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伟张斌

（1.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无锡214001；2.江阴华士高级中学，江苏江阴214400）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及价值指向*
——以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为例

许伟1张斌2

（1.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无锡214001；2.江阴华士高级中学，江苏江阴214400）

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历史教学，价值观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北京大学，在与师生进行座谈时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①高长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光明日报》2016年9月5日。历史由于其独特的学科特点，当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历史教学中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精神力量，能够打造意义非凡的历史课堂。笔者即以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教学反思，谈谈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及价值指向。

一、弘扬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致敬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先贤

会通精神，是博采众长的价值表现，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一。会通，就是会合而贯通，简言之，就是一种文明在传播发展中汲取其他文明的精华，通过融合达到创新发展的境界。中华文明史表明：如果没有诸家学派和域外文化的会通融合，中华文化就不能发展、创新。《周易》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彼此相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思想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创造出新的境界。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19世纪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隔绝于世界，落后于西方。当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后，大多数上层社会还是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醒来。然而，有一部分士人，他们先知先觉，大胆地向西方学习，融合东西之长，勇挑民族振兴的重担。在教学中，可以用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解析他们的思想和实践。

例如，关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多年来我们在教学中会这样归纳：在保证封建纲常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此种解释，把“中体西用”牢牢拴在“技”上，那么近代先进思想、制度的引进及其与中国传统的会合，和它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悲哀的是，这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少历史教师都喜欢这样照本宣科。

首提“中体西用”并系统梳理成理论的是清末著名政治人物张之洞。张的一生，充满无数的传奇，既中过科举考试的探花，又投身近代工业的兴建，既是朝廷清流的领袖，又摇身一变成为地方督抚的代表，是一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时髦新派。《劝学篇》是张之洞有关中体西用说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书中“西学为用”的篇幅多于“中学为体”，且明言“中体”也要“致用为要”。难能可贵的是，张认为“西政”比“西艺”更重要，“小学堂可以先艺后政，中学堂就要先政后艺”。并断言，挽救民族危机，“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他主张在文化、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打通中西，恢复中国“经世”传统的功用，将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虽然洋务运动是器物之变，但“中体西用”的思想却不仅仅局限在技术领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洋务人士，面对危局，努力走出传统的狭小天地，拓宽文化视野。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大胆突破“夷夏之大防”观念的拘囿，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他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不顾个人毁誉，大力传播西学，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文化专题的教学中我们应当通过还原这段历史的本真，告诉学生：中华文化之所以流光溢彩、绚烂夺目，就在于她始终以兼容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我们一方面应当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另一方面，又应当以博大的胸襟广泛吸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够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与依托。

二、理解刚柔相济的坚忍精神，化解课堂教学的细节难点

刚柔相济是中国人民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之一。儒家重“刚”，《论语》里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果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就等于承认凡事无须坚持，遇到困难只管放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那么就不会有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情况的发生。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孟子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道家讲“柔”，提出“上善若水”，水滴石穿，要求“以柔为刚”“以退为进”，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中华文化强调“儒道互补”，阳刚必须与阴柔适当配合，因而塑造了中华民族刚柔相济的坚忍精神。

维新变法是近代史教学中的重要一课，无论在必修还是选修课中的地位都非常突出，也是各类考查考试的必测环节。对于戊戌政变时谭嗣同等人主动引颈就戮，学生非常不理解，甚至嘲笑改革家们痴、傻、憨、呆，不懂变通，不合时宜。其实，要处理好这块教学难点并不困难，首先要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刚与柔。谭嗣同之所以不走，是因为悲哀中国太落后，中国人太愚昧，需要用鲜血惊醒他们，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初中到高中，几乎各种版本的教材都采用这一说法。这固然是谭视死如归的原因，但只有“刚”，不足以全部概括历史的真实。近代学者左舜生这样评论谭的为人：

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①左舜生：《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13～214页。

谭不仅至孝，而且与妻子感情深厚，也担心她的安全。原来，谭嗣同之所以不走，还有“柔”的一面，他不希望家庭、家族被无辜牵连。其实，政变之前，谭即有不祥预感，他曾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表达了愿望，“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②张岱年：《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同时，在康梁等主要变法精英逃走后，他还有许多善后的秘密工作要做，仍然活动频繁，并非一个坐在家中等死的愚蠢的书呆子！

另据黄彰健先生考证，谭嗣同绝命诗《狱中题壁》乃是梁启超改造，原诗为：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①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537～538页。既表明了作者不愿学张俭仓皇逃窜以致连累诸多亲友，又流露了作者的悔恨之情。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却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虽然此举系为了变法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但确有“公罪”。谭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欺瞒皇帝犯有欲行政变的“公罪”，现在计划失败，就应该敢作敢当，牺牲自己酬报圣主。这又是谭嗣同“刚”性的一面。理解了刚柔相济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才能真正理解谭嗣同的壮举。

刚柔相济还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化为施政手段、兵家谋略、对敌策略、做人风格，等等。在近代史教学中，还可以用来分析清末的中法之战、“塞防”与收复新疆，等等。

三、继承“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努力使教育贴近感情生活

孔子说“仁者爱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仁”。仁居仁、义、礼、智、信五德之首，它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评价标准。仁是组成传统行为规范的基本要素和核心价值取向，因而孔子的学说又被称为“仁学”。孟子在孔子基础上又提出“仁民爱物”，仁爱为怀不仅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要推己及物，对生命现象普遍尊重。仁是东方文化体系中爱的符号，这种深厚博大的道德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养成了淳朴善良、忠信豪爽、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是今天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和为维护社会利益、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大爱大德精神中成长、繁荣、生生不息。这种人道精神不能空悬仰望，教学时可以从历史人物的感情与生活中解构、学习。

人教版教材在叙述辛亥革命前的各地反清运动时这样写道：“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全国革命进入高潮。黄花岗起义最为壮烈。”限于教材篇幅，这里的内容处理得就相对简约，学生很难从中理解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舍生取义、不畏强暴的壮烈行为。课堂教学中不妨引用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的两封烈士家书为例，一是林觉民的《与妻书》，这是起义的三天前他写给妻子陈意映的诀别信，字字泣血，念之断人肝肠，为国捐躯的激情与对爱妻的深情两相交融、撼人魂魄。写这封信时，作者满怀悲壮，已下定慷慨赴死的决心，为的是“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②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第198、189页。抛却与爱妻的儿女情长而“勇于就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推翻清政府黑暗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中，这是大仁大爱！另一是方声洞写给父亲的绝笔书：“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③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第198、189页。从方声洞的绝笔书中，我们同样看到他对家庭的爱。然而，为了革命的成功，为了民众的幸福，他宁愿牺牲这一切。方声洞的绝笔书与林觉民的《与妻书》都体现出了革命家们救国救民的大仁大爱精神，他们的至上情怀是高度一致。

引用这两封家信，倡导为国为民的仁爱精神，能让学生迅速进入风云变幻的历史情景，理解革命家们的所作所为。实际教学中，课堂气氛明显高涨，师生徜徉于共情之中，教学效果显而易见。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社会生活的指导和延续，教育教学要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历史知识的学习同样要贴近现实，贴近人们的生活，把历史与人类社会实际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而能够在实际问题中获取与历史有关的信息帮助学生学习。历史教学中贯彻“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教育学生如何具备仁爱之心，即是教育学生学会生活，学会贴近现实和社会。

四、利用贵和尚中的中和精神，培养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

“贵和尚中”源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易乾传》云：“保合太和，乃利贞”，启发人要以和为本。“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长期以来，经过不同民族的迁徙与发展，中国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凝聚力、向心力得益于中华民族对“和而不同”观念的把握与运用，是“和而不同”的典型体现。它在促进当今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武昌起义之后的“南北议和”、孙中山主动让出大总统职位等事件，中学历史教学常常以“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一言蔽之。强行灌输这种阶级决定论，不仅学生心中不服，教师也觉得不太合适。那么，如何思考这个问题比较合理呢？史学家唐德刚说，在当时形势下，革命要成功，需要雄厚的兵力和财力，但南京临时政府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为了巩固已经“到手”的共和政体，只能通过和谈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胡汉民曾回忆，“各省方忧自给不足，遑论供给政府……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黄兴忧急“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①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9页。这些解释只是其一，还不足以全部概括这一事件。

从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的角度来思考南北议和，别有意义。当时，不论南方革命党阵营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伍廷芳，还是北方的袁世凯、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都是既接受新式西学，又浸淫中华传统的一代雄杰。革命阵营本就盛行《道德经》中“功成身退天之道”的思想，主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②徐辉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在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各地纷纷独立响应的情况下，如何在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同时尽量减少或避免大量杀戮的问题上，革命党人进行了内部辩论，主和的声浪远远高于主战，并且一致同意五族共和，摒弃了革命早期以“排满革命”为口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国内民族之间仇恨屠杀，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整体。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说：“民国卓立于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就任之时就谈下台问题，这个奇怪的誓词恰恰是当时革命党最真实的思想反映：以和为贵，不要再打，不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当时的局势下，和谈可能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一味谴责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反而无助于理性理解真实的历史。允当适度、不走极端的中华文化促成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进行人生价值观教育时必须要考虑整个时代背景与地区环境，才能使我们的价值观教育保持科学合理。步入21世纪，“多元文化”“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等一连串词汇的出现，影响着社会机构和社会规范秩序，冲击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历史教育是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阵地，发扬贵和尚中的中和精神，能融合古代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文化精髓，促进全人类的和谐进步，优化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近代史教学中，还有很多纠结的细节和问题，可以通过提炼传统文化的精神来重构、解释，例如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北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等。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包罗万象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近五千年，创造了无比灿烂的辉煌。培养未成年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与适应力，是历史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将传统文化渗透于教育教学，能跳出枯燥的狭隘的本本说教，营造充满文化氛围、人文情怀的历史课堂，提升课堂教学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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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7-6241（2017）07-0023-04

许伟，江苏省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文科室主任，教授级高级教师，历史特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新课程、中学历史教学。

张斌，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江阴华士高级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

【责任编辑：李婷轩】

2017-03-01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重点规划课题（批号B-b/2016/02/77）“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历史生态教学研究”及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课程教学改革重大研究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