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楠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时代之交中困惑的女性
——论《樱桃园》中的女性形象

王 楠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契诃夫将俄国各个阶级的矛盾压缩到《樱桃园》中，剧中每个人物的发展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世纪之交的暗涌。《樱桃园》中的女性角色在剧本中展现与世纪之交背景相符合的人物特质，与樱桃园一起见证旧的时代的谢幕，新的时代的到来。从剧中的女性形象入手，分析她们与《樱桃园》的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形象塑造背后深层次原因。

女性形象；地主阶级代表；精神困惑

《樱桃园》是19世纪末俄国著名的剧作家契诃夫呕心沥血的绝笔，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伴随着樱桃园的被迫转出，生活在樱桃园中的人们作鸟兽散，人们总会心里留有一种淡淡的感伤，但不能断定这就是一部悲剧，“这是一部没有正面的主人公，没有英雄的戏剧，每个人都有让人同情的地方，然而更多的是荒唐可笑。”[1]国内研究者往往将研究的重点落脚在对《樱桃园》喜剧性的研究上，对于剧中丰富深刻的象征也多有人从现代性的角度进行研究，但对于剧中出场的众多人物往往是从其语言特色和结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角度来进行研究。对于剧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较少，主要从女性角色进行典型归类研究，或是与契诃夫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分类，研究成果难免不尽人意。

《樱桃园》中出场的人物有12个，其中女性角色有5个，包括女主人柳苞芙和她的两个女儿，家庭教师夏洛塔尔和女仆杜尼雅莎。两种阶级的日常生活中展现着作者心中的创作主题，在新旧交替中表现出迷茫与困惑。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樱桃园的存亡相结合，樱桃园的美丽与女性纤细敏感的特性互相照应更能展现樱桃园的丰富意蕴。

一、随波逐流的过去缅怀者：柳苞芙

(一)典型“多余人”

剧本的女主人公也就是樱桃园的主人柳苞芙·安德列耶芙娜·拉涅夫斯卡娅，幼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樱桃园里，长大后离开俄罗斯并在法国生活了五年，一是因为男朋友的挥霍而钱财散尽，二是樱桃园即将被拍卖，她不得不回到樱桃园来处理没钱的困境。柳苞芙是一位温柔随和的女地主，与其他作品中刻薄的视财如命的地主形象不同，柳苞芙就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常见的“多余人”典型。“19世纪末的‘多余人’不同于早期‘多余人’的特点在于：第一，他们更注重物质享受，更讲究排场；第二，在精神上更懒惰，更消沉。”[2]柳苞芙如自己地主身份一样花钱大手大脚，安尼雅称花钱铺张的妈妈一点也不懂事：“我们在火车站吃饭，她点最贵的菜，而且给每个伙计一个卢布的小费，夏尔洛塔也是这样。雅沙也给自己要了一份菜。简直不像话……”[3]面对彼什克的借钱请求没有办法拒绝，总是说着“有什么法子，给吧……他需要钱……他会还的。”[3]“我没有法子！

我没有法子！”[3]以至于纵得杜尼雅莎跟小姐一样做派，无所事事，幻想着没有好结果的爱情，这一点也跟柳苞芙的爱情表现不谋而合。面对樱桃园被拍卖的状况，她也是犹豫不决，商人罗伯兴建议将樱桃园改成别墅出租时，柳苞芙依恋着樱桃园再三犹豫后拒绝了罗伯兴的建议；樱桃园被拍卖之前，她也摇摆不定，随着哥哥加耶夫的想法走，但是这样的想法无非是想靠有钱的姑妈救济或者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有钱人。

樱桃园在许多人看来一无是处，甚至成为了新生活的障碍：在罗伯兴眼里，樱桃园已无法再生利，不如拆了改建别墅；在特罗费莫夫眼里，樱桃园是封建地主的财产，处处浸染着农奴的不幸灵魂，为了新生活必须离开樱桃园，忏悔过去。然而，在柳苞芙眼里，樱桃园却承载了她的童年，她的青春，她的一切美好的记忆，她本质上不能接受将樱桃园改造成别墅，认为这种行为俗不可耐，不符合她的身份，就像剧本中的费尔斯一直怀念农奴制时期的生活一样，柳苞芙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此外柳苞芙的性格注定了她没有办法也没有魄力来拯救自己的樱桃园，也就是自己曾经优渥安适的生活，她的善良不能掩盖她身上所固有的性格缺陷。樱桃园最后被拍卖很大的原因是柳苞芙的无能与无所作为。透过对柳苞芙性格的解读，可以使我们的审视目光透过这些事件落在人物自身的迷茫困惑上，她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是因为对于自身的困惑，也可以说是对于自身处境的困惑：承载在过去的樱桃园被拍卖，代表未来的法国又前途未卜，柳苞芙就处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两难处境下的逃避

柳苞芙的两难处境在剧中的另个一位女性身上展现的更为直接，也就是家庭教师夏洛塔尔，“我没有真正的身份证，我不知自己确切的年龄，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而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什么人，后来当上了家庭教师，我的父母是谁，可能他们没有正式结婚……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找不到人……我一个亲人也没有。”[3]浮萍特性在夏尔洛塔身上更加突出，有种说法更是认为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角色所带有的这种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柳苞芙性格命运的象征，同样的无所凭依，被生活推着走，没有未来没有目的，本该有的过去也在樱桃园的砍伐中被抹去。柳苞芙象征着老旧的地主阶级，在面临时代的十字路口时难以抉择，没有意识到属于地主阶级的时代已经过去，“末日”感带来的后果是麻木，得过且过与立场不坚定，樱桃园消失后的“新生活”对于柳苞芙来讲也只是消亡的倒计时罢了。

契诃夫的作品中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力求真实地反映日常生活来揭示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柳苞芙和夏洛塔尔最后都选择了离开，柳苞芙回到法国靠着从姑妈那里接济的一笔钱生活，尽管不会支撑多久；夏洛塔尔让罗伯兴帮她物色工作。两个人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在新旧交替中的随波逐流：柳苞芙在旁人两句劝说中就走出对樱桃园的伤怀中，觉得自己精神好多了，夏洛塔尔决定走时哼着歌儿说着反正哪里都一样。这样的设置冲淡了樱桃园消失的伤感，对于未来的困惑，柳苞芙和夏尔洛塔选择回避思考，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生活在继续却是少了对生活的反抗，面对抉择的犹豫也可以窥见作者对于时代更迭下人类行为的观察。

(三)与樱桃园象征的重合

任何人物都只能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戏剧中的人物，由人物行动构成的事件，也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成的。因此，戏剧在刻画人物时,还必须提供一个人物活动的空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背景”，即人物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物质的和精神的现实空间。戏剧中的背景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空间，更是承载了剧本内涵的重要场所。

《樱桃园》中最为宏大的象征性形象，自然就是这座在剧本中加耶夫说到的曾被《百科全书》上都提到的樱桃园，剧本刚开始提及柳苞芙一行回到早春美景的樱桃园，五月樱桃园白色的花朵绽放非常漂亮，与幼时柳苞芙和加耶夫看到的美景无二，这不禁勾起了两兄妹对幼时的回忆。柳苞芙的童年回忆带入到樱桃园的美景中，一片白色的花海，纯洁无垢，象征着柳苞芙幼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同样的这美好的景色对于随着母亲在法国颠沛生活的安尼雅来说就是苦难的尽头，“罪我也受够了！”[3]尽管前路未卜但是总算是回到了熟悉的家园。樱桃园盛开的花海正好印证了戏剧开场柳苞芙一家顺利到家。春天总会过去，

这一片盛开的花园也会凋谢，这刚好也预示着樱桃园被拍卖后，柳苞芙一行人的命运和一家人的各奔东西。

樱桃园代表旧时地主享乐的生活，让柳苞芙和加耶夫留恋，不愿意将其砍毁变成罗伯兴口中的“财路”。实际上柳苞芙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和樱桃园一样的发展脉络：樱桃园的易主和消失伴随着柳苞芙回到俄罗斯又被迫离开的不可逆。柳苞芙想留住樱桃园，就像想留住儿时美好的生活逃开在法国的日子，樱桃园的易主和消失都象征着柳苞芙内心想要留住的回忆的消失。从樱桃园的消失更深层次来说，新的物质文明正在以一种更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方式吞噬着我们的精神家园，樱桃园的消失也使柳苞芙的未来凶多吉少，她在剧本的最后虽然离开了俄罗斯前往法国，但是她的结局会是如何，读者都可以自行想象。

二、力求抓住当下的务实者——瓦丽雅

柳苞芙的两个女儿，24岁的大女儿瓦丽雅和17岁的小女儿安尼雅，不同于母亲的随波逐流，在她们的身上看得到在未来有变动的境遇下的行动，有自己的思想和方向，对未来也是充满希望的。

(一)量力而行的现实主义者

瓦丽雅是柳苞芙的养女，在柳苞芙居住在法国的五年中掌管着樱桃园的事务，在柳苞芙一行回来以后也掌管着樱桃园的钥匙。与对钱财不甚上心的母亲不同，瓦丽雅为节省钱财精打细算，日子过的很紧凑，并且时常提醒着母亲注意管理钱财，在樱桃园即将被拍卖的这段时间里，她做好分内的事情，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着樱桃园；樱桃园被拍卖后，得知消息的瓦丽雅愤怒地摔掉钥匙，罗伯兴捡起钥匙都说：“她把钥匙扔掉了，她想告诉大家，她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3]这是瓦丽雅对于自己在樱桃园生活的诀别。人走楼空后，她也没有选择跟着母亲前往巴黎而是选择去当一名女管家，可以说是想通过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这与养尊处优得过且过的母亲有着本质的区别。瓦丽雅是一个务实的女性，不愿意由他人来决定自己的人生，剧中其他人物都在撮合她和罗伯兴的婚事，她自己也向母亲坦白喜欢罗伯兴，但罗伯兴一直不明确表态，但她也不挑明，“要是我手头有钱，哪怕不多，只有一百卢布，我就会扔下这一切，走得远远的。到修道院去。”[3]瓦丽雅的刚强个性可见一斑，但是瓦丽雅也是无法逃开这个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心虽然有自己自觉的反抗想法但是最终被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自己凭借努力想要拯救樱桃园(节省仆人的消费)却受到仆人的轻慢，所以说瓦丽雅的行动注定是杯水车薪。

有读者会有疑问，并没有看到瓦丽雅做出的重大的行动来拯救樱桃园，实际上，瓦丽雅就是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剧本的第一幕与舅舅加耶夫商量对策时就谈到希望将小妹安尼雅嫁给有钱人来缓解家里的财政困难，瓦丽雅知道妹妹喜欢大学生特洛菲莫夫的事情，一是为了妹妹的终身幸福，二是考虑到妹妹婚事的重要性，瓦丽雅就随时跟随着这对恋人，一刻也不放松，“她太爱管闲事了，整个夏天她都盯着我和安尼雅，生怕我们谈上恋爱。”[3]特洛菲莫夫认为自己和安尼雅的爱情超脱了世俗所以不能理解瓦丽雅世故的行为。此外，瓦丽雅心中金钱是很重要的，她没有办法遏制住母亲大手大脚的消费方式，只好从庄园里的仆人处节省，母亲给流浪汉施舍一枚金币，这边瓦丽雅就让仆人们都吃豆子来省钱。基本上包揽了庄园的大小事务，瓦丽雅说管家叶彼霍多夫：“你要么打台球把球杆打坏，要么在客厅转悠，好像是个请来的贵客。”[3]本该是正常的主仆往来但是叶彼霍多夫并不买瓦丽雅的账，觉得她并不能越过真正的主人柳苞芙来指责他，从下人对瓦丽雅管家的不满就可以看到瓦丽雅的努力想要获得成效是很困难的。

(二)时代风气下的现实象征

母亲柳苞芙在意的樱桃园、怀念的幸福时光对于瓦丽雅来说并不在乎，剧本中没有一处谈到瓦丽雅对于过去樱桃园的赞美。瓦丽雅在乎的是当下的事情，樱桃园即将被拍卖需要大量的金钱来赎回，她没有办法筹措到那么一大笔钱，总是要从小处着眼来积累，所以她尽全力打理着樱桃园的事务；樱桃园被罗伯兴拍卖后她也没有留恋，将象征着她对樱桃园财政大权的钥匙扔给罗伯兴；在家人各奔东西的时候，瓦丽雅也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女管家的工作。面对与罗伯兴的爱情，瓦丽雅在母亲面前大方承认自己喜欢罗伯兴，但是罗伯兴的态度不明朗，瓦丽雅也不沉溺于懵

懂的爱恋中，将自己与罗伯兴的感情看得很通透，没有男女之间的扭扭捏捏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说，瓦丽雅在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潮流中是一个着眼于现实的人物，也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人物，即便是在过了两个世纪之久的今天也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很多“瓦丽雅”。樱桃园拍卖后的未来相信瓦丽雅也是会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实行，收获有别于母亲与妹妹的人生。

瓦丽雅的行动正好是剧本写成时代，甚至是在各个阶段人类面对境况更迭的普遍举措。现实中的人不会在面对不可逆转的现实时像柳苞芙一样沉溺于过去无法自拔，就像无法挽留的时间一样，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做好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瓦丽雅无非是剧本中塑造的最贴近生活的人物。瓦丽雅对罗伯兴的感情也是基于罗伯兴身上具有符合时代发展的特性：勤劳实干，心胸豁达，虽然是一个暴发户但绝不是奸诈的市侩，承载着契诃夫对未来资产者形象寄托的一种理想。瓦丽雅不在乎罗伯兴祖辈是樱桃园奴仆的过去，注重的是罗伯兴代表的是时代受益者。

三、满怀憧憬的乐观派——安尼雅

(一)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

小女儿安尼雅天真烂漫，跟随母亲一起到法国生活，怜惜母亲在法国过着拮据的生活。安尼雅在剧中所有人物中可以说是对未来最有向往的一位，对过去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多少留恋的，“我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地爱樱桃园了呢。我以前是那样地爱着它，心想着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们的花园更美的地方了。”[3]对于在法国的生活也是厌恶的，将其当做一个噩梦。樱桃园被拍卖后，安尼雅满怀希望地安慰着悲伤的母亲：“妈妈，你在哭？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好妈妈，我美丽的妈妈，我爱你……樱桃园卖掉了，它不是我们的了，这是真的，但妈妈，你不要哭，你的生活还在前头，你还有美丽和纯洁的心灵……亲爱的妈妈，跟我一起走吧，让我们离开这里！”[3]安尼雅是一个一直乐观向前看的形象，坚信不论未来是什么样的总会比过去和现在还要美好，不论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幼时樱桃园还是在法国的日子都比不上现在回到樱桃园，而即将被拍卖的樱桃园是比不上未来她将和彼嘉一起踏上的道路。安尼雅的乐观也表现在爱情方面，家里人希望安尼雅能够嫁一个有钱人来为樱桃园解局，但是安尼雅喜欢特洛菲莫夫，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契诃夫借特洛菲莫夫的言论来展现时下知识分子对于俄罗斯未来的看法，显然，特洛菲莫夫对于俄罗斯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透过小小的樱桃园看到的是：“整个俄罗斯都是我们的花园。世界大得很，美得很……”[3]并且清醒地指出樱桃园的美丽后面是落后的俄国社会，是曾经罪恶的压迫。在特洛菲莫夫的影响下安尼雅选择离开，选择跟随他一同去莫斯科寻求新的希望。

(二)受未来希望的感召者

安尼雅这一人物可以说是剧本中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形象，首先在外貌上年轻可爱，充满着少女的朝气，其次人物的性格也是永远积极向上的。在喜剧中人物往往都有令人发笑的部分，《樱桃园》中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在有自己鲜明的人物性格方面外还有着丑角的特性：加耶夫两句话不离打台球的规则，时不时比划打台球动作；雅沙身为一个仆人却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安尼雅却没有这些渲染喜剧效果的举动，是一个超脱于他人的天使型女性形象。契诃夫将自己对于幸福未来的憧憬的描述通过安尼雅的口娓娓道来。那么，安尼雅和启迪着安尼雅的特洛菲莫夫就是契诃夫所想的带领俄罗斯走向未来的希望吗？显然契诃夫自己也不能确信，特洛菲莫夫虽然对樱桃园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这位“永远的大学生”“秃头老爷”在他的身上看不到革命者的生机，所以，安尼雅最后随着特洛菲莫夫一起前往莫斯科继续学业，向着光明的未来。从这种意义来说，安尼雅本身并不是未来的希望而是受到光明的感召，在希望的指引下创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的未来。

剧本中不仅是安尼雅还是瓦丽雅，亦或是柳苞芙都没有表现出在时代潮流中的反抗精神，其实恰恰是这种反抗精神的淡化才是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人物表现。在时代的更迭中，往往就是一种量变的体现，戏剧性的剧情和人物设定有的时候反而偏离了真实。契诃夫对艺术“真”的追求刻意将戏剧中“戏剧性”的剧情淡化，贴近现实，将人物活动放置在合理又高度概括的维度中，人物就不仅仅是形象那么简单，上升为一种阶级象征。三位女性都代表着与新兴资产阶

级对应的地主阶级或者是落后贵族阶级，但是三位女性截然不同的活动表现出程式化得阶级划分的不可靠，打破僵化的阶级划分，才能够看清契诃夫在三位女性身上注入的深厚哲思。

契诃夫的夫人，也就是“樱桃园女主人”一角最早的扮演者，留下过这么一句话：《樱桃园》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4]，这种困惑来源于哪里？就是来源于剧中人物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新旧交替之中，柳苞芙沉浸在过去，瓦丽雅对现实的执着，安尼雅对未来的憧憬，引申开来就是代表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表现，三种态度在剧本中交叉，展现的是作者对于人类永恒问题——时间的困惑，平凡的叙述更能展现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实际存在的困惑，这些困惑是至今也没有定论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解决困惑的方式和选择，这些方式也跳脱不出契诃夫笔下的柳苞芙、瓦丽雅、安尼雅的选择，这也是《樱桃园》注定成为经典的理由之一。

[1] 温华.外国戏剧与文学经典赏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108.

[2] 李辰民.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234.

[3] 契诃夫.戏剧三种[M].童道明，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353-422.

[4] 童道明.一双眼睛两条河[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86.

(责任编辑：高 曼)

2017-04-10

王楠(1993-)，女，四川西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10.3969/j.issn.1009-2080.2017.03.020

I106.3

A

1009-2080(2017)03-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