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柏楠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6000年到5000年间的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该文化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的西拉沐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两岸，地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以及河北省北部，分布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位于辽宁省西部朝阳市境内的牛河梁遗址为其核心，距今约5500年，遗址自1983年开始出掘，至今已发现了坛、庙、冢、台相结合的巨型礼仪建筑群以及造型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重要文物。这些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

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将牛河梁红山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对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化进行分析，解读其内涵，为其进行科学保护与展示提供理论基础。

社会是指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环境、人和文化。这三种要素通过生产关系派生出各种社会关系，并在一定的行为规范控制下从事活动，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和延续发展。

一、适宜的自然环境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人类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古人基本都是“逐水草而居”，以生活在有水的地方为先决条件。直到今天，水资源丰富的地方经济发展要领先于缺水的地区。红山文化也不例外，前文介绍过，红山文化区主要分布在西拉沐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两岸的广阔地区，其中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大凌河流域。

大凌河为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古称白狼水，全长近400公里，水量丰沛，流域面积广阔，流经之地风光秀丽，物产丰富，考古发现，10万年前就有“鸽子洞人”在此繁衍生息，之后与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共同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红山文化，创造了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高峰。

除了水源，适宜的气候条件也是远古时期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正逢“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时代，又叫“仰韶温暖期”。据科学家研究发现，仰韶暖期又名“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即在相同的纬度上，中国大暖期温度升高值是全球最大的地区，又是全球冬季升温最高的地区之一。距今8500年－3000年，即更新世晚期的末次冰期结束以后，全球处在气温升高的阶段，北半球森林带北移，山地树线升高，冰盖融化，海面迅速上升，河湖遍地，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13℃，比现在高3℃－5℃。约在距今5000－6000年左右，达到温度高峰，在黄河流域正当仰韶文化时期，而在东北地区，正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而距今5000年是一个分界线。5000年以前气候和温度明显上升，而从距今5000年开始，气温逐渐下降，干燥度增加。这也是红山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由于大暖期的来临，气温升高，气候变为暖湿，出现了适宜中国早期农业社会的自然环境，开始有更多的远古居民向气温高、水源充足的牛河梁一带迁徙聚居，原始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促进了新石器文化迅速取代旧石器文化，从而孕育出灿烂夺目的中国早期文明。可以说，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为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形成、繁盛和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特别是对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最适宜环境的客观条件。

作为红山文化发展的顶峰阶段，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发展和处于大暖期这个阶段息息相关。考古发现，红山文化时期，该区域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渔猎业和牧业，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2001年，中科院考古所在红山文化早期兴隆洼文化遗址提取的土样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谷粒，一种是糜子，一种是谷子，属人工栽培形态。经碳－14鉴定，距今已达7700年，红山文化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谷子、糜子的地区，说明当时的农业经济已达到较高水平。而在红山文化区发现的磨盘、磨棒、石锄、石镐等众多磨制和打制石器，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达到了一定阶段。植物考古专家研究指出，在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辽西史前居民所食植物类食物的比例为60%，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中晚期，植物类食物的比例已经增长到80%。由此可见，农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里发现了泥塑熊掌、鹰爪等残件，在积石冢里发现了蚕、鸟、猪龙等造型的玉器，在祭祀的灰坑里发现了鸡翅膀骨头等，在兴隆洼文化的墓地还出土了两头随葬的全猪，说明当时野生动物众多，驯化的动物也达到了一定数量。在红山文化区发现了渔猎经济常用的生活用具——刮削用细石器、渔叉、蚌器等工具，说明打渔捕猎已成为当时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他们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

正是基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原始农业得了大发展，渔猎业、牧业等经济形式并存，红山先民得以在西辽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生产、生活，从而创造出牛河梁红山文化。

二、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神——巫（首领）——普通氏族成员

牛河梁红山文化区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土地承载能力的提升，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实现氏部部落的扩大与繁荣。

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华文明起源是沿着“由巫而王，由祀而礼”的路径发展而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组成部分的牛河梁红山文化，正是遵循这一路径逐渐演化。

根据目前已发掘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的16个遗址点可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一个祭祀址，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是这一文化共同体敬天法祖的圣地。

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以老哈河中上游和大凌河中上游为中心，向南越过燕山，到达海河流域，向北达内蒙古兴安盟的霍林河畔，向西达张家口地区，向东达辽河西岸。在这一分布区内，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所在的辽西努鲁儿虎山谷，既属于大凌河流域，又距老哈河的河源不远，向北沿老哈河通往内蒙古赤峰地区，向东沿大凌河通向朝阳和阜新地区，向东北沿努鲁儿虎山山谷可通达内蒙古敖汉旗，向西沿大凌河西部支流经河北省承德地区，并越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以上这些地区都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地区，可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就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核心地区的中心部位。

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布看，朝阳牛河梁、河北省平泉县、内蒙古敖汉旗老虎山、喀拉沁旗、阜新县胡头沟、凌源田家沟等地发现了红山文化积石冢，它们都集中分布于大凌河流域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目前所知与积石冢有关的，只有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的一件彩陶筒形器，尚未有明确积石冢发现。可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及其相临地区，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积石冢分布最为密集、规模最大的中心区域。

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文物来看，在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发现了相当于人体3倍、2倍及真人大小的人物群像以及动物塑像、特异形陶器（塔形器）、熏炉盖，在第三、十六地点都发现了陶塑人像残件或残片，第三地点为一件人面残块，个体较真人略小，第十六地点为人上臂残件和足部残件一块，个体也较真人略小。这些人体偶像不仅个体较大，而且写实性较强，应都是被崇拜的偶像。此外，各积石冢上都发现了塔形器和其他特异形陶器。第二地点一号冢南部发现成片烧土面。第五地点发现红烧土建筑残块，成行排列的陶筒形器更是积石冢必不可少的部分。此外，在第五地点灰坑中发现了动物碎片和鸡翅骨，第二地点二号冢发现了猪骨和牛骨，这些都是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以上所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一个具有祭祀性质的遗址。

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区至今没有发现居住址却不断发现新的积石冢遗址点看，说明当时祭祀中心已从居住址分化出来，开始营建独立的祭坛、庙宇和陵墓区。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这样规模宏大、布局严格、有主有次的巨型建筑群，应是当时高等级的祭祀遗址群。它已不限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范围，更可能是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对共同先祖的祭祀地，而女神庙则是这个祭祀地的中心祭祀场所。

那么主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祭祀的人是谁呢？

一是巫。李泽厚先生说：远古时代的氏族首领，本即大巫师：他们通神明，有法力；能沟通天人，求雨治病，袪灾降福，领导氏族的生存发展。这就是所说的“闻天命”（从耳），发号令（从口），亦即“内圣外王”的本义。

巫术是原始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文化现象。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人类自身对世界认知能力的低下，在古人心中，认为天地之间有主宰整个世界的神灵，四季变迁、风云雨雪、自然灾害都由神来决定，因此，要想求雨、祛灾、祈福，必须求得神的庇护和保佑，由此产生了敬神的巫术，出现了带领部落全体成员实施这种巫术的人——巫。

殷商卜文中，巫字呈两手捧玉之形，为人事神状。根据《说文》释义：以玉事神为之巫。考古发现证实，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区积石冢里，发现了近200件红山文化玉器，在第二号地点、第五号地点、第十六号地点的中心大墓里，分别发现了玉环、玉璧、玉鳖、勾云形玉器、玉人、玉凤、玉镯、斜口筒形器等多件玉质纯正，个体较大，有特殊形制的玉器，这些玉器均无使用痕迹，非陶器、石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应该是祭祀时使用的通神工具。尤其是第十六号地点中心大墓发现的玉人，高18．6厘米，为平卧吸气状，圆脸，头部较大，五官刻画，双眼微闭，神情庄重，眉心有一凹陷，玉人双臂曲肘，双手五指张开抚在胸前，腹部鼓起，做祈祷状。对此，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来柱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出土玉人、玉凤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提出：“玉人为巫者形象，墓主人将其佩挂于腰际，表达一种怎样的含义呢？首先，在巫术意义上，接触性巫术讲求‘凡接触过的事物在脱离接触后仍继续发生相互作用’，即曾经接触过的事物就是永远相联结的事物，按照这一原则，墓主人将玉人佩挂于腰际就是希望在施法时能够得到前辈巫师或已逝的巫师的帮助，从而提升自己的法力，同时表明墓主人也是一个巫者，并可以和前辈巫师单独沟通；其次，在社会层面上，巫者通过对通神权的独占来取得对社会管理权的有效控制，墓主人腰挂玉人，表明墓主人是前辈巫师或祖先巫师的衣钵传人，继续享有对世俗权力（或人群共同体）的有效管理。”

二是当时部落首领。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也就是从神权向王权过渡的时期。所以主持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的人也可能是当时氏族部落的首领或管理者（大量民族学实证表明，巫者往往是氏族部落的首领或者管理者）。这也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区的坛、庙、冢祭祀内容和对象各有不同的原因。

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主要类型，它们分别展示了远古时期人们不同的祭祀内容和礼仪，反映了人们对天地、日月、祖先、神的认识。积石冢里所葬的死者是当时活着人们的祖先，墓祭的对象是最近的死者（是近“祖”），坛祭的对象是天和地，神庙祭的对象是被人们神化了的祖。

考古研究表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祭坛反映的主要是祭天祭地思想。远古时期，由于认知有限，天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权威象征，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具有不可抗拒的超自然力量。所以人们敬天﹑畏天，通过祭祀求得上天佑助。

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号地点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坛遗址，为三层阶台的圆坛状。每层都以排列的立石组成石界桩，形成了由外、中、内3周同心圆状石界桩庄圈框定的三层阶台，它们由外到内，逐渐高起，构成了祭坛的基础和轮廓。

天圆地方理念最早由春秋时的曾参提出，但这种意识或可产生于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三层圆祭坛恰好是天圆理念的最好诠释，它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区人们与天对话的神圣之地。

地方理念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统计发现，第二地点的1、5号冢为长方形，2号冢为正方形，4号冢则为方形和圆形的结合，第三地点为圆形，第五地点1号冢为正圆形，2号冢为长方形，夹在其中的祭坛为长方形，第十六地点积石冢为长方形。这种圆形冢、方形冢相结合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天地观。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展示出来的天圆地方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时期三层圆的天坛和方方正正的地坛，与其一脉相承。

积石冢祭祀的对象主要是人们的祖先（近祖）、当时的首领以及对人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英雄人物。《礼记·祭法》记载上古5类英雄人物：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据统计，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已编号的16个地点中，积石冢达11处之多。每处积石冢都有一座中心大墓，其余为附属小墓。中心大墓规模巨大，有的大墓四面起台阶，底铺石板，上盖石板，而小墓则很多为土圹墓，规模小，埋葬方式较为简陋，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等级差别，也说明大墓里埋葬的是当时部落里的最高统治者。目前牛河梁遗址共发掘61座墓葬，有随葬品的31座，其中只随葬玉器的达26座。而且中心大墓随葬玉器多，二号地点1号冢21号墓随葬的玉器多达21件，很多小墓则一件也没有，而生前拥有、死后随葬这些玉器的人当是当时的王或首领。

除了当时的部落最高统治者，各积石冢安葬和祭拜的还有自己的祖先。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埋葬的众多二次葬墓主，可能就是当时红山各部落人的祖先，而为他们迁墓的人当为这些部落的掌权首领。据统计，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共发现73具人体，其中二次葬人体达18具之多。由此可见，当时一些部落首领在自己的部落稳定和壮大之后，不仅将祖先遗骨从异地迁到高规格、高等级的祭祀中心，而且有些墓葬还随葬玉器，受到后人祭拜。

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超越了最初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阶段，发展到了更高级的祖先崇拜阶段，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敬祖祭神，祭拜所有人共同的祖先，女神庙已成为红山文化广阔区域内所有人的朝圣之地，是红山文化统一区域里各部族人民精神寄托的场所。

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氏族部落的巫（首领）以玉通神，通过巫术礼仪，将普通氏族成员组织到一起生产和生活，向他们传达神的指示和发号施令，建立秩序与规范，因而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成为后世周礼的肇始。

三、牛河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高峰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属性，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它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对文化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文化对社会的作用也是广泛而深刻的。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牛河梁红山文化创造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高峰。

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发现，实践了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理论，打破了学界传统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起源地理论，从而使中华文明的起源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北方的辽河流域。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与其他诸如大汶口文化、大河湾文化等一起，成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找到了实物证据。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为从夏商周开始，约4000年历史，红山文化的发现，印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四大文明古国。

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用强权和暴力进行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外，以祭祀形式协商解决各种矛盾是当时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国语·楚语下》记载，上古人们的敬神情况大体经过“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恰好与红山文化社会祭祀的情况相吻合。

“民神不杂”的阶段，正值原始社会公有制阶段，敬情的事情主要由少数人来完成，所以出现了专门的男觋、女巫。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家庭的产生，社会的进步和个人意识的增强，家庭供神的条件渐趋具备。每个家庭都出现了各自需供奉的神，因此，进入了“民神杂糅”阶段。家庭产生要求分散，国家产生要求集中，围绕祭祀产生很多矛盾，因此，出现了“绝地天通”、集中敬神的时代需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就是把分散的祭祀统一为集中祭祀的最好实证。

据《尚书·周书·吕刑》和《国语·楚天下》记载，颛顼大帝进行了大规模的原始宗教改革，将神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改变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局面，杜绝了神和民之间随意的直接沟通，即“绝地天通”。为《资治通鉴》做注解的宋元时期的胡三省通过考证认为，颛顼生活的地方在今朝阳北票市一带，此地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百公里左右，此种考证或可作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祭祀中心的另一实证。据此可以推测，当时能够进入女神庙祭祀的是极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另外从女神庙的规模及供奉众多人神和动物神后的空间也可以作出推断，女神庙不会容纳太多人一起进入）。这个人独掌神权，甚至可能是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政权和神权开始合二为一。这个过程成为中国礼制度的肇始。女神庙这个重要的宗教场所或许为中国礼制度肇始、进而为中华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场所和物证。

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红山先民集中智慧，创造了建筑、服饰、玉器陶器制作文化等诸多文化奇迹，对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美术史、建筑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位于牛河梁红山文化区中心位置的女神庙，建筑构思新颖，有主室有侧室，有前室有后室，立木为柱，中间填草，内外敷泥，最后在建筑物表面施以彩绘，构思奇巧，与《尔雅·释宫》记载的“室有东西厢曰庙”不谋而合，是后世宗庙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布局的渊源。

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服饰文化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遮风御寒虽仍以兽毛皮为主，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古表明，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部有冠和带饰，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人腰部系扎腰带，牛河梁第五地点出土的陶人穿上了靴鞋。此外该文化区出土的玉蚕器是服饰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据。传说“嫘祖始蚕”，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第五地点地层中各出土蚕玉器一件，田家沟红山文化出土蚕玉器一件，建平东山岗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蚕玉器一件，赤峰市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也出土蚕玉器一件。这说明红山文化区是最早养蚕和利用蚕丝的地区，而且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掌握蚕桑技术的国家提供了证据。

作为中国古代两大玉器中心之一，牛河梁红山文化区的制玉技术是中国早期制玉史的高峰。该区域出土了一大批加工精湛、造型生动别致且象征意义丰富的玉器。造型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肥首大耳、圆睛怒睁、吻部前突、口微张、背部卷曲如环的玉猪龙，脸廓圆圆、柳肩、细腰、肥臀的玉人，阔嘴、长喙、长颈、长翅、短腿、绒羽发达的玉凤，此外，还有玉龟、玉鸮、玉鱼、兽形玉、兽首三孔器和兽首玉璜等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采用多种制作技术，切割与打制、雕纹配合；浅雕和浮雕互为补充；钻孔技术、抛光技术独一无二……红山文化先民已经熟练掌握高难度且精湛的琢玉技艺，“显示了红山文化中发达的玉科学技术，也是当时社会中最尖端的科技”。

此外，红山文化区的陶器文化也非常发达。陶器数量众多，众多遗址中均有发现。陶器特点鲜明：兼有泥质陶、彩陶、夹砂陶等多种材质，彩陶占有相当的数量，黑彩常见，还有红、紫彩等颜色；多压印之字纹、篦点纹、龙鳞形纹、勾连花卉纹、直线纹和平行线纹等图案，压印之字纹、龙鳞形纹、勾连花卉纹是主要风格，压印之字纹多出现在筒形罐上，这是红山文化陶器的主要特点；分罐、盆、瓮、筒形器、尊形器、碗、钵等种类，筒形罐为基本器形，口大底小，魏家窝铺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筒形罐，后演变成筒形器。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无底筒形器，寄托了先民“绝地通天”宗教理念。

四、牛河梁红山文化的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牛河梁红山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走向衰落。

前文已经介绍过，温暖湿润、水草丰美的自然环境是红山文化快速发展并达到一定高度的客观原因。而自然环境的恶化则是该地区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科研人员发现，浑善达克沙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源，距今约4200年前，北半球的气候整体上呈干旱化趋势，位于沙地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向沙地内部溯源侵蚀加剧，使沙地地下水位下降30米左右。而在此之前，这片沙地湖泊成群，连接湖泊之间的河流往北流，并注入位于北部的达里诺尔湖。但由于水系的改变，造成了这一地区的湖泊快速消退，气候渐趋干旱。

土地沙化，水源减少，气候变冷，诸多因素成为红山文化区先民南迁的重要原因。自然环境的恶化促使一度繁华的文明渐渐衰落，相反，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随着环境的恶化，红山文化区已不能承载过多的人口，人口和自然资源、物质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同时由于与仰韶文化等中原文化的融合、碰撞，在该区域存续下来的夏家店文化影响力渐趋缩小，创造中华文明起源阶段一个高峰的红山文化融入到更广阔的文化圈中。

[1][2][3][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11.

[5]吕学明,朱达著.重现女神——牛河梁遗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

[6][7]雷广臻著.红山文化及其影响.沈阳出版社,2009.

[8][1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12.

[9]孙柏楠.论牛河梁遗址蕴含的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论界,2013,2.

[10]苏秉琦著.苏秉琦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9.

[11][12][13][14][16]郭善兵著.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