皇帝下诏依奏，严禁传习《尊尧集》，并焚毁已传录之书和瓘家所藏之稿本。严格来讲，陈瓘并不属于旧党或新党，他在许多事件上都表现出中正持平的态度。他在章惇蓄意罚治司马光时给予过劝诫，亦对哲宗提出要公正持平的建议，但因此为执政者所忌恨，屡遭贬逐，最后于宣和六年死于贬所。《宋史》卷三四五《陈瓘传》中说：“瓘平生论京、卞，皆披擿其处心，发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不使一日少安。”

在之后的宣和年间，朝廷对元祐学术又一次实行了大规模的毁禁。宣和五年七月十三日中书省言：勘会福建等路，近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着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八八）。宣和六年十月，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二）。这次所禁文字，主要是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的文集。萧庆伟《元祐学术之禁考略》中认为：“盖是时其集尚未梓行于世，否则，断难幸免。宣和间，福建印造温公文集，疑温公诗文首为结集之时，然此次印制温公文集、集名，卷帙，皆无考。”[3]

元祐学术之禁直到徽宗靖康元年方解除，持续了20余年。若30年为一代，元祐学术之禁差不多影响了一代人对元祐文人作品的阅读和接受。高宗即位之后，禁书事件更加密集，“短短二十四年，几乎年年都有禁书事件发生，在士大夫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这是宋代文化史上的黑暗时期，也是宋代禁书史上的重要时期，秦桧集团从为其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极力压制民众不同声音，以禁私史、私人著述为主，大肆打击对己不利的信息流传，大兴文字狱。具体来说，包括禁法律图书、继续禁道学图书、禁对圣上或秦桧有不敬或攻击语之图书、禁私史”[2]86。禁书事件阻碍了图书的正常传播，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虽然禁书的主要内容为史书而并非文学创作，但在中国古代，文、史、政治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划定，文人与官员的角色实为一体，而且因为“诗言志”，在文网密集的当时，被禁者的诗、词、文必然在创作和传播上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

二、畏祸心态下的自闭与自毁

两宋文网甚密，许多文人以文字遭贬。如北宋“进奏院案”“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南宋“曲端诗案”“刻朱熹《感兴》诗案”“太学生上书案”“江湖诗案”“陈文定诗案”等等。在这种处境中，贬谪文人多有畏祸之心，不仅谨慎创作，而且有意识地缩小传播范围，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删毁文字书籍以绝后患。这两种行为皆对文学的正常传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苏轼、黄庭坚二人可作为前者的代表。苏轼被贬黄州，本就因以诗文讥讽新政。被贬以后，一再表示“不敢作文字”[4]1432。即便偶有所作，也绝不轻易示人，往往再三叮嘱亲友不可外传。“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4]1432“蒙德殊厚，小诗五绝，乞不示人。”[4]1664“嗟叹不足，故书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4]1791“有一颂，亲作小字录呈，切勿示人，千万！千万！”[4]1551对小范围内的传播都如此谨慎，对印刷传播苏轼就更为忌惮。宋代印刷术发达，苏轼又名满天下，自然有人刊刻其作品售卖。苏轼对此极其不安，《与陈传道》云：“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知欲更令人刊邪！”[4]1574对于那些喜欢苏轼作品，出于崇拜搜集其作品的行为，苏轼也觉惶恐。其《答刘眄都曹书》云：“蒙示书教，及编录拙诗文二十卷。……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略无遗者，览之惭汗，可为多言之戒。”[4]1429诸如此类，皆可说明苏轼于贬谪之中出于避祸而在作品传播方面所做的人为控制。黄庭坚与之相似，贬谪后下定“不复作文字”的决心：“闲居亦绝不作文字”[5]1008，“余病不能作诗已十年矣”[5]821，“庭坚老懒衰惰，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5]765。即便与亲友的书信往来，黄庭坚也有着严格的控制：“自以罪戾不复可湔祓，所过人视之，唯恐为渠作祟，故虽平居亲爱能忘其不肖者，亦不敢以书通。”[5]785“故非至亲至旧可以通书，而又不以罪谴点染为嫌者，未尝敢修笔记。”[5]851“非至亲至旧可以致手书，不以谪籍点污为嫌者，未尝敢通音问也。”[5]999从苏、黄二人可以推想北宋其他贬谪文人的情况。

南宋以文字驱逐异己的做法更加盛行，因此南宋贬谪文人的做法也与苏黄相似。如李纲一生经历数次贬谪，且屡遭诽谤，为避祸李纲不得不节制诗文创作：“余旧喜赋诗，自靖康谪官，以避谤缀不复作。”[6]213在与亲友的书信中，李纲也屡次提及文字“勿示他人”：“如仆者，动罹忧患，正坐不能默耳……作四绝句以塞来命，愿勿以示人也”[6]1077，“五书副本，敢以挽呈，幸冀一览，勿以示他人也”[6]10361，“余书亦录副本挽呈，以书意互见……千万勿以示他人为幸”[6]1035，“虽不成文，取其意可也，愿勿以示人”[6]1064，“近诗文数篇，谩往以资一噱，愿勿他示为幸”[6]1039，“辄次韵，以发千里一笑，得勿他示为幸”[6]1234，等等。

对文字的自我封闭不仅导致了这些作品在当时传播范围的狭窄，更严重的是，在自我封闭的过程当中有时伴随着意外的散佚，使得有些文字永远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中不可复见。除有意减少创作并缩小作品传播的范围外，贬谪文人及其家人有时还对已有的著述、藏书进行删毁以绝后患，而这种行为对文学传播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销毁文字的情况在北宋时有发生。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捕之时，朝廷派去的官吏“顾盼狞恶”，“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在押赴御史台受审的途中，又被搜检文书，全家老幼惊骇至极，“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4]1380。到了南宋，尤其是绍兴年间，奸相秦桧为维持和议，排斥异己，采取了严酷的言论控制手段，告讦之风大盛。在秦桧的鼓励下，“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宋史·秦桧传》）。更有甚者，为得美官，不惜诬陷亲朋骨肉：“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在狱，因得美官。缘是之后，告讦成风，考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虽朋旧骨肉，实相倾陷，薄恶之风，莫甚于此。”（《宋史全文》卷二二）这种情况下，“万勿示人”之类的叮嘱已无法保障安全，删毁文字成为避祸的万全之策。

李光家人焚毁藏书一事十分典型。李光作为反对秦桧和议的政敌，是秦桧迫害的主要目标之一，先被贬往藤州，又被贬至海南。绍兴十七年，“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李光家藏书万余卷，其家皆焚之”[7]。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李光著私史乃是在贬所所为，其藏书中即便有“野史”，也无必要一把火将所有家藏图书尽皆焚毁。李光家人的极端反应，正表现出当时在秦桧高压政策下的惊弓之鸟之状。尽管焚毁了所有藏书，绍兴二十年李光还是因著私史而遭再贬昌化军安置，其亲友亦广受牵连。至昌化军后，李光又数次焚毁与好友之间的书信。其在与胡铨的书信中写道：“前曰因私史事，凡平生具草，尽付丙丁，寻亦自悔。更俟神思稍定，紬绎续奉寄也。”[8]201“老懒加之畏祸，又善累人，皆不敢作书。近又缘虚惊，取平生朋友书问悉付丙丁，已而又怅然，如邦衡往来书亦不免为煨烬矣!”[9]210

在李光私史案中受牵连的胡寅，其《斐然集》中有多篇作品失载的情况，似并非流传过程中的自然散佚，而是作者在畏祸心态下主动删毁的结果。《斐然集》卷十八《寄张相》有八页缺失，《寄赵秦二相》有三页缺失。容肇祖点校《斐然集》时认为，“这些书信缺去八页，可能是在秦桧大兴文字狱时，胡寅在贬谪中自行抽掉的”[9]9，这种观点颇有道理。除书信残缺之外，还有文章故意被漏掉不收的情况，而漏掉之文多有谴责秦桧之意。如《与高闶书》中，胡寅怒斥秦桧“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厚诬天下，自以为有大功”（《宋史全文》卷二一），该文并未收于《斐然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斐然集》疑惑于胡铨的避重就轻：“秦桧之罪罄竹难书，而集中上秦桧第一书，第规其不当好佛，其细已甚。”[10]2114实际上胡寅给秦桧的书信中远不止涉及好佛与否这些细枝末节，只不过这些文字已不见于《斐然集》而已。

在鼓励告讦的风气之下，即便贬谪者已经亡故，其生前文字尤其是与他人的往来的信件依然是潜在的祸端，因此焚毁文字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贬谪者生前，在其死后也时有发生。赵鼎之子焚烧书信的事件最为典型。赵鼎因力辟和议饱受迫害，最终在吉阳军贬所绝食身亡。在其死后三年归葬之时，依然有人以此为机，意欲抄检与赵鼎往来之书信以酿成大狱。而幸亏赵鼎之子赵汾提前得知消息，当机立断焚毁了所有书信文字而使众人避开一场大祸。此次焚书，赵家亲友虽免于横祸，但有关赵鼎的资料也销毁殆尽，“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献赵公，前辈冠冕，扶危定倾，勋在王室，不幸遭罹谗嫉，放死海峤，私史之禁，仿佛焚书，告讦之风，不几削迹，公知功业泯没，殆亡传焉”。

秦桧去世后，高宗其手诏中纠正：“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重置于法。”（《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虽然如此，但很多被焚毁的文字已经无法挽回，对文学在后世的传播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三、环境限制中的传播之困

除因朝廷禁毁、贬谪文人及家人对作品传播的人为控制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限制着贬谪文人作品的传播，其中较突出的就是贬谪地自然环境的闭塞，其次是贬谪者经济上的窘困。

赵忠敏《宋代谪官与文学》中将宋代贬谪文人被贬地域分为六类：近地、江淮、江南西路及福建路、川陕、荆湖、岭南。六类中，近地与江淮经济较发达，贬谪到这两地的官员较容易复官，属于从轻发落。而从江南西路、福建路到岭南，则地域条件越来越恶劣，对官员的惩处力度也越来越大。江南西路和福建路多山地而少平原，因此“朝廷在处置谪官时，便更多地选用其中的贫瘠山区作为贬地”。如江南西路的江州、筠州、袁州、吉州以及建昌军、临江军，福建路的邵武军、南剑州、潭州，均“土地贫瘠，环境闭塞”。荆湖地区历来为官员流放之地，在宋代仍然是重要的贬谪地域。“京西南路以及荆湖北路的西部几乎都是贫困偏僻的山区，故多用来处置贬官。”“荆湖南路……更远离京城，而且环境更加恶劣。”川峡地区主要包括了宋代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其经济水平由西向东逐级变差，文明程度也随之递减，“无论经济还是文化上，夔州路都处在川峡诸路末端，这也使它成为四路中贬官最集中的区域”，其境内“地瘠民贫，人烟稀少”，且山路崎岖，多崖壁险阻，正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黔州摩围山“因为高与天齐而得名。壁立的群山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将谪居之人牢牢困于囹圄之中”。岭南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了宋代贬地的最外围，也是谪官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其距离京师已近万里之遥，不仅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经济环境相当滞后”，且“地旷人稀、各地间彼此孤立”，“以其独特地理环境往往成为远恶州军的首选”[11]。

贬谪文人主观上本来就趋向于自我封闭，大多杜门深居，减少交游，极端者如张浚，甚至“杜门不通人，惟穴墙以通薪水”[8]2775，再加上客观环境的落后闭塞，路途险恶，其作品的传播自然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环境的闭塞对文学作品中各种文体的传播均有影响，但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宋词。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一文中将唐宋词传播方式分为六类：歌舞传播、吟诵传播、手写传播、题壁传播、石刻传播、书籍传播。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词都是大多以书籍的方式传承下来的，但在当时，歌舞传播却是词的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唐宋词是唐宋时代的流行歌曲，主要通过歌舞演唱方式传播四方。”[12]该论文认为唐宋词歌舞传播的场所主要是四类：宫廷宴席歌舞、公私宴席歌舞、酒楼茶馆歌舞、民间歌舞。对于贬谪文人来说，这四种场合基本都与之绝缘。“宫廷歌舞一般在帝王后妃寿辰等节庆的大宴上举行”，贬谪文人自然是无缘参加。宋代公私宴席甚多，官府迎来送往的宴席上都有歌舞助兴，且宋代士大夫俸禄优厚，多蓄养家伎，以备私人宴会之娱乐。然而贬谪文人身为罪臣，无论是离开京城还是到达贬所，一般都不会有公宴为之送行或接风；至于家伎，文人贬谪后优厚的俸禄便随之而降，甚至于停止，经济上往往自顾不暇，那些家伎一般也就风流云散。至于酒楼茶馆这种商业性的场所，非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则既无技艺高超的乐师与歌舞伎，也无有钱有闲的消费者，总之无盈利的可能性。文献资料中，关于酒楼茶馆歌舞娱乐之繁盛的记载也仅限于两宋东京、杭州这样的首都城市和苏州、广州、洛阳、成都、南京等少数经济发达的城市而已。贬谪文人所居住的穷乡僻壤则很少有这种场所。白居易元和十年贬谪江州，尚感慨“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琵琶行》）；周邦彦任庐州教授时亦称“地僻无钟鼓”（《宴清都》）。江州与庐州尚并不属“远恶州军”，可以想见荆湖、川陕、岭南等地，可能连帝都的琵琶女都很难流落彼处。所谓“民间歌舞”只是表演者为民间职业艺人，有别于官府艺人，他们的演出场所亦在大城市的勾栏瓦肆。此外节日、庙会时民间繁盛的歌舞百戏活动，穷乡僻壤的荒蛮之地即便有，也与宋词的传播关系不大。总而言之，贬谪文人贬谪地环境之闭塞对词体的歌舞口头传播有极大的限制。

除此之外，贬谪文人及其后代子孙因为身份降低、经济窘困往往无力负担高昂的刻印出版费用，其作品以书册印刷方式传播也受到一定限制。贬谪文人经济上的窘困很大程度上与贬谪地的偏远闭塞相关联。贬地越偏远，往往意味着遭到的惩处越重，官俸越低甚至于完全没有，而携家带口赴往贬地的费用也越高。尽管宋人文集的编定大多是在作者的身后，但经贬谪这一变故，这种“赤贫”窘境往往会“惠及”子孙。另一方面，尽管宋代印刷术有了长足进步，但刻印书籍的费用实际上非常昂贵。根据王兆鹏《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宋代文学的书册传播研究之一》一文所载：“宋代刻书，费用较高。南宋嘉定二年（1209），安州郡文学陈之强刻印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文集，八十多万字，其他杂费不算，仅工钱就四百万（四千贯）、刻工的粮食要一百二十石。据此推算，平均一万字需50贯现钞和105万石粮食，十万字左右的文集，需要500贯现钞和15石粮食。这种刻印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有的文集编好后，因家贫而无力刻印出版。如胡铨（1102—1180）的文集，去世二十年后，其子孙编为‘七十卷，目曰《儋庵文集》，欲刻板以传，贫未能也。’此后得到有关官员的资助，才得以印行。”[13]由此可见，深受重惩的贬谪者及家族子孙经济上的窘困之境对作品的书册传播也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以上论述了宋代朝廷对贬谪文人作品的禁毁，在畏祸心理之下宋代贬谪文人自身及家人对作品及藏书的删毁，以及贬谪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对文学传播的限制。但是，宋代文人贬谪对文学传播不止是负面影响，也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其至少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贬谪文人作为创作主体，他们的迁移自然带动了他们的文学作品随之传播，对于偏远闭塞、文化落后的地方而言，这些贬谪文人的到来客观上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第二，贬谪文人在谪途及贬所，往往留下题壁诗文，这增加了以题壁方式的作品的传播。第三，“文章憎命达”，贬谪文人在贬谪后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作品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其在后世的传播。此三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有待进一步论述。

[1]安平秋，章培恒.中国禁书大观[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57.

[2]林平.宋代禁书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3]萧庆伟.元祐学术之禁考略[J].电大教学，1998（1）：25-27.

[4]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6]李纲.李纲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2548．

[8]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9]胡寅，著.容肇祖，点校.崇正辩斐然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2114．

[11]赵忠敏.宋代谪官与文学[D].杭州：浙江大学，2013．

[12]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25．

[13]王兆鹏.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宋代文学的书册传播研究之一[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1）：75-84.

（责任编辑：田皓）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i Relegation on Literary Dissemination

ZHANG Ying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ollege of Humanities,Changzhou 215000,China）

The Song dynasty had many relegated literati because of political struggles.Literati relegation influenced not only creation but also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The negative effects can be shown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the Song dynasty had banned books many times,of which many were the writings of relegated literati, especially of the members of Yuanyou Party.Secondly,literary disaster frequently appeared in the Song dynasty,so relegated literati deliberately reduced the spread of their works and even deleted or destroyed them to avoid future troubles.Thirdly,relegated literati were banished to far and execrable places where the environment was very isolated, which also hindered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especially of the Song Ci which was spread by singing and dancing mostly.Besides,the poverty of relegated literati also influenc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ir works by them and their future generation.

the Song Dynasty;relegation;literary dissemination;banned book

I206.4

A

1674-9014（2017）01-0114-05

2016-11-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13YJC751080）。

张英，女，吉林柳河人，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词学和贬谪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