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文学评论】

谈严歌苓小说中的异质文化身份建构

张海燕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作家严歌苓是当代北美移民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其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极度表现出了对自身文化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华的探寻意识。由于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严歌苓受到异族文化的冲击和熏陶，其在作品中表现出了自身的焦虑，甚至是自我怀疑。本文从严歌苓的经历和作品出发，详细分析严歌苓在作品中表现出的焦虑感，并对严歌苓作品中的主体意识进行阐述，探究严歌苓摆脱身份焦虑，并最终完成自我身份构建的过程。

严歌苓；异质文化；身份建构

一、严歌苓作品风格简介

严歌苓出生在中国上海，是著名的旅美作家之一，其作品有独特的魅力，对于东西方的文化都有独特的见解，作品中对于社会基层人物及边缘人物都表示出关怀，讲诉出不同时代人性复杂的一面。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家，她经历了从故乡到海外文化身份的转变，与本土不同的生活习惯，迫使她对生活的观察及人生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新的审视世界与自我的角度。和其他海外华文文学家一样，严歌苓在创作过程中，认定与追寻文化身份显得尤为重要。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曾经非常形象地对异域生活的生存情况做出了描述，并将其比喻成生命的移植。所以，在严歌苓创作的作品中，身份认同危机感几乎一直存在。例如，《红罗裙》中的卡罗、《小姨多鹤》中的多鹤、《风筝歌》中的英英等，这几部小说中的人物都存在一定的身份危机感，其可能与严歌苓的生存状态比较相似，所以她能够深刻体会到作为寄居者的生存困境。[1]

二、在异质文化中徘徊的边缘人

离婚后，严歌苓前往美国留学，其使严歌苓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故乡。在异域生活的严歌苓，是异域文化主流中的非中心化的个体，由于生存环境骤然发生改变，其失去了内在依托，与多数海外移民的文学家一样，在异域环境中陷入了孤零与漂泊的状态。在他世界的环境中，严歌苓想要对自我进行确认，我是从哪里来，终究要到哪里去？严歌苓因为这种不断涌现出来的自我审视与追问，最终陷入了焦虑的状态中。处于这一时段的严歌苓，其小说作品主要阐述了移民生活与边缘体验的披露。在留学的初期，严歌苓创作了多部短篇移民小说，如《女房东》《少女小渔》及《海那边》等。[2]

其中的一篇短篇小说叫《栗色头发》，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非常巧妙地为主人公设置了异常尽显错位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充分显露出刚到异国他乡的“我”和首次见面的“他”之间的尴尬，那种灵魂的游离被描述得淋漓尽致，“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学什么？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谢谢你，不用你开车送我。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我说：对呀，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你不必操心……”。作者安排这样一段对话，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都处于答非所问的非交流状态，两个人都处于急于掩饰自己内心的尴尬，并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这段对话虽然显得比较滑稽，但是总比沉默要好得多。在这段对话中，严歌苓并不是想要讽刺什么，只是单纯地在描述这种语言不通的交流状态，其实质上主要是强调语言作为文化之间的重要交流手段有着非常大的裂隙。在异质文化中游走的人们，大多数都存在着这种失语之痛，这也是异域生存的困境之一。[3]

三、严歌苓的主体意识重拾

1981年，严歌苓开始创作，最初期的作品有《雌性的草地》《绿血》等。在最开始的小说创作中，主要的叙述视角以女性知青为主。以《雌性的草地》这本小说来讲，作品中的叙述者常把写作动机描述出来，有时甚至将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对话，将叙述主体的张扬与自由直接体现出来。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家从移民生活开始，其写作视角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即都以移民的视角展开写作，都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与叙述者自身都以异国文化的闯入者展开，并逐渐失去原有身份认同。在叙述风格上，严歌苓已将初期叙述主体张扬的风格丢失，慢慢地以边缘人的角度对自我及他人进行审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女房东》《栗色头发》《少女小渔》及《红罗裙》等。[4]

严歌苓再婚以后，其创作的作品开始在美国获得多个奖项，并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严歌苓在美国留学初期经历了失我的状态后，她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后，开始找寻自我，这时，严歌苓的小说才开始再次回到对自我的反思，回到对女性体验进行描写的状态中，这一阶段的小说主体大多集中在反思移民的身份与追认自我身份上。如小说《扶桑》，这篇小说中的叙述人“我”，对两个故事进行了描述，其一是扶桑，其二便是叙述者自己经历的故事。在小说中，叙述人“我”时常出现，对于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进行反思，在不断地追问与反思之中，小说充分表现出“我”在精神层面上出现的质疑与困惑。以上这些都是作家在经历了移民的影响以后，对自我身份重新建构的过程。[5]

一般情况下，作家处于什么时期，其心理问题及文化身份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都能充分地展现出来，且作品中叙事手法的变化，在某种角度上也代表了作家的心理动态。在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中，叙事手法的转变，都源自严歌苓在不同阶段经历不同文化身份的变化，小说中叙述着“我”，经常往来于出场和缺席中，小说中最后关于叙述者“我”的重拾过程，就是严歌苓回归主体意识的过程。[6]

四、严歌苓文化身份的建构

所谓的文化身份，其实就是对某一个群体文化的认同。为了文化主体的解放，需要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追寻，获得一定的主体地位。自我文化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我需求，二是归属感，二者关系较为紧密，其中的归属感则更多体现了人们的文化心理。著名学者斯图亚特在多年的文化研究中表示，在自我之中藏有文化身份，其属于一种共有文化，体现了民族性和无意识性，从作家角度来说是不能够斩断或者挣脱的，同时直观地反应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脚步和文化共性。以上表述介绍了严歌苓的创作特色，在历经了焦虑和困惑之后，作者对自身文化和身份进行了深刻地理解和构建，促使严歌苓的艺术特色回归了中国文化中，追寻文化的根本。[7]长期的海外生活，使严歌苓深刻理解了中西方的差异，尤其是文化风格的差异，与此同时，在这种差异中，又发现了本民族的文字风格带有不可言说的魅力。

在作品中，严歌苓曾表示，“在自己的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给予了最深刻的烙印，那时也是人们逐渐形成自己世界观的阶段”。从此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严歌苓的早年生活中，传统的中国文化对其价值观和人生观都有深刻的影响，随后到达美国的初期阶段，使得严歌苓的创作思路产生焦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留在美国的严歌苓已然是而立之年，是一个拥有成熟思维的生命个体，多年的中华文化传统教育已经在她成长的路途中留下了太多的烙印，同时成就了严歌苓成熟的创作风格。在美国的时间里，严歌苓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生命中的中国特性，其坦白地诉说着自己的中国传统，让中国的文化底蕴作为自我身份的代表。[8]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作家的作品风格会受到创作环境的影响。严歌苓在自传中将自己比作是文学中的游牧民族，其中的游牧民族就是说在创作中被迫背离了本土文化，无论是心理还是地理因素，终将自己的作品搁置在了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成为寄居者，即两种文化都得不到认同，甚至最终被异族文化所同化。在移民作家中，严歌苓最终战胜了文化冲击，逐渐地追寻自我，回归了本土文化，在重新审视自我后，确立了自己的创作身份和创作风格。中西方文化差异改变了严歌苓，也正是这种差异和转变的过程，让严歌苓的创作经历得到了历练，从而形成了严歌苓独特的创作风格。

[1]吴淑波.在他者的时代构建自我——严歌苓作品中的文化身份书写[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

[2]吴敏.跨文化书写：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3]吴玉苗.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407-408.

[4]王博园.论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身份书写[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2.

[5]谢雯.永远的“寄居者”--谈谈严歌苓笔下移民形象的身份认同[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3，(7)：17.

[6]张素娣.“离散”和“融聚”：严歌苓与谭恩美小说比较[J].华文文学，2012，(5)：36-39.

[7]陈俏湄.异质文化语境中的周旋与迷失——小议严歌苓的《扶桑》[J].芒种，2016，(22)：71-79.

[8]王谦.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责任编辑：王崇】

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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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9-0056-03

2017-07-03

本文系山西大同大学“大同边塞诗歌研究”(项目编号：2015q16)；山西大同大学“移动媒介对地方文化传播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5Q21)的研究成果。

张海燕(1980-)，女，山西灵丘人，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