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瑞士著名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对在其代表作《老妇还乡》中，塑造了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女主角——亿万富婆克莱尔·察哈纳西安。这位女主角身份特殊，在不同场合更是展现了不同形象：首先，她是“世界上一个最有钱的女人”；其次，在还乡居伦的当天晚上，她摇身一变成为原告，提出了自己多年前遭受的冤屈，并要求全镇居民为自己“伸张正义”：“我给你们十个亿的钱，用这个代价来为我买得公道”。然而，她要求的正义却是以一场复仇、一桩私刑来实现的：“只要有谁把阿尔弗雷德·伊尔杀死，我就给居伦十个亿的钱”。无论是要求伸张正义的原告形象，还是露出了复仇女神的本来面目，克莱尔的复仇计划都得靠她 “世界首富”的权力去实现。在本剧中，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暗流涌动，并与正义、复仇两大主题产生了有机互动，把整个居伦小镇推向人性堕落的深渊，正如克莱尔的断言（“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镇民们虽然一开始“以人性的名义”拒绝了她的要求，到最后还是“对人道主义的信念无能为力”。

本文借助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中与正义性相关的理论，运用文本内细读法，论述资本的结构性暴力如何裹挟民众与人文信念，摧毁一切抵抗力量，最终实现了老妇的复仇，导致正义崩坏。

1 “世界上一个最有钱的女人”——资本的力量

克莱尔还未登场，便已在居伦小镇居民的口耳相传中成为传奇：整个小镇破败荒凉，濒临破产，即将返乡的富婆是拯救他们脱贫的最后希望，在他们眼中，克莱尔甚至被等同于救世主/上帝：

市长：先生们，这位亿万女富翁是我们惟一的希望了。

牧师：除了上帝。

市长：除了上帝。

教师：可上帝并不给我们钱。

画家：它把我们给忘了。

而当他们看见克莱尔随便给出的打赏就超过几千元，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此时，克莱尔凭借着自己的庞大资产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全能”的印象。克莱尔在居民心中的这种“全能性”/“神性”，更是通过她外貌上的“非人性”得到了强化：她的四肢已经被象牙制成的可拆卸的假肢所代替，甚至“身上的一切都是假的”，因为她“在阿富汗……遭遇到一次飞机失事，……作为惟一的幸存者从飞机残骸中爬了出来，……是死不了的。”迪伦马特自己也在剧本的出版后记中写道：“然而，由于她在人类秩序之外生活，她已变成了某种不可改变的、僵化的东西，不再有任何发展了，她根本已经石化了，她本身已成了一尊石头的偶像。”她的“不死性”、她的僵化（或者说物化）以及非人性的形象，都是她超脱了人类秩序，或者说达到了某种“神性”的必然结果。克莱尔身上的这种“神性/非人性”，隐喻了她所代表的“一种无名的资本的力量”，她俨然成为了“拟人化的资产和拟人化的力量”。居伦人面对这种压倒一切的结构性暴力，自然从一开始就占了下风。克莱尔到达以前，我们从他们口中听到了一系列如 “倒闭”、“破产”、“关掉了”、“救济”、“挣扎度日”、“慢慢饿死” 等词汇，营造出小镇萧条的景象。但是，居伦的经济衰败却是一个“谜”，因为“眼下全国都很繁荣，偏偏居伦连同阳光广场冶炼厂整个儿破产了”。

2 “一具尸体来换全城的繁荣”——复仇的手段

克莱尔返乡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用自己的“金钱势力安排世界秩序”，为了向曾经的恋人和整个小镇复仇，她坦言“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妓院”。而经过了多年精心细致的策划，步步为营的算计，她终于用自己的财富浇灌出这朵复仇之花。

第三幕的开场，小镇的教师和医生拜访克莱尔，向克莱尔提出一笔交易，希望克莱尔向小镇进行投资，而不是用十个亿诱惑居伦民众进行一场集体谋杀。然而克莱尔的回答却揭示了她对居伦的算计，原来一早已经开始，更解释了在全国繁荣的背景下，独独小镇衰败的原因：“它们都属于我的了。包括所有的工厂以及……整个小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统统归于我的名下了。我让我的经纪人把那一大堆破烂全给包圆儿了，把所有的工厂都关闭了。你们的希望不过是一种妄想，你们的坚韧精神是毫无意义的，你们的自我牺牲精神表明你们的愚蠢，你们整个一生都白过了。”也是在这时候，克莱尔才第一次展现对小镇的仇恨：“居伦人全都在我背后做着鬼脸讥笑我……这时我发誓说，有朝一日我会回来的。现在我回来了。现在，条件得由我来决定，交易由我来拍板。”而她对小镇的复仇判决则是：“我要居伦城搞一起谋杀，要它拿一具尸体来换取全城的繁荣”。

至此，克莱尔完成了复仇的第一步，她用自己的资本有计划地让居伦衰败下去。到达小镇以后，她更是祭出了“债务”这一“杀手锏”，将伊尔和居伦彻底地推向了深渊。

在欢迎晚宴上，克莱尔的集体谋杀提议遭到了市长“以人性的名义”义正辞严地拒绝，对此她只是简短地回答：“我等着”。伊尔对此也非常乐观，相信“整个居伦城都站在我这一边”。然而他渐渐发现，居民们都通过赊账的方式买到了各种更贵更好的商品，而这些商品都不是他们买得起的。伊尔不禁气急败坏地问众人：“你们打算用什么还账？”而换来的是沉默。对此大家其实心照不宣：“全城的人都在赊欠，用赊欠的办法来提高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杀死我的必要。而那个女人……她只要等着就行。”伊尔在警察局绝望的呼喊，正呼应了克莱尔在第一幕结尾的那句“我等着。”

通过诱惑全镇居民赊账提高生活水平，克莱尔一步步将伊尔的利益与小镇其他居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伊尔分别向小镇的警察、市长和牧师求助，都一一被拒。如果说克莱尔象征着大资本的力量，上述小镇的人物则隐喻着司法、政治和宗教力量，它们逐一向资本的结构暴力性俯首称臣：“居伦小镇的秩序，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和谐，在克莱尔到达后开始崩溃”。虽然小镇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念，但牧师警告伊尔快逃跑这一举动，则象征着小镇最后的一点良知还未消失，只是时间不多了：“逃跑吧！我们是软弱的，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我们都是软弱的。快逃吧！钟声正在居伦鸣叫，这是背叛的钟声啊。快逃吧！你不要留在这里，免得我们受诱惑。”

象征着知识分子的教师，是最后放弃抵抗的：“人们会杀死您。这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您自己也老早就明白了，尽管在居伦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这诱惑实在太大了，而我们的贫穷也委实太难耐了。但是我知道得还要多，那就是我自己也会跟着干的。我感觉到我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谋杀犯的。我对人道主义的信念是无能为力的。”随后，伊尔发现自家人也开始了赊账度日。此时的伊尔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小镇居民的权益已经产生了完全的对立，居民只有接受克莱尔的十亿捐款才能不坠入经济上的万劫不复，而得到捐款的唯一途径只有杀死他。克莱尔的复仇眼看就要成功了：在肉体上消灭伊尔，在道德上消灭居伦。此时的伊尔，才真正接受了第二幕结尾那句绝望的呼喊：“我完了！”

3 “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正义的两难

上述分析揭示了克莱尔的复仇大计的核心：她让两个正义问题纠缠到一起，让其彼此影响，最终导致居伦全体居民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的正义问题。这两个正义问题分别是应报式正义（restributive justice）和分配式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前者在剧中一目了然，也就是克莱尔的诉求：通过对作假证的伊尔的惩罚，为自己所遭受到的不公判决作出赔偿。她通过金钱的手段，“就像古代那位女英雄”，要求得到 “绝对的公正”——即所谓的“同态复仇”（Lex talionis，也就是著名的以眼还眼原则）。她失去女儿，堕落风尘的不幸恰恰是由“一个法官，一个被告，两个假证人”所制造的冤案造成的。两个被伊尔买通的假证人被她挖去了双眼，因为他们破坏了誓言；他们还被割掉了生殖器，因为他们撒谎与她通奸。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的小镇居民被她判处施行集体谋杀；而对于主犯伊尔，她则说出了以下判词：“我爱过你，而你背叛了我。但我没有忘记这场关于生活、关于爱情、关于信任的梦，这场一度是实实在在的梦。我现在要用我的几十亿金钱，把这个梦重新建立起来，我要通过毁灭你来改变过去。”

剧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则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它始于居伦人民开始赊账度日，从此伊尔的生存权与镇民权益的对立开始越来越鲜明。随着居伦债台进一步高筑，冲突的核心不再是小镇能否重新繁荣，而成了生死存亡之争：如果伊尔不死，全镇人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无可调和的矛盾背后自然是克莱尔的精心策划。

这两个正义问题彼此纠缠，又彼此促进。假如伊尔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居伦的居民不会如此轻易地导向克莱尔那边并心安理得地犯下这场集体谋杀。克莱尔的同态复仇式的正义与居民们的分配正义取得了一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最好的借口：“这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出于良心！”他们在接受捐款的大会上面对媒体记者高喊出了这句口号。另一方面，如果克莱尔没有把居伦弄到如此萧条又债台高筑的境地，全镇居民也不一定会犯下这桩集体谋杀。分配正义的问题为居民提供了坚实的犯罪动机，而集体的行动，则最大程度的分薄了个体的负罪感。

4 结语

通过创造这么一个道德困境的实验并将它搬上舞台，迪伦马特深刻地批判了正义信念在面对资本的结构性暴力时的软弱无力。功利主义者大概会接受克莱尔的捐款，因为那可以“增加最大的善”，即便要牺牲一个人的性命；诺奇克虽然认为个人的权利居于更为优先、更为根本的地位，国家在所有的个人之间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强行剥夺另一部分人，哪怕其动机是善意的也不行。但他不认同国家对自由经济市场的干预，允许极端贫富差距的存在，所以也无法解决此道德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也就是允许社会的分配不公，但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最少受惠者的利益。这么看来，居伦的集体谋杀就绝对不是“正义的判决”，而是一种私刑。然而罗尔斯的理论最受攻击的地方是：他认为经济的不平等对个人自由度的影响很小，这既不符合我们的历史经验，运用到这部剧中也略显天真，不可能实际解决问题。

资本的结构性暴力对正义的伤害，是这部剧的核心批判：“我还知道，有朝一日也会有某个老太婆来到我们中间，像现在要弄死您那样弄死我们，而且很快，也许只有几个小时”。迪伦马特通过剧中教师振聋发聩的呼喊提醒观众，要时时刻刻警惕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这部剧并不是创造了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因为类似的伤害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1][德]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老妇还乡[M].叶廷芳，韩瑞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德]汉斯·班齐格.《弗里希与迪伦马特》.伯尔尼/慕尼黑，1967.

[3][美]罗格·A·克罗克特.《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哥伦比亚，1998.

[4][德]温弗里德·亨奈斯.《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传》.见：海因茨·路德维希·阿诺德主编：《文学与评论》第50/51期《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I》慕尼黑.1967.