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璇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136）

蔡元培与近代大学
——以近代北京大学建设与改革为中心

王佩璇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136）

蔡元培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通过兼容并包、自由民主的思想精神，先进的教授领导制等教育管理制度以及其公正严明的高尚品格，树立近代北京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传统美德，建设民主大学制度，一生为学术、教育救国而努力，蔡元培先生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

教授领导制 兼容并包 民主教育 管理制度 近代大学

蔡元培（1868—1940），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一生重视教育，对中国教育事业贡献巨大，维新失败让其意识到培养革新人才的重要性，故开展一系列勇于革新的教育活动，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采取新教授方法，亲自编订学习内容，从浅至深，给学生很大自由发展空间，启发其爱国和民权思想，1901年组织爱国女校，1902年组织爱国学社，参与创办《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以爱国教育为中心展开一系列活动，1907—1911年留学德国，1912—1916年继续在德、法等国家学习西方近代教育，一心想以教育事业挽救中国，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秉持兼容并包学术为主的思想开展以北京大学为主的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建设。

一、近代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中华文明自古闻名遐迩，自汉代设立太学，隋建国子监（直到京师大学堂设立后废止），中国古代封建学院建设较早，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大学建设较晚。

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内部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器物和科学技术层面学习西方。在此期间清政府于总理衙门下设京师同文馆（1862），这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学校，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雏形。

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设了北洋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种，均为四年卒业。1897年，盛宣怀根据李氏三段制提议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设外院、中院和上院。北洋西学堂的头等学堂和南洋公学的上院，算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雏形。

19世纪末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展戊戌维新运动，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进行革新，废除科举、兴建新式学堂，这成为维新时期教育方面的重要内容。

1989年，光绪帝下令创办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大学的开端，但京师大学堂仍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离近代大学的要求甚远。

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推荐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并提出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不久之后又冠以“国立”两字，从此中国开始了对近代大学的建设。

二、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建设

1.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思想建设。

（1）“学术为主”的大学宗旨。蔡元培先生为了改变北大的腐败氛围，做了很多贡献，初任校长演说时就告诫北大学子“认清大学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规。”[1]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办学宗旨的第一次阐述，告诫北大学子摆正心态，要以学术为主。

（2）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建设大学。蔡元培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构。”[3]357“网罗众家”，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这是蔡元培对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解释与概括。

蔡元培认为：“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学术思想问题，应当“任吾人自由讨论。”[4]所以在选择北大教师时，表现的开明、合理、公正，除了选用大量新派人物外，同时也聘请辜鸿铭、刘师培和黄侃等旧派学者，这引起了新学派的反对，但蔡元培解释到：“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5]1603这不仅体现蔡元培的个人素养，更体现了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以学术、才能、品德挑选人才，使得当时北大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学术讨论十分热烈，促进北大思想与学术真正的自由发展，培养学生独立选择、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独立研究能力。

蔡元培对待中西文化上仍采取“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主旨，曾说过“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6]所以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收录“世界的科学取得最新的成就”，对外国文化思想吸收上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改造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意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蔡先生对文化以及教育的发展绝对是不偏不私的，体现其学术思想的高深，为近代大学对待外来文化建立科学思想。

2.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建设实施

（1）大学管理制度体系改革。教授治校发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是西方大学的传统管理模式，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对学校人事制度进行了改革。

蔡元培说：“我初到北京大学，认为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和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认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物，均取会议制。”[7]这是他改革领导体制的出发点和设想，并逐步在北大实现。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均须经评议会通过，拥有很大的权力。

1919年实行分系制后，由各系成立教授会，并设想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以保证民主制的实施和防止个人专权。1919年3月，学校评议会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准备成立统一的教务处，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协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任期一年。

1919年9月，向师生宣布了进一步整顿和健全学校组织的计划，并成立组织委员会，12月起草并经评议会讨论通过了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进一步健全学校的领导机构。按照这个章程，除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外，还建立了几个分支机构，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议的事项，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长。设立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互相推选教务长一人，任期一年，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这样北大基本确立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

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全校统一管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曾一度中止。近些年来，随着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教授治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蔡元培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非常推崇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8]因此在学与术的问题上，她主张“以学为基本，术为支杆”，认为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因而“不可不求其相应”，同时，他又强调“学”重“术”，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之间，他是重“纯粹的科学”研究的。因此他主张在学校的设置上应有所分工，不必各科兼备。“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9]216

以扩充文理科为主的改革，原来北大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欲以有限之经费，博多科之体面，其流弊必至如此。”[10]576所以蔡元培在文科原本有中国哲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基础上增添中国史学门，外文文学基础之上增添法、德、俄文学，理科在数、理、化学科之外，增设地质学门。通过一系列政策促使北京大学形成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高质量的大学。

蔡元培发现学科之间互相渗透和相互交叉的特点，如他认为心理学属于哲学，而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地理学、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则属于理科等，所以蔡元培主张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主的大学外，还提出需要融通文、理两科的界限。

1919年，采取分系制，废文、理、法科之名，改门为系，全校共设14个系，即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德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等，这种形式在现今的大学建设中仍保留着。

蔡元培认为：“年纪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11]30因此，他极力主张仿效美国大学单位制，采用选科制。

具体内容则为，旧学制规定各科课程，均系必修科目，新学制规定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为一单位，本科学生应学80单位，一半为必修科，一半为选修科（理工科酌量减少），学满即可毕业，不必限制年限，选修科也可以兼选他系课程。这就打破了对学生的束缚，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喜好开设课程，从而使其发挥才能，使得成绩优异的学生能及时被发现并更快地成长，当然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课的研究深度和精度，但综合来说这项措施是我国大学教育上的一个进步。

在设计课程安排上，蔡先生注重全面发展，重视体育、美育、品德，认为体育与提高国民体质和军队发达有密切联系，从而能促国家发展，为此他积极开展体育事业，促进体育教育的发展，1917年5月组织技击会，1917年12月学生自发体育会，开始了较有系统的球类和田径的训练。1919年秋，开始实行新生入校体检的规定，1923年－1924年进行军事常识的教育，1935年体育课正式列为必修课。

蔡元培也十分重视美育与品德的发展。1928年1月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描写大学院成立以来，需要完成的三件事，其中就强调要培养对艺术的兴趣，陶冶人的情操，养成高尚而勇敢的品性，学院设艺术教育委员会，设音乐院，建立美术馆，开展美术展览会。

从蔡先生的课程全面安排来看，蔡先生是希望中华民族可以全面发展，培养民族气节，从而不断振兴祖国。

（3）创办北大研究所。蔡元培认为大学应该研究高深学问，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大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12]“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13]60

办研究所主要是为提高教学素质，提高学术兴趣，促进教育的深入研究。1917年底分别成立文、理、法研究所，1919年设地质学研究所，1921年改组研究所分别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文学，1922年设立研究所国学门，研究中国的文、史、哲、语言、考古学等方面，并且分别设有奖学金，资助专门研究院，北京大学研究所是中国高校中建设最早的，研究所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雏形。

（4）民主教育思想的传播与实践。20世纪初期，虽然近代思想感染着封建中国，但是这个沉重的枷锁仍然还在，男女同校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讨论。面对着教育部、军阀方面的限制，蔡元培以《大学令》中没有规定女子不得入校为依据，勇敢地公开发表言论，表明对男女同校的支持。1919年3月在天津青年会的讲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教育之革新，易如何奋勉耶？”表达了对中国封建风俗的痛心，并于1920年公开向社会表示北大招收女生。1919年就有邓春兰写信求学，由于当时环境原因并没成功。1920年，成功招收江苏女学生王兰作为旁听生，因此男女同校成为当时一种潮流，除了北大之外还有其他大学招收女学生，即使当时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尤其是思想的禁锢、军阀和国家的限制，但是谁也阻挡不了这股潮流了。

蔡元培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对人才需求的急迫性，想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接受先进的教育，所以制定旁听生制度，规定：“本科各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旁听生得依其志愿，于各系选听愿习之功课。”“旁听生按正科生所需要，听满应习之单位，并随同考试及格者得请将预科所有功课补行考试，及格后改称正科生，一律给予毕业文凭。”[14]还有一些没有办证件“溜”进北大的旁听生，经常在窗口、门旁“偷”听，但在那个时期这类旁听生一样不受歧视，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听讲。这是蔡先生在平民教育思想上的一个重要体现。

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导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并在开学典礼上强调“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一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他认为夜校的好处，有益于现在的工作，有益于他种职业之预备，“若就性之所近，力求进步，一未尝不可成为学者，为乡村学校教师。”[15]

（5）创办北大学报。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重在启发学生有研究的兴趣，求得新知，“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16]。所以开始创办大学报刊，1919年1月正式创办《北京大学月刊》，专门刊登北京大学师生的文章，内容以刊登学术论文，“介绍东西方最新最好的学术思想为主”，由于刊登新旧学派的内容，内容和排版问题时常有争议，所以各研究所轮流编辑，1922年，学校评议会议决出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文艺四种季刊，分别组成四种季刊编辑委员会。这种通过学校期刊促进新思想、新浪潮的传播的大学风俗，保留至今。

三、蔡元培对近现代大学及其近代教育的影响

蔡元培一生都在为教育奋斗着，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在中国试建欧洲教育制度，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他是伟大的教育实践者。

蔡元培对近代大学的建立，贡献较突出的则是其为北京大学留下的精神财富，那就是民主、自由、兼容，正是在这自由的土壤上发生了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也正是在这块自由土壤上，李大钊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唯物辩证思想，也正是在这自由的地方，建立起了中国真正的近现代制度的综合大学。

正因蔡先生，北京大学形成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局面，学生开始独立思考，打破一己之见，一家之言的境遇，促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正因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近代大学教育才在风雨飘摇的民国生根发芽，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大学制度体系。

[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J].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

[2]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J].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

[3]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M].长沙：岳麓书社，2010.

[4]蔡元培.在南开学校联合讲演会演说词[J].敬业学报，1917.

[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7]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J].北京大学日刊，1919-09-22.

[8]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J].东方杂志，1917，第14卷第4号.

[9]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0]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1]蔡元培.传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2]蔡元培.何谓文化[J].北京大学日刊，1921-02-14.

[13]蔡元培.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J].教育，2010（22）.

[14]蔡元培.北京大学日刊，1919-08-23.

[15]蔡元培.北京大学日刊，1918-04-16.

[16]马燕.《法政学报》周年纪念演说词·蔡元培讲演集[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Cai Yuanpei and Modern Chinese College System --Centering 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Modern Beijing University

Wang Peixuan
（History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Cai Yuanpei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work in the Imperial Academy to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he has been concentrating on the case of education.He abolished the feudal educa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absorbing abroad excellent ideal and system,building free and democratic ideal,promoting the system of professor leadership and so on.He has spent all life in building education and our country.

professor leadership;absorb excellent ideal and system;democratic education;management system;modern university

K825.46

A

2016-11-06

王佩璇，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