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爱华(运城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

【文史论苑】

论《左传》中的子产形象

赵爱华
(运城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

《左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形象，郑国子产无疑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一个。本文主要分析《左传》中对子产民主思想、政治改革和外交三个方面的描绘，阐述子产作为思想家、改革家、外交家的人物形象。

子产；民主思想；改革；外交

《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史著作，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形象，郑国子产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子产(公元前？-前522年)，姓公孙，名侨，字子美，谥号成子，郑穆公的孙子，执掌郑国相国二十余年，励精图治，功绩卓著。清人冯李骅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中间出色写晋文公、悼公、秦穆、楚庄数人而已。”[1]《左传》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子产一系列的政治外交活动，下文就从其民主思想、政治改革、外交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左传》中的子产形象。

一、影响深远的民主思想家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大国纷争，专制成为一种趋势，但当时的贵族阶级仍然崇尚“德治”“仁政”，人们在动荡的局势中逐渐发现民心的重要性，贵族阶级的民本意识逐渐增强，这是早期政治思想上的民主。这种民主精神被子产继承并发扬开来，使得国力弱小的郑国在诸侯纷争的时局下，几十年都稳定发展。《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2]反映出子产的执政理念，即在人才的选拔方面，能够择能而用。冯简子能决断国家大事；子大叔文采较好；公孙挥精于外交辞令，并且非常了解各诸侯国的行动；裨谌善于谋划等等。四人分别具有各自的才华，子产知人善任，有效利用他们各自的才能，因此，子产在施政过程中采取的决策较少失败。子产的择能而用正体现了子产政治的民主，是其民主思想的直观体现。

子产“不毁乡校”更鲜明地体现了子产的民本思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3]“乡校”即古之“明堂”，是古代贵族子弟的学校，也是讨论政治的场所，郑国民众到乡校聚会，讨论施政措施，然明担心国人议论国事会影响执政，主张废掉“乡校”，而子产认为，民众发表不同意见，针砭政事，对执政者来说是治病良药，执政者就是要去实施民众认为应该实施的政策，对于民众反对的政策要积极改正，这样才能使社会更加安定和谐，才更有利于执政者治理国家。说明子产已充分意识到民意的重要性，正是其开明的政治作风，使得子产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促使其政治改革得以成功。

此外，子产的人本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天道观方面。春秋以前，“天道”是社会主导思想。西周末年，时局动荡，民心向背已成为各诸侯成败的重要因素，人本思想觉醒，人的地位逐渐提高，相应的，所谓“天道”“神”的观念逐渐被怀疑。在这方面，子产有更深层次的领悟，《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大旱，派屠击、祝款、竖柎三人去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反而砍伐了桑林，并没有下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4]因此夺了他们的官邑。子产认识到保护山林对生产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地迷信，说明其内在思想中“人道”已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鲁国大夫申须及郑国裨灶都说宋卫陈郑将会在同一天发生火灾，裨灶向子产请示用玉器禳祭，子产不理会。第二年，宋卫陈郑都发生了火灾，于是裨灶警告说不听他的话，郑国还会发生火灾，子产依然不理会，子太叔与之争辩，子产坚持自己的立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5]可见，宗教的天道观在子产心里已开始动摇和没落。吉凶祸福在于人事为之，而不为鬼神所左右。[6]“天道”的变化发展不是人们所能预测和了解的，但是“人道”却可以被认识和利用，只有充分意识到“人道”的重要性，才可以使社会发展，国家强盛。

无论是任人唯贤、“不毁乡校”还是其“天道”观都表明子产已意识到了民本的重要性，孔子继承并发展勒他的民主思想，对于子产的“不毁乡校”，孔子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8]足以说明其对子产民主政治的赞赏，且孔子还将子产思想中的民主思想融入了儒家学说，说明子产的民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大刀阔斧的改革家

子产执政郑国时期，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诸侯纷争，周天子失势，原有的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以卿大夫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手中，但他们又不向国家缴纳赋税，致使人民更加贫困，并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为了改变这种土地高度集中的社会形势，并制约奴隶主贵族势力扩张，子产分清社会形势，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做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作封洫

《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9]“封洫”即田间水沟，“田有封洫”的举措使得一些贵族退还了侵占农民的土地，通过这次田制改革，郑国建立了一套有序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即让城市和农村有所不同，今推测应该是在税收上有所区别，上下尊卑即各级官吏有各自的职责，按照土地房舍的多少来征收赋税。在任命官员方面，嘉奖忠诚简朴的官员，对骄傲奢侈依法给予惩罚。但是，改革之初并不顺利，《左传》非常详细地记叙了子产在改革内政之初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子产改革后的第一年，财产多的贵族们怨恨他：“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10]可见子产当时面临的改革阻力和压力之大，然而他坦然面对这些威胁，三年后，改革取得了成效，人们改变了对子产的态度，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11]说明子产的改革措施受到了当时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这项措施使土地私有权逐步确立，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二)作丘赋

《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12]所谓丘赋，《左传》记载不详，疑与鲁成公元年(前588年)作丘甲相似，是一种军赋制度，在“作封洫”的基础上实施，即一丘之人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以田产的多少承担不同的赋税，实质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而实行的一项税制改革，此项措施同样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与毁谤，尤其是贵族阶级，讽刺子产置国家于不顾。但作丘赋使拥有土地的奴隶阶级也可当兵打仗，提高了其社会地位，从政治上突破了奴隶阶级和贵族阶级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时扩大了军赋兵源，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上使得郑国得以壮大发展。子产面对反对和咒骂，依然态度坚决，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13]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死生都没有关系，表现了其改革的决心，正是这种坚定的意志使子产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人们也从国家的日趋强盛中认识到此项改革的意义，逐渐接受了此项措施。

(三)铸刑书

鲁昭公六年，即郑简公三十年(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然而自西周以来，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只有贵族阶级的“礼”，并没有成文法，贵族阶级的意志就是一种法律，他们利用特权，压迫劳动人民，却没有法律的约束，只有所谓“周礼”。公元前536年，郑国率先把刑法铸在鼎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文法。因此，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其实是对贵族阶级的挑战。同时，这也是对“作封洫”“作丘赋”政策在法律上的保障。在两项政策改革之初，子产都遭到了贵族阶级的强烈反对，因此铸刑书来打击贵族阶级的嚣张气焰，剥夺贵族特权，也是捍卫改革成果的一个举动，此举遭到晋叔向的反对：“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14]实质是害怕劳动人民依法争讼，不再听从贵族的特权。并诅咒子产“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回之曰：“吾以救世也。”此外，铸刑书也是春秋时期由礼治社会向法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子产这一改革行为，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解体，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

综上，《左传》不仅描写了子产采取各种措施大力进行改革的举动，同样详述了其遇到的种种阻力和困难，更加突出表现了子产英明果敢、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形象。

三、智勇双全的外交家

子产不仅在内政上有卓越的表现，《左传》还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子产一系列的外交事务，塑造了他智勇双全，巧于辞令，以国家利益为上的外交家形象。子产所处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小国举步维艰，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更为艰难，然而子产并没有采取以往的屈从路线，在处理同大国的关系上，他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子产非常善于外交辞令。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晋范宣子为政，增加各国朝聘的财物，郑国不堪重负，子产敢于直抒己见，无所畏惧，投书力争：“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15]子产以“德”为据点，指出晋国目前的执政弊端，告诫范宣子“德治”的重要性，层层推演，危言耸听，终于说服范宣子减轻了贡品。不动干戈，仅凭一番理论，竟能使强大的晋国采纳其要求，这在外交历史上绝对是精彩的一章。

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子产戎服向晋献伐陈之捷，晋国不但不认可，反而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接连质问子产，“何以侵小？”“何以戎服？”在晋人的咄咄逼问下，子产却从容应答，不卑不亢，首先摆出陈国忘恩负义，侵犯郑国的事实，说明郑国是正当防卫，又含蓄地指出能够“侵小”的只是晋楚这样的大国。又以晋文公对郑国“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之命反击晋国不尊祖制，使晋国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郑国伐陈的功劳。这件事充分表现了子产善于辞令的外交家特点。

在外交上，子产不屈从于大国，而是采取强硬的态度。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子产和郑简公去晋国朝贡，晋国以鲁国有丧事为由迟迟不肯接见他们，面对晋国的怠慢和无礼，子产让人拆毁宾馆的围墙来安放郑国车马。士文伯来责备他，子产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回忆当年晋文公对各诸侯的关心和体谅，各诸侯到了晋国就像在家一样，但现在，晋国有高大巍峨的宫殿，却让各诸侯住到破旧的屋子里。通过这段义正辞严的辩驳，晋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派士文伯表达歉意，而后晋平公又隆重地接见了郑简公，并且给予了丰厚的赠礼。作为小国使者前去朝贡，子产没有畏首畏尾，而是采取强硬的态度，慷慨陈词，同时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林纾在《左传撷华》中评价子产的辞令为“强硬中含和婉，和婉中又极强硬”[16]。其出色的外交辞令，不但没有惹怒晋国，反而获得了晋侯的尊重和礼遇，同时也为郑国赢得了列国的尊重，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平丘之盟，子产争承，晋国制定了各诸侯国向晋国朝贡的数额和等次，子产认为郑国朝贡过重，向晋国责问：“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17]子产引用周朝制度，以礼为论，说明郑国不该承担如此重的贡赋，晋国明显违反了礼制，子产的据理最终为郑国争得减少了对大国朝聘的负担。作为弱国的执政者，能够在大国的霸权之下，不卑不亢，以理服人，展现了其智勇双全的外交家风度。

《左传》中的子产形象，如莫砺锋所言：“作者既是整齐史料，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秒运文心，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18]除了以上所述，《左传》还描写了许多子产的嘉言懿行，在春秋列国争霸的背景下，子产作为弱小郑国的贤相，内政上改革政治，思想上推崇民本思想，外交上不畏强权，利用智谋维护国家利益，使郑国各方面稳定发展，展现了子产作为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的光辉形象。

[1]郭丹.《左传》人物形象系列及其意义[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1，(1)：74-80.

[2][3][4][5][7][8][9][10][11][12][13][14][15][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91.1192.1382.1395.1192.1422.1181.1182.1182.1254.1254-1255.1276.1089.1358-1359.

[6]王秋月.传承与变革：春秋子产事功述论[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3.

[16]林纾选.左传撷华[M].台北：文光图书公司，1957.163.

[18]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1983，(4)：48-54.

【责任编辑：周 丹】

2017-04-12

赵爱华(1984-)，女，山东聊城人，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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